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明不是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人的活动吗？”陈布雷有点奇怪，因为按说唐生明是反蒋派。
“不错。正因为这样，他与汪兆铭方面的人都熟悉，派他去，南京方面不会怀疑；而且这个唐生明，吃喝玩乐惯了，还有一个电影明星老婆徐来。派他去最合适。”蒋介石似乎很得意：“我打算派他去，一方面由他转告那些投敌分子，我知道他们中有的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的还在彷徨，只要肯为我们出力，我们都不计较。另一方面，我叫唐生明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方面人员，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蒋介石说到这里，提高了声音说：“这是孙子兵法喽，反间计么！不过最重要的任务是防共。在京、沪一带敌区，除了忠义救国军外，大部分地方都为新四军所占领。我叫唐生明去，就是叫他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他们的发展。”蒋介石这时似乎在向人训话似的，他挥了挥拳头：“新四军一天天发展壮大，这是我们的大患，我们要尽力发展忠救军，对新四军要限制、打击、消灭。”
陈布雷知道他的主人心中正在孕育着一个早已形成的计划，这就是###。表面上合作，暗底下分裂。不过唐生明的具体联系、布置都是由戴笠去作的，陈布雷不过问，只是蒋介石亲自接见唐生明那一天，陈布雷是知道的。
这是1940年春的一天上午9点钟，戴笠陪了唐生明来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笠送到门口后不进来了。蒋介石一见到唐生明，就夸奖了一句：“你很好！”接着问唐来了几天了？住在哪里？等唐一一回答了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合适。”
唐生明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唐生明也是黄埔生，故称蒋为校长。
在反共与诱降的逆流中（2）
蒋介石的脸孔有点不高兴，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好好去和戴笠商量一下。”
唐生明说：“我还想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
唐生明话刚完，蒋介石接着说：“我会和孟潇（唐生智）兄说明的，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去，让她放心。”他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合照，陈布雷给他写上“唐老伯母惠存”，蒋介石亲自签上了“蒋中正蒋宋美龄×年×月”字样。
临走时，蒋介石又说：“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他见唐生明还有顾虑，又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
这次接见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夫妇请唐生明吃饭。在吃饭时，蒋介石问了唐生明过去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一些人的关系，同时蒋还很含蓄地说：“你这次去，见到过去熟识的人，都可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做事对得起国家，于国家有益，将来都可以宽恕的。”
唐生明走了后，陈布雷就不知道情况了，只是在1940年10月10日的重庆（中央日报）第一版上看到用特大号铅字刊出的“唐生智启事”，这个启事连续登了10天，全文是这样：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陈琏陈布雷知道这是蒋介石使的一个计策，要使日伪方面相信唐生明是真去投降了。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原在重庆“国立二中”高中读书，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西南联大失踪一年回到重庆，陈布雷并不知道这些底细，只知道她思想激进。陈琏回家来说：“阿爸，看，国军将领又一个投敌了！还是一个中将呢！”
陈布雷很难回答女儿的问题。
女儿很尖锐地又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阿爸，除了公开投敌的汪精卫外，还有李精卫、张精卫呢！”
