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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学校老师中出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有的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比较年轻，主动靠拢组织，迫切要求进步，要在反右的斗争中充分表现，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尤其是有的出身于地主剥削阶级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师，为了躲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就拼命地冲到运动的前列，在政治上多多的表现，死命地去揭发、检举、批斗“右派”，把火烧向别人，以保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其中当时表现得最露骨，最像“左”派的还数后来成为高中语文老师的颜“秃顶”（学生们送给他的绰号）。他个子不高长一个中年秃顶发亮的脑门，两颗不大的眼珠却能发出闪闪狡黠的目光，在运动中他表现积极，靠近组织，隔三叉五的去向上级汇报，讨好领导，诋毁同事，中伤他人，专爱做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当时，学校的批斗大会经常放在被改作学生饭堂的大殿里。这是一座高大的孔庙殿堂，里面空当而又阴森，利用此处批斗“右派”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口号声，不断地在大殿里回响，不仅助长了师生的批判声势，同时也加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甚至还可以使被批斗者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如陷重围。
当年，学校的“右派”多是在这里被批判的。
尤其在批斗一位姓祁的历史老师时，因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他在学生中又曾讲过：“解放前，他姐姐出嫁陪送的嫁妆中，有一把美国制造的梳子，用了多年至今还乌黑发亮，坚固如新。”这种宣扬美帝，崇洋媚外的言论，在那突出政治“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里，是非常反动的，绝对不能允许的。因而激起了师生们的极大愤怒，进行了大批特批，有的上去压低了他的脑袋，有的上前厉声地训斥，斗得他手足无措，狼狈不堪。
此时，我们的“秃顶”颜老师斗兴正浓，趁机发言，他站出来用自身说教对祁老师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他先表白自已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现在已深刻地认识到剥削阶级的罪恶，并表示悔恨和耻辱。他声泪俱下的表明要向党交心，在这场反右斗争中与他的地主家庭决裂，无情地揭露检举“右派”分子的反党罪行，与广大师生一道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夺取反右斗争的最后胜利。“秃顶”颜一番精彩绝伦的表演，博得一阵喝彩！
在此期间，他还分别参加对采用漫画形式攻击农村合作社不关心妇女，让孕妇下地干活的美术老师牛清洲和大学生“右派”杨嘉桂、唐思成等人进行了多次的批斗。
当时，一旦被打成“右派”瞬间就上升为敌我矛盾，由人民老师变成了阶级敌人，丧失了老师做人的尊严，并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右派”除了被批斗，还要进行劳动改选，在校反右工作组的监控下进行检查、回报。
他们一早起来就要去清理厕所，打扫校园和饭堂卫生，学校里的一些脏活累活都是叫“右派”去干，当时他们所处的地位连学校的勤杂工都不如。
早在1953年，州东小学上初小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咸宁小学上高小的时候，虽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但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在班里名列前矛。曾经两年担任少先队的大队干部，每逢“六一”、“十一”学校开大会时，多是由我担当司仪主持大会，有时还代表学生在会上发言，在学校里可以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上初中后，因为课程增多，加上我开始偏爱文学和美术，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看一些课外书籍。在周末、星期天穿城到北关外的县文化馆图书室看书看报，翻阅资料，慢慢地对政治进步和靠拢组织已无兴趣。
决心多学些知识，长大后做一个自食其力，脚踏实地的人。
当年，我们初中的美术课是一个叫牛清洲的老师任教。他是安徽涡阳曹市集人，年近四十，中等身材，较为清瘦，一对不大的眼睛却能抓住素描的特征。他擅长国画，又能搞些油画的写生。
当时，我在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常到他那里练习素描和学画人物、山水、花鸟的绘画技能，有时还跟着他学画徐悲鸿的《奔马图》和齐白石的《群虾图》，对我的绘画知识和绘画技能均有提高。
