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 第38部分

　　

陈布雷在陪都第一年（3）
陈布雷对家人及家乡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如1939年3月29日日记中记：“……自思在此战时……不能管教子女，使允默独任其艰劳……”4月4日日记中有记：“……今日为儿童节，明乐两儿要我讲故事，为讲述儿时之生活，并勉以强身立志之重要……”特别对陈琏多有叙述，如1939年6月19日日记：“……接怜儿来函，志愿学习工科，拟入机械或化工系，心许之……”10月17日、18日日记都记有：“……返寓休息，怜儿在寓，知明日将赴滇就学矣”，“八时十五分起，怜儿已于七时动身矣……”陈琏最终学地质，入西南联大，是1939年10月18日赴昆明的。陈布雷身是在四川，远离家乡数千里，隔万重山，心犹系念家乡，3月21日日记中记：“……阅报知十九，二十日，日舰在镇海口外发炮数百响，并窥视余姚洋面，想吾甬人心极震动，遥念家乡，悬系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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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时的蒋介石与陈布雷（1）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常委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对汪精卫“艳电”之处置。
　　蒋介石说：“除夕之日，我已嘱布雷拟电稿，晓汪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
　　抗战时期的宋美龄他话还未讲完，林森气呼呼地说开了，这位老先生讲话从来是很稳重的，可是这次很激动。林森还未讲完，张继、吴稚晖也愤慨陈词。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
　　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在全会期间，蒋介石出席演讲六七次，陈布雷整理讲词记录，都做到了随到随办，毫无滞留；又参加了宣言起草（戴季陶主持）。二三月间，为蒋介石撰拟文字最多，如《行的道理》、《政治的道德》及《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等。其他各种纪念文字如《新运周年纪念》等，也写得不少，写来也觉顺利，胜任愉快。
　　在重庆期间，陈布雷有几次休养。第一次是1939年4月以后，他体力不支，精神疲惫，但以工作繁忙，未便请假，可是蒋介石夫妇倒看出来了。有一天，宋美龄亲自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身体不好，不要硬撑，主席很不放心，嘱我告你，是不是易地疗养？是不是到昆明去休养？那边气候好。所有休养费用，交通工具，我会关照的。”
　　陈布雷感激涕零，只是说：“多谢蒋先生和夫人关心，去昆明太远，万一蒋先生有事，恐有不便。”
　　一直到5月7日，宋美龄又亲至美专街，还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移地疗养不便，可在近郊疗养，修书敦促，请即离渝，保重身体。”
　　陈布雷到重庆近郊北碚休养去了。他在回忆中说：“5月8日到北碚，12日移往缙云山中之石华寺。缙云山原有相思寺，系唐时古刹，近年设汉藏教理院，由太虚法师之徒法尊任院长，彼此有交谊，余乃赁其别院之石华寺东厢以居，凡休养五十二日。其间即在山中为蒋公补辑民国十六年以来各年之日记，盖原本藏置地下室，日久为水浸入有剥蚀者，蒋公命余为之整理并督查补重订，凡六周而毕事。又为蒋公撰《科学的群众时代》之讲演，并复阅训练团讲稿多篇，虽在休假中亦有相当工作，然山中气候凉爽，每日必外出散步，居月余，诸患渐除，乃于6月30日下山回渝销假。”
　　7月初旬，陈布雷精神复原，又为蒋介石撰拟并修改了抗战二周年《告全国军民书》、《告友邦人士书》、《告日本民众书》及激励将士通电和若干对外函札等。
　　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50岁生日，蒋介石给陈布雷写了“宁静致远澹泊明志”的祝词后，陈布雷道谢。这时，蒋介石告诉陈布雷一件事：
　　“接到经国电报，日机在农历十一月初二轰炸溪口，以丰镐房和文昌阁为主要目标，经国的母亲、我的外甥宋涨生、教过方良（经国妻）国语的董先生都被炸死。经国奔丧回赣后来过电报，其母满七时（即死后七七四十九天），经国又去溪口，住武岭公园中国旅行社，不料被潜伏的日谍侦悉，正月初二又出动大批日机，狂炸武岭公园……”
　　“那经国兄……”陈布雷猛地一惊，问。
　　“经国因年关在即，在年前赶回赣州，总算安全。但是武岭公园附近建筑物被严重破坏，居民死伤之惨，为历次轰炸最严重之一次。”蒋介石言之悻悻。
　　“日寇就是正对统帅，”陈布雷也不禁义愤填膺说：“蒋先生，你的行踪确实应该严加保密。”
　　陈布雷对侍从室人员更加强调保密的制度，说：“侍从室的人员绝对不能多嘴，如有一点泄露，就要误大事。”
