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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撰文电加强与西方各国联系（4）
陈布雷在为蒋介石写1942年元旦对全国国民广播稿中还是倾注了一股爱国之心的，而且将世界上反侵略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这一篇文字在抗战中是他第二篇杰作了。
自此，中、美、英三国在远东一致对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42年4月10日日记载：“……为蒋夫人修改《新中国之成立》译文，译文译者笔墨故作缭绕，又不能忠实达意，见其英文根底似不佳，故每次修改极费力……”这是陈布雷附带谈到对译者文字的看法。蒋介石与史迪威10日日记中又记：“……七时，委员长自缅甸前线归，即往官邸谒见谈十分钟归，委员长此行至腊戍、曼德里，九日回昆明，行期共6天，晚餐后，俞国华君来谈缅军事情况，孔先生函呈英方所拟五千万磅借约草案，即为呈送之……”可是到了1942年夏秋，蒋介石对美国态度却极为不满起来，所以在1942年6月28日，陈布雷的日记中就明显反映出来，“……委员长约往谈话，命拟致罗斯福一函，口授要点约二千余言，随听随笔记于小册，凡一小时毕事，右腕为之酸痛异常，委员长今日之神志对于美国至为不满，历述其追随英国，甘心为英国所左右，而不能独立自主之决定政策战略之错误，尤侧重于批评‘先德后日’之战略，以为长此不改，美国将永远处于两洋作战，而应付之被动境遇，非唯不智，亦亦可危，又述及美国供应我空军，不及所要求者十分之一，而已经决定运华之飞机，尚欲应英国要求而移用，此非责其不应漠视中国，至此盖闻美国拨至中国战场之第四十大队空军，忽复他调而发也，此函复杂而难达意，午餐后以二小时之力写成，略改其语气轻重，而已未能多所修正，以委员长甚坚持也……”7月4日，陈布雷日记中记载的更加明显了，“……晌午，亮畴先生来谈，商致罗斯福文件内容，亮畴意最好稿不发，否则亦须大大删节，余意亦有同感，近来委座对英国之无识，美国之专断，颇感焦急，为全局着想，亦难怪其，然激刺之言，自仍以避免为当耳……”罗斯福派史迪威来华，史迪威欲指挥中国军队，而且史迪威是轻视蒋介石的，且亲共，蒋介石当然不满，与美国关系有点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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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1）
陈布雷与《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有近20年交情，始识于二十年代陈布雷在《商报》时代，抗战后，关系更加密切，日记中隔三两天都有记载，可谓文字之交，在对外宣传方面，张出了很多主意，陈布雷常常把张的长信和建议几千字几千字摘录在日记中，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死于重庆，9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有详记：“五时方在朦胧中，接右任先生来电话，知季鸾于今晨四时长逝矣，季鸾真诚爱国，出于至忱，抗战以来，昼则运思，夜则奋笔，其贡献一切以求抗战胜利革命成功之一片至诚，在中国国民党党员中不可多见，尝自谓弱冠得事中山先生，垂老得为中山先生之继承人蒋先生效力，乃生平不可多得之两大际遇，故疲身劳神或奔走道途，或献替帷幄，其忠勤有为外人所不详知者，而出其精悍之舌，锐敏之思，以从事于对敌人攻心之工作，亦有非外间所得而详者，今抗战局势甫见曙光，而夺此念念不忘‘国家至上’之论士以去，天乎何酷，知其临殁之方必不瞑矣，以电话报告委员长后，六时卅分到中央医院临视遗体，与其夫人谈临殁情形，凄怆之至，右任先生及谷冰等来为安排殓室，备办殓具，九时始归，念之不可置，午后为委员长草一唁电，四时再至医院视殓，到新闻界友人及其乡友凡二十人，其子士基年才五龄，出面拜谢，英巍过人，喜其有后也，与吴院长商殡地后，至右任先生寓，邀张夫人共商后事，决定暂葬四川，不迁陕，八时始归，委员长电话来询，将经过报告之……”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有记友人或亲人之死，但从未这样详细和充满感情，而且对张的评价也远远超过其所记之任何人。过了20天，9月25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上一笔：“七时起，以季鸾之逝，余独无悼文，明日为其三七，特撰‘追念张先生’一文，述相交之经过及其言行，为余所能忆者，文成读之。逾二千言，然所欲言之犹未尽也，季鸾近年对国事前途与革命义谛认识甚深，虽无党籍，而热情炯识过于一般徒装门面以读三民主义者，余此文特送中央日报发表……”
我遍找原文不着，最后竟在陈布雷1946年日记中见到《追念张季鸾先生》全文，兹全录于下，陈布雷在报上写文章悼念友人，而且评价至高是少有的，悼文也充满感情。
追念张季鸾先生
季鸾先生之逝二十一日矣。缠绵病榻时，余三访之于医院，病亟犹自谓“疾有转机，将留院三月以期全痊”，是其自知不能死，不可死，故始终不自意其将死，其生命意志之坚强弥满，虽目睹其盖棺，余直不信其已死也。余哀蟠胸，挥之不去，纪其前言往行，藉遣余悲。
余识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订交，在民国十年，其时余在商报，以某案与先生主持中华新报往复论辩者七八次，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则在彼报揭一短评曰：
“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其雅度深情，为新闻史上所仅见，此与先生二十年来热心奖进青年闻一善辄称道不置者如出一辙，盖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孙禹行将军于戎幕；余驰书敦劝，谓“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先生复书，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未几而《国闻周报》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先生卒以主持国论终其身，余乃转弃其所业而奉身于奔走，竟未践夙志，愧负死友多矣。
黄少谷先生最近所纪十六年郑州总部早餐之盛会，始重晤先生，最使余不能忘者，则先生郑重告语，谓“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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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2）
先生之逝，海内外识与不识，皆深悼之，