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的，小的是红色的，两副手套用带子系在一起，挂在他的肩膀上。
他帮我的手套打上结，退后审视着他的手工成果。我的双手就像瘦长的茎上长着两个圆鼓鼓的果子一样，在身侧来回摇晃。他摇摇头，把拳击手套举到我的脸前方。
“这样，抬着双手。”他调整我的手肘，蹲下身摆好姿势，开始来回地跳动。“你不能停下来，但是身体要放低——不要让他们有机可乘。感觉怎么样？”我点点头，尽力模仿他的动作。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把手掌摊开在我鼻前。
“好了，”他说，“让我们来看看你挥动拳头。”
我可以做得到这个。退后一步，身体绷紧，打出我最狠的一拳。他的手几乎纹丝不动。
“不错，”罗罗说。他点点头，表情不变。“不错。啊，但是看看你的手。我跟你说过什么？抬起来……”
我抬起胳膊，软绵绵地拳击着罗罗的手掌，时不时看看他的脸，忽然意识到，在我们相处的两年时间里，他的脸变得如此熟悉，熟悉得就像我们站立于其上的土地。我花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学会了印尼的语言，了解了印尼的风俗习惯和传说。我在水痘、麻疹和老师手里的竹条中存活了下来。农民、仆人和底层官员的孩子们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从早到晚在街道上奔跑玩耍、做零工、抓蟋蟀、用一条坚韧的细线绑着风筝来相互斗——输的人只能看着他的风筝消失在风里，我知道在其他地方会有另一些孩子排成歪歪的一列，仰着头，等着从天而降的礼物。和罗罗在一起，我学会了怎样就着晚饭（许多的米饭）吃小绿辣椒，在我们的餐桌外，我还看到了狗肉（难吃）、蛇肉（更难吃）还有烤蝗虫（非常脆）。像很多印尼人一样，罗罗信仰###教，供奉远古的万物之灵和印度神 。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可以从他的食物中攫取得到：他承诺说，将来有一天，他会给我们带回来一块老虎肉。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6）
情况就是这样的，一段长长的旅程，一个小男孩生活中的各种奖励。在写给外祖父母的信中，我会如实地讲述许多这样的事情，确信很快就会寄来满是巧克力和花生酱的包裹。但是我没有把每件事情都写进信里；有一些事情我很难描述。我没有告诉图和外祖父，有一天那个来到我们门前的人，他那张没有鼻子的脸，鼻子的位置只有一个裂开的洞：当他向我母亲乞讨食物时，发出的那种哨声。我也没有提到，我的一个朋友在课间告诉我说，他的小弟弟前夜死了，死于伴着风而来的邪恶的灵魂——恐惧在我朋友的眼睛里一闪而过，然后他奇怪地笑了出来，甩开我的手，狂跑起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干旱的年头里，农民面无表情，他们赤脚走在那贫瘠而龟裂的土地上，驼着背，时不时地弯下身子，捏碎他们手里的土块；还有第二年，雨持续下了一个多月时他们的绝望，大雨使得河水暴涨，淹没了田地，覆没了街道，涨到同我的腰一般高。即使人们的屋棚都被水冲垮了，他们也先仓促地抢救他们的羊和鸡。
从此我认识到，世界是如此暴力、无法预测，有时甚至非常残酷。我认为，外祖父母对这样的世界一无所知，不应该用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去打扰他们。有时母亲下班回家了，我会跟她说说我看到或听到的事情，她会摸着我的额头，注意地听着，尽力给我解释清楚。我一直非常喜欢这样的关注——她的声音、她的抚摸，都让我感到安全。然而她也不太了解洪水、驱邪和斗鸡。和我一样，每件事对她来说也都是新鲜的，如果感到我的问题给她带来了不必要的思虑时，我就会停止这样的谈话。
我转而向罗罗寻求指引。他说话不多，但是非常好相处。他向他的家人和朋友介绍我是他的儿子，但是他从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建议或者假装我们的关系比实际的情形更亲密些。我喜欢这种距离；这种距离意味着一种男人间的信任。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非常广泛。不仅仅是怎样换一个轮胎或者下国际象棋。他知道更多复杂的事情，比如怎样控制情绪，如何解释命运中不断出现的种种秘密。
再比如怎样打发乞丐。似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简直是病态的展览——男人、女人、孩子，他们穿着沾满泥土的破烂衣服，一些没有了胳膊，另一些失去了脚，坏血病人或者脑灰质炎患者或者麻风病人匍匐前进着，或者坐在简易的滑板车上滑进拥挤的人行道里，他们的腿就像一个身体柔软的体操演员一样扭曲到身后。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把钱施舍给每一个在我们门前停下的乞丐，或者施舍给我们所经过的街道向我们伸手的乞丐。后来，她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痛苦是没完没了的，她开始学会怎样去施舍，学会如何辨别这些不幸的程度。罗罗认为她的人道主义盘算让她显得很可爱，但又是愚蠢的。任何时候，只要他碰到我想学母亲的样子，掏空我仅有的几个硬币之时，他就会扬起眉，把我拉到一边。 。 想看书来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7）