陈琏后来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大。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陈布雷听到侍从室的人说：“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6个字。周恩来还亲自上街卖报……”陈布雷对自己衷心钦佩的这位共产党人所写的千古名句，私下里是很叹服的。不错，“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曹植的《七步诗》的引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国共两党对于日本侵略者，本应是兄弟之于敌人的关系。正在这时候，陈琏失踪了，她写来一封信说：“……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多多保重自己。”陈布雷隐隐约约觉得女儿是去延安了，是走向另一条道路了。他心中又烦恼又忧伤，国事和家事，都使他心伤……
这时候，日军又偷袭了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陈方在电话中连呼：“陈主任，英、美参战了，中华民国万岁！”他以为英、美参战，抗战有了希望。可是陈布雷倒并不这样认为，他淡淡地说：“别高兴得太早，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题辞
1944年初，陈布雷突然听到吴开先从沦陷区跑到了重庆。这个吴开先，原是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海，后来被日本人逮捕。日本最高当局自从向英、美宣战后，希望很快结束中日战争，所以更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工作，特地派吴开先作特使来重庆，向蒋介石陈述他们的主张。陈布雷一听，心里不是滋味。但是蒋介石却很重视。吴开先带来的日本人的意思是：
在反共与诱降的逆流中（3）
“在几年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在壮大，已成燎原之势。中国（指国民党政权）不亡于对日战争的惨败，也不亡于对日的和与未和，而会亡于共产党。依靠英、美，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坐大……”
这话有一半打动了蒋介石的心，但是1944年以后，由于同盟军军事上日占优势，蒋介石一心只想依靠英、美，对日伪的兴趣已不像以前那样浓厚，他把着重点放在替美国作情报和搞气象方面工作了。
1944年的下半年，陈布雷得悉了唐生明从上海发来的一个可靠情报。这就是日本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整编成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美国不意，给以一次突然袭击，使美国舰队遭到致命打击。“要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事件了。”这是唐生明从日本海军方面的一个要员处搞来的情报。
陈公博重庆方面接到这一情报，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再马上转给美国海军方面。美国海军当时正在竭力搜集日本舰队下落的情报，经查明日本舰队集结的动向属实后，便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于击沉击伤日舰近百艘，使日本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
戴笠来向蒋介石报告：“校长，由于这一胜利，中美所的梅乐斯准将晋级为少将，美国海军部正式向我方表示谢意。校长，唐生明这一情报搞得好。”
为了这个，1946年2月21日，蒋介石在上海，戴笠陪了唐生明到贾尔业爱路9号蒋介石的寓所谒见，当面得到了蒋介石的奖赏。
抗战胜利以后，除了周佛海以外，其他汉奸，如陈公博、褚民谊、缪斌等，几乎都被处死。此等汉奸，国人皆曰可杀，杀了更能收揽民心，这是蒋介石的内心打算。至于周佛海，因为他帮了很多忙，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夕，他把京、沪、杭保留了下来，让戴笠的“忠义救国军”先进了城，使新四军不能解放这3座大城市，故后来得免一死。
还有一个日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他也立了一个“功劳”，这是陈布雷想不到的。
原来傅式说深知蒋介石一向迷信风水，蒋介石总认为他能登上统治中国的地位是由于他母亲的葬地风水好；平日他母亲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许人轻易去动一下，深怕破坏了风水。浙东沦陷后，蒋介石最担心的也是这件事，经常叫戴笠派人去拍照片，他看了后才放心。据说有好几次，汪伪政府和日军都要去刨掉蒋母之墓，而傅式说却想尽办法保护它；每次更换伪奉化县长时，傅式说总要亲自交待一番，让伪县长把保护这座坟墓当成头等重要任务。于是，傅式说也终于得以免去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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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有党，派中有派（1）