　　有一次，当中、英、美三国在开罗开会之前，蒋介石由重庆九龙坡乘专机向西南飞行。这一消息本来是保密的，可是外间有人一开口就说：“委员长到非洲去了。”陈布雷一听，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说：“我家隔邻是委员长的随员，他的副官对我说，他收拾了一箱子衣服，其中有几套白色夏衣，现在是冬天，为什么带夏衣？再者，在九龙坡的路上，有宪兵布岗，飞机升空之后，向西直飞，不是去非洲又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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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时的蒋介石与陈布雷（2）
陈布雷惊得两手都发抖了。
　　1944年3月，陈布雷身体又复不支，蒋介石这一次批准陈布雷赴成都休养。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的国民大会堂举行。这一次只有大会的宣言是陈布雷起草的，谁知大会讨论时，有的代表说：“大会宣言狗屁不通，总裁左右都是一些酒囊饭袋……”
　　陈布雷当场落泪，他想不通：我以领袖之心为心，一切都为贯彻领袖意志出发，周旋于各方面之间，尽调协维系之责，以求国是到达最高境界，奈何不见谅于众？有的代表劝解那位发言人落座，宣言总算修正通过。陈布雷痛心大会意见之分歧，感到政治这事太难搞，心情抑郁不振，身体更垮了。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1）
1938年以前，重庆美专街一带还是一片山坡。山坡之下的低地有一座楼，这就是美术专门学校。因为抗战关系，美专疏迁乡间，那座楼房就由退到重庆来的国民党###使用。
　　山坡上新建了两所小楼，便是美专街1号和2号。由一条斜街走进1号大门，步上台阶，这就是陈布雷的寓所。1号的楼下，一边是饭厅，一边是办公室。侍从室第2处几个职员就在室内办公。楼上的大房间，是陈布雷的办公室兼卧室。楼下楼梯旁边有一个亭子间，是翁祖望秘书的办公室兼卧室，翁是陈布雷的妹夫，曾作过大学教授，他经常守在亭子间内办公文与接电话。蒋介石的官邸随时有电话来，翁接听后立刻报告陈布雷。楼房阶台下左边另有狭窄的小房间是叶实之秘书兄弟的住宅。台阶下右手补建的一座小楼房，则是第5组办公室，在这楼建成以前，第5组几个职员则在2号办公。
　　陈布雷这个侍从2处，可谓人员精干，设备简陋。他始终不肯扩大编制，也不肯多花钞票讲究排场，这大概也是蒋介石赏识陈布雷的原因之一吧！
　　同时，陈布雷自己带头，实际上他生性如此，除了公务接洽之外，很少与各机关交际，甚至私人亲朋，也很少往来。即使有应酬，也必定问清晤谈和餐会的地方有无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是不敢逗留的。陈布雷很少外出，一出去也必定留下电话号码，以备蒋介石的传见。这也是蒋介石对陈布雷视作左右手的又一个原因吧。
　　陈布雷一再叮嘱2处工作人员，“要保密，不要多嘴”。2处的每一个职员分得的工作只由自己处理，决不告诉任何同事，即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交头接耳。至于蒋介石的行止，从不探问传言。因此，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十分信任的。
　　陈布雷白天处理公事，参加必要会议，晚饭后与各组长讨论公务，以第四组为中心，几乎每夜都提出报告，商承处理。如有重要文告，陈布雷就得通宵工作，常常等到清晨发抄，才上床略为休息。不熬夜的时候，也常在11点钟，先吃两片安眠药，精神反觉旺盛，再办公事，写文章，或与人谈话，至就寝时，加吃两片或三片药，才睡两小时，也就起来了。翁秘书一接到官邸电话，陈布雷就是睡着了也立刻起来赶到蒋介石那里去。叶实之是党务秘书，凡中央党部文件应请示蒋介石者，即由陈布雷亲自进呈核示。这种连日连夜为蒋介石一人效劳的精神，也确实感动了宋美龄。宋美龄总想尽办法从印度空运三五牌香烟、美国奶粉，按时送给陈布雷。
　　于右任陈布雷最大的任务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到了侍从室后，除非陈布雷患病休养，一应重要文告几乎都是陈布雷起草的。但陈布雷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从不对外人谈说过任何文告的草拟经过与政治背景，也不透露哪些文告是他执笔的；就是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提到少数文告是由他奉命起草的。陈布雷后来以撰写文告知名于世，而世人却很少知道他草拟文告的呕心沥血的过程。“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个字，都是委员长的。”陈布雷说过，而蒋介石对于一篇文告，常常是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多至有18次易稿的。为了一气呵成，为了保密，陈布雷甚至午饭或者一日三餐都不下楼。
　　1939年12月26日，是陈布雷的50岁生日。但是他不愿祝寿，在前两天，他找了程沧波商量：“沧波兄，布雷五十初度，大哥（堂兄陈屺怀）、四弟等均来函问讯。我恐友朋祝寿，意欲避开一两天。”
　　当时程沧波住领事巷康心之公馆，地方幽静而宽敞。程沧波说：“我与康心之先生商量一下，请你到领事巷住两天吧！”
　　陈布雷很高兴，在12月25日下午，移居领事巷。可是程沧波却为陈布雷布置了一间简单寿堂，挂上寿联，高烧一对红烛，还有叶琢堂等人送的两只花篮。