1957年开始反右时，他因画了一幅挺着大肚子的农村社员孕妇，下地干活的漫画，落下了攻击农业合作化的罪名，从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因此他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每天与另外几个“右派”一齐去干掏厕所、打扫卫生的杂活。
下半年，学校为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继续揭批新的揪出来的“右派”罪行，校党委、反右工作组竟然把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牛清洲给叫回来，让他在校政治处的会议室里，根据别人的揭发材料用漫画的形式给画出来，以便师生们对新打成的“右派”进行批斗。
因时间紧促，他一人无法完成，反右工作组通知班主任让我每天上完课，在下午和晚上到会议室帮他一起画。
我们根据工作组提供的新的“右派”反党材料，他在前面勾草图，我在后面用毛笔勾线条，然后上色，还要在图的下方配上文字说明。一幅幅的画面如同连环画一样，既简单而又明了。
当时，我虽然忙于学习无暇主动靠拢组织，但这次却是组织上主动找我的，表明了在反右斗争中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对你的考验，我固然是不敢拒绝的。
而牛老师前不久因画漫画而获罪，现在反右工作组又把他抽回来，利用他的一技之长，让其画出漫画去揭露新打成的“右派”罪行，这叫做立功赎罪，以毒攻毒。他当然不敢怠慢，十分认真，谨慎小心的去画，以图换来组织上能够对他有一个改造良好的认定。
在连续一周的绘画中，他甚至废寝忘食，不知劳累，有时在晚上十一点钟，学生下了晚自习课，已经息灯就寝，我们俩仍在会议室里画。他是那么的认真，一丝不苟，不仅构图要形象逼真，同时内容还要附合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可是事与愿违。在我们画完几十幅批判用的漫画后，学校也都全部采用，有力地配合了反右斗争。但是牛清洲的罪过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升级——由“右派”变为“极右”，两个月后以反革命罪被县公安局逮捕，判刑入狱，弄得家庭破裂，妻离子散。
直至二十多年后，冤案才被平反昭雪。然而此时的他已是年过花甲，老态龙钟，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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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三）
第三节
反右斗争在我们学校激烈地进行，从教师的队伍中打了几个“右派”，但此时并没有忘记上海送来的两个大学生“右派”，对他们也分别进行了清算。
一个是个子较高、身材瘦弱，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三棒子都打不出来一个屁的唐思成。他眼睛极度近视，戴着一副左眼六百度、右眼八百度的近视镜。在一次劳动中，不慎把眼镜掉在脚傍，他慢慢地蹲下去，双手毫无目的在地上划来划去地乱摸，如同瞎子摸象一样，竟然逗得旁边的老师和学生们都过来围观取笑。
另一个是年仅二十岁出头，个子不高，性格外向，爱说爱笑，从来就不知到什么叫做苦和愁的杨嘉桂。
在师生批斗他们的时候，唐思成总是低头不语，形同一个哑巴貌似一个呆子，一时惹得积极分子们怒火顿生，一个个相继发言，厉声地斥责，口号声此起彼伏。经过一番较量，闹得批斗者口干舌燥，嗓子里冒烟，有的竟叫喊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声嘶力竭，最后也和他一样成了哑巴……
而在批斗杨嘉桂时，他总是有问必答，积极地配合，态度尚好。有时在交待自己的“右派”言论时，他还给自己上纲上线，狠狠地自己批判自己，还批得没完没了，逗的大家哭笑不得……
常言说的好，巴掌不打笑面人。加上他平时劳动干活又十分的卖力，批斗会往往到此也就只好结束。
1957年反右斗争，从初夏到秋末在我们学校进行了半年多，开展的异常激烈，如火如荼。从全校的教师中揪出了几个倒霉的“右派”另外还把两个“右派”上报到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判刑入狱。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当年在亳县二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何等的巨大。
然而，世上就是这样的奇怪，往往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突然发生。
1957年10月中旬，在一个阳光充足，金色灿灿的中午，学生们上了几节课后，纷纷从教室出来成群结队的朝饭堂走去，马上十二点钟学校就要开饭了。
我和一个同学最后走出教室，被落在后面，在我们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走着的是给二（4）班刚上完政治课的反右工作组组长龚明——当时他还兼任学校政治处的主任职务。
龚明四十来岁，中等个子，身材较瘦，长型的脸上还有几个不太显眼的白麻子，说起话来带有一点尖声尖调，就是他的这种酷似女人的娘娘腔，在反右的大会上宣布了我们学校几个命运不佳的老师成了“右派”。