“你有多少钱？”他问道。
我掏空口袋。“三十卢比。”
“街上有多少个乞丐？”
我试着回想上个星期来敲门的乞丐数量。“你明白了吧？”在确定我根本数不过来之后，他说，“存着你的钱，保证你自己最终不会流落街头。这样要更好。”
他对仆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刚来到这个城市的年轻村民，一般为那些比他们自己也不富裕多少的家庭工作，然后把钱寄回村里或者存起来以便将来开展自己的事业。如果他们有雄心，罗罗会很乐意帮助他们开展他们的事业，一般情况下也会包容他们的独特个性，比方说他就雇了一个本质上不错的年轻人长达一年多时间，这个人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打扮成女人——罗罗喜欢他的厨艺。但是对那些笨手笨脚、健忘或者浪费他的钱，并且不知悔改的仆人，他就会开除他们；母亲或我试图为他们辩解的时候，他会感到为难。
“你母亲有颗温柔的心，”有一天，我母亲试图替人承担把收音机从梳妆台上打落的责难，罗罗跟我说，“那是女人身上的一种好品质。但是有一天你会长大成一个男人，而一个男人需要更多的理智。”
这与好或坏没有关系，他解释道，和喜欢或不喜欢也没有关系。这只是一种让生活按应有的方式继续下去的事情。
我的下巴被重重地敲了一下，我抬头看着罗罗满是汗水的脸。
“注意。手抬高。”
我们又继续练习拳击，半个小时后，罗罗决定休息一下。我的胳膊酸痛；头上的血管不断跳动着。我们喝掉了一整壶水，坐在鳄鱼池的旁边。
“累了？”他问道。
我向前趴着，只能点点头。他笑了笑，卷起一条裤腿，在小腿上抓痒。我注意到从他的脚踝到小腿处有一排排锯齿状的伤疤。
“那是什么？”
“水蛭的印记，”他说，“我在新几内亚时碰到的。你通过沼泽时，它们就爬进你的军靴里。晚上，你脱掉袜子，他们就粘在那里，吸满了血。只要往它们身上撒盐，它们就死了，但是你还必须得用烧红的刀子才能把他们挖出来。”
我用手指摸着其中一个椭圆形的伤口。它很光滑，在曾被火烤焦的皮肤处，毛发不生。我问罗罗是不是很疼。
“当然很疼了，”他说，从壶里抿了口水，“有时你不能担心疼痛。有时你只需要考虑能否到达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们沉默了下来，我从眼角处偷偷地看着他。我意识到我从没听他谈到过他的感受。我从未见他真的生气或者伤心。他似乎住在一个表面坚硬的世界里，拥有着明确的思想。我的头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你见过杀人吗？”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下，很惊讶我提出这个问题。
“看到过吗？”我又问到。
“看到过。”他说。
“血腥吗？”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8）
“血腥。”
我想了一会儿。“为什么那个人会被杀？你看见的那个。”
“因为他很软弱。”
“就因为这样吗？”
罗罗耸耸肩，把裤腿放了下来。“一般来说这就足够了。人们利用其他人的软弱。就像国与国之间一样。强者霸占弱者的土地。让弱者为他的土地工作。如果弱者的女人很漂亮，强者就会霸占她。”他停了一下，喝了口水，然后问道，“你想成为哪一个？”
我没有回答，罗罗斜望着天空。“最好是强者，”他终于开口了，并站起了身，“如果你不能变强，那就变聪明并且和那些强者和平相处。但是最好是自己变强。永远做强者。”
母亲在房子里望着我们，双手支在书桌上，倚靠着她的一沓年级论文。她自己想着。他们在聊什么呢？也许是耸人听闻的事，像吞钉子这样的。那么兴高采烈地，必定是男人的事情。
她大声笑了出来，然后自己抑制住了。那不公平。罗罗对我的关怀确实使她很感激。就算对他亲生的儿子应该也不过如此。她知道她是幸运的，因为罗罗本性的善良。她把论文放在一边，看着我做俯卧撑。她心想着他长得多么快呀。她回想起我们到达当天的情景，一个二十四岁的母亲，带着一个小孩，嫁给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的过往和国家，她几乎都不了解。那时她知道得那么少，现在她意识到，她一直随身携带着的除了她的美国护照，还有她的天真。事情原本可能变得更糟，糟糕得多。