　　“我准备晚间为先生举行小酌，只请了于右任、叶琢堂、张季鸾、邵力子诸先生，还有康氏昆仲，略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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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致远澹泊明志”（2）
“沧波兄，我意避寿，反而扰兄为我祝寿，真是不胜惭愧。”
　　“都是一些老朋友，晚餐后，大家提议陪寿翁雀战。”
　　叶琢堂说：“布雷兄不仅抗战后从未作此消遣，据我所知，离开记者生涯后也绝少有此娱乐。”叶琢堂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三人陪寿翁雀战”。
　　“四个新闻记者打麻雀牌，我老记者观战呢！”于右任手拈长须说。
　　4个人一共打了8圈。陈布雷对“自摸双”仍感极大的兴趣。8圈既毕，时尚未过午夜。程沧波复叫家人煮咖啡谈天。陈布雷多年来未有这样轻松而活跃过。第二失一早，朱家骅也来祝寿了，陈布雷说：“不好了，这里也不能安居了，还是回去。”
　　回到美专街1号，秘书双手递呈给他一封军委会的大信封，说：“委员长亲笔贺词”。
　　“什么？”陈布雷拿着信封的手激动得发抖了。他打开信封，是两张军委会的公文信笺，蒋介石亲笔写道：
　　布雷吾兄五十诞辰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
　　蒋中正敬书
　　布雷吾兄：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顺颂
　　时祉
　　中正手启十二月廿四日
　　陈布雷双手捧着贺词，喃喃自语：“蒋公勖勉期许之意，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
　　蒋介石贺陈布雷五十寿辰手迹他又说：“知我者蒋公也！”蒋介石用诸葛亮说的八个字来表彰陈布雷，使陈布雷更感到“知遇之恩”不得不报；何况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墨宝”，不正像接到皇上的御笔一样吗！
　　蒋介石把陈布雷当做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物；陈布雷也决心要从一而终以报恩宠。
　　

在反共与诱降的逆流中（1）
陈布雷木刻像，系1940年其九妹陈玲娟所刻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抗战救国的高潮中，不得不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撕破脸皮，动员全民抗战。这一点也确实触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他们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轰炸，不但要炸死他，而且也罹及他的家属。以炸迫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套方法。后来，汪精卫公开投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了这个儿皇帝，更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政策。这一点，陈布雷是完全了解的，也是深有所感的。他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得到民心，这就是坚持了抗战；如果像汪精卫那样，则必将遗臭万年，不齿于炎黄子孙。但是1940年春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在与陈布雷的一次谈话中却泄露了他积郁心中多年的忧虑和###的打算。
　　他说：“布雷先生，从戴笠的报告中看来，共产党、新四军在京、沪、杭一带外围有了很大的发展。”蒋介石皱着眉头，铁青着脸说：“据密报，共产党、新四军有一个‘三山计划’，要打通四明山，天目山……要把过去江西、福建苏区都连成一片。到那时候啊，他们羽翼丰满，江南大好河山将一片赤化。这是心腹大患啊！”
　　陈布雷还是有点书生气，他对共产党并无好感，但是国共合作抗日这是讲明了的，他支支吾吾说；“新四军不是打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旗帜吗？”
　　“这是公开讲的，明的，但是他们发展势力，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不加以限制、防止，弄得不好，又会造成民国十六年北伐那时局面，打倒军阀，打倒军阀，结果把我们也打了进去。”
　　“那该怎么办？”陈布雷问。
　　“最近我叫戴笠物色了一个人选，准备派他到京、沪去，到汪光铭那里去……”
　　陈布雷没有问，只是双目紧紧地盯着蒋介石。蒋介石干脆讲明道：
　　“这个人你也认识，他就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现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专员与区保安司令。”
　　“唐生明不是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人的活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