远在1940年初，蒋介石由于对封疆大吏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不放心的缘故，想利用经济情报来观察这些属下的动向，这个极密任务派谁来负责好呢？他想起了陈布雷，因为陈布雷这个人谨慎小心，与外界接触极少，嘴巴也很紧，而且比较廉洁。蒋在重庆的黄山官邸召见陈布雷，开门见山地说：
“布雷先生，我想在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内成立一个‘经济情报组’，由你负责。”蒋介石对露出惊愕之色的陈布雷安慰说：“有些封疆大吏，远离中枢，你可以派专人专门搜集他们在经济上的开支，钱用到哪里去了？从中分析他们的政治态度。这事很重要，只有你能胜任。”
陈布雷有点惊讶，因为封疆大吏，党、政、军、警、宪的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蒋的嫡系，蒋对他们犹不放心，政治这个东西确实太可怕了！另一方面他又有点受宠若惊，因为这样秘密和重要的事由他来做，这说明蒋介石对他的高度信任。
“蒋先生，布雷遵命，但是不知怎样去做？”
“这样吧，具体可以由第四组组长陈方负责，其中一般性经济资料，可由第四组一二人负责整理，较为重要的经济情报，则可以由陈方、李惟果，加上军需署署长陈良会同进行分析、判断，最后交给你。”蒋介石布置得很具体，“你还可以在每一个高级军、政官员身旁找一些人，要可靠一些的，叫他提供经济情报，逢年过节也可以发一些津贴给他们。”蒋介石特别指出，譬如对张治中，也要派人监视他的经济开支情况。蒋介石问：“你看派谁好呢？”
这下可使陈布雷傻眼了！他与张治中私交不错，他也知道张治中是蒋介石颇为信任的人，但是张治中政治态度比较开明，思想比较进步，同中共领导人较为接近。这是不是使领袖心中对张治中不放心呢？
后来，陈良提出了一个监视张治中的人选。陈良与张治中关系也是不错的，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时，曾委任陈良为军校的经理处处长。此后，经张支持，陈先后担任军政部会计长、军需署长。1941年，陈良有一个学生魏锡熙在署内任上校设计委员，这时张治中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面嘱陈良代为物色一个中央团部的财务组组长，陈良遂把魏介绍给张治中，张治中很相信陈良，因此对魏也深信不疑。陈良说：
“布雷先生，我看就叫魏锡熙来担任侍从室的经济情报员，可以吗？”
陈良把魏叫到侍从室，陈布雷对魏说：“这是领袖布置的特别任务，要绝对保密。你可以把张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项和私人机密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每年年终侍从室将给你二两黄金津贴费。”
魏锡熙先后把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三青团各级团部、建立各地青年馆、举办各地青年夏令营、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等经费预算、开支情况，还有张的特支经费等情报，密报陈布雷。这类经济情报，表面上看是一般统计数字和资料，实际上可以看出张治中的政治动向。蒋介石说：“钱用在什么地方，这很要紧，经济决定政治么！”
抗战胜利，蒋介石准备在东北设立东北行营，原来内定的行营主任是张治中。当时新疆发生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事变，新疆省主席吴忠信急电告急。张群、白崇禧、陈诚三个人都主张张治中去新疆。当然，张群是想排斥张治中，调虎离山；陈诚则是由于宿怨，因为张治中一向反对陈诚“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叫嚣，他想把张调离蒋之左右已非一日。于是熊式辉当了东北行营主任，以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仍旧把魏锡熙带到新疆任省府会计长兼西北行营迪化办公厅第6组（财务）少将组长。陈布雷密嘱魏：“一如既往，继续监视张治中经济上的开支，要看出张的政治动向。”
魏锡熙先后将统一新疆币制，为解决邮电、公路交通而拨给三区的经费，三区民族军粮饷，召开新疆参议会经费，张治中视察伊犁和南疆开支，新疆军垦计划及经费预算，修筑迪（化）、哈（密）公路、飞机场经费，西北民生实业公司资金，张治中赠送各民族头目犒赏费、文化活动费，还有张治中机密费等，详详细细，原原本本不断密报给了陈布雷。
党内有党，派中有派（2）
1946年12月底，魏锡熙随张治中从迪化到南京，向行政院商洽新疆财政问题时，秘密去见了陈布雷和陈良。陈布雷说：“魏少将，委座对你工作甚表满意，以后继续和侍从室联系，有关张在新疆的政治活动也要报告。”
第二年3月中旬，魏锡熙从航空班机中寄了一封密件给陈布雷，陈布雷拆开一看，这次魏锡熙写的完全是政治情报。说：“今日，张在迪化新大楼西北行营召###议，到会的有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西北行营秘书长刘孟纯，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新疆省民政厅厅长王曾荣，迪化市市长屈武等，密商与三区决裂后新疆局势。张在会上说：‘我这次回南京，和健生（白崇禧）、礼卿（吴忠信）等长谈，他们都劝我不要再兼省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