她曾认为生活会是困难的，她的这种新生活。在离开夏威夷之前，她尽力去了解印度尼西亚：人口排名世界第五，有几百个部落和几百种方言；殖民社会的历史，起先是被荷兰人占领了三个多世纪，再后来是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想要霸占这片储存着大量石油、金属和木材的土地；战后争取独立的战斗和一个名叫苏加诺的自由斗士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总统。苏加诺最近已经被取代了，但是所有的报道都说那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人们都对这样的变化表示支持。他们说苏加诺已经腐败了；他是一位煽动人心的政治家，一位极权主义者，对共产党太放纵了。
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发达，完全不同于美国——这是她知道的所有情况。她已经准备好去面对痢疾和热病，洗冷水澡和蹲在地上开的洞小便，经常断电，热浪和打不完的蚊子。非常不方便，确实，然而她会比外表看上去的坚强，比以往她所认识的自己坚强。不管怎样，那是在巴拉克离开后，把她推向罗罗的部分原因，对崭新而重要的事情的承诺，在她父母不能及的地方，帮助她的丈夫在一个情感深厚但又困难重重的地方重建国家。
但是她没有准备好迎接孤单。持续的、令人窒息的孤单，那是她真的无法描述的一种感觉。罗罗热烈地欢迎她，尽他所能让她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她提供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让她感到舒适。他的家人对待她的态度得当而宽容，把她的儿子看作他们自己的孩子。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9）
然而，在她和罗罗分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夏威夷的时候，他充满了朝气，总是迫切地要实行他的计划。当夜幕降临，他们独处的时候，他会跟她说起，一个在战时成长起来的男孩的故事，看着他的父亲和长兄离家去参加革命军，听到他们战死了，还有一切都没有了的消息，荷兰人的军队放火烧了房子，他们的飞机在乡间的上空呼啸，他的母亲曾经为了换取食物把她的金首饰都卖了。事情会起变化的，因为荷兰人已经被赶跑了，罗罗告诉她；他会回到家乡，进入大学教书，成为那种变化中的一部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谈天了。事实上，他似乎很少和她说话，只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只有当手头有事的时候，得修补漏洞或者准备一趟拜访住得远的表亲的旅行。好像他被拉进了一个隐藏的黑暗中，遥不可及，把他最明朗的部分带走了。某些夜晚，她听见他在大家都睡着后起床，手里拿着一瓶进口威士忌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独自舔舐着内心的秘密。还有一些夜晚，他会在睡前藏一把手枪在枕头下。不管什么时候，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温和地回拒她，说他只是太疲劳了。好像他变得有些不信任话语了。话语，有感情的话语不见了。
她怀疑这些问题跟罗罗的工作有关。她刚到印尼的时候，他在军队里当地质学者，勘查道路和隧道。那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并且报酬不多；仅仅是买一个冰箱就花了两个月的工资。而且现在还要养一个妻子和小孩……难怪他消沉了。她不远万里过来不是要成为一个负担的，她决定，她要拿出自己的力量。
她很快就谋到了一份差事，在美国大使馆里教印尼商人英文，这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计划的一部分。钱使得家庭经济有了起色，但是没有赶走她的孤独。那些印尼商人对英语的优美并不感兴趣，有些甚至不听她的课。那些美国人几乎都是一些年纪较大的男人，有些是国务院的野心家，那些经常神秘消失数月的临时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跟使馆的关系或者在使馆的作用从来都不明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丑陋的美国人的滑稽代表，喜欢开关于印尼人的玩笑，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她和一个印尼人结婚了，然后他们会试着澄清——不要太在意吉姆的话，他热昏头了。对了，你儿子好吗，那个可爱的，非常可爱的男孩。
这些人了解这个国家，即使只是不全面的了解，比如说埋葬尸骨的墓室。午饭后或者随意聊天时，他们会跟她说一些她无法从公开的新闻报道上知道的事情。他们告诉她，美国政府已经为共产主义在印度###盛行而烦恼不已了，而苏加诺却如何使得美国政府的神经进一步紧张，还有他的民族主义之巧言令色以及他的不结盟政策——他就像卢蒙巴或者纳赛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