人往往不可以貌而定，从他貌不惊人的长相上你绝对看不出他是个大权在握，决定别人命运的人。
然而，他却是上级部门派到我校的反右工作组组长——党的代表。
他是学校反右工作的决策者，其它领导都要听从他的意见，他可以决定别人的前途，一个人的命运，在师生们的眼中他的权威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此时，他刚刚下课，沾满粉笔灰的手托着课本和粉笔盒，朝着他的办公室兼往处的两间砖房走去。当他走到房子门前时，迎面过来了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年青人，问他是不是叫龚明，在他回答是时，一个青年右手握住手枪已抵住他的胸膛，左手持着一张逮捕证对他厉声地喝道：“你被捕了！”。
龚明的手指颤抖了一下，课本和粉笔盒掉落在地上。
另一个青年上来给他戴手铐时，龚明还很内行的问道；“前铐、背铐？”。
“背铐！”持手枪的青年说。
龚明顺从的把双手放到背后，那个年青人很利索的把他铐上。
“你的枪放在哪啦？”持枪的人在追问他。
“放在床头的木箱子里。”
另一个青年立即进屋把龚明的手枪取出，并退出子弹一齐收缴。然后又让龚明带着背铐的手用大拇指在逮捕证上按了手印，而后一左一右的押着他走出了学校大门。
龚明从逮捕到押走前后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在一旁观看的我们几个学生都被惊呆了。
“好家伙这两个年青人真厉害！他竟敢把我们的反右组长给逮走了……乖乖。”一个学生被惊诧得在自言自语。
当我们俩人进入大殿改造成的饭堂时，一桶桶饭和一盆盆的菜还都摆在地上，并没有开饭。每个班还排着队正在听教务处的杨主任宣布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龚明是一个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刚才已被省公安机关来人逮走……现在同学们可以开饭啦！”
一下子学生们马上散开，纷纷围住饭桶打饭，蹲在地上就着瓦盆里的萝卜炖白菜“呼噜……呼噜”的在喝红薯小米粥，此时大殿里顿然响起了阵阵桶勺碗筷交响曲……似乎学校里并没有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龚明被捕后学校的气氛骤然变得异常紧张，就连平时三天两头去参加批斗大会，经常和龚明为首的反右工作组一齐商讨给某一个“右派”定案定性的积极分子们，此时也都像缩头乌龟一样鸦雀无声，沉默不语了。
但这并不说明阶级斗争就此停止了，而是正处在树欲静，风不止的时候。据《毛选》所分析阶级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乃是敌中有我“战斗在敌人心脏”，我中有敌——不然的话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又怎么能钻进革命队伍中当上了反右工作组的组长呢？
当时学校的反右运动并没有因为龚明是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先前是由他担任反右工作组长时而打成的“右派”中会出现冤情和错误而进行针别纠正。既成“右派”，一旦“右派”帽子扣到你的头上，三年五年你是难以摘掉的，也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接受持久的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因为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由上至下反右工作始终都是“正确”的。
加上第二年夏天，在学校一个男厕所里又出现了“反标”，使得校园里的空气更加的紧张了。
“反标”出现在校西北角一个男厕所的墙壁上，经过公安人员现场查看和拍照后，学校让学生在教室里各自在纸上写出“打倒”二字交给老师，再送到校部查对笔迹。还让班主任带上学生到出事的男厕所里去看现场。
那个歪歪歪扭扭、字体潦草的红粉笔字是写在小便池上方一米多高的墙壁上，在我们看到时仅剩下“打倒”二字和后面已被擦掉三个粉笔字的痕迹；学生们排队由厕所南门进去，看完后再由北门出来，然后回到教室还要分组声讨反革命的滔天罪行。
一周后，在一天下午学校通知大家紧急集合，校领导宣布已经查出“反标”是初中三年级的“***和***”两个学生所写，并宣布开除他们的学籍，由县公安局将其逮捕。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从此也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195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从春季开始就大搞“实验田”和除“四害”运动（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当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狂热年代，许多新鲜事物应运而生，层出不穷，农业上出现了“千斤田”、“万斤田”（亩产）。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全国性的大炼钢铁，力争钢铁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
我们的政治老师也在课堂上讲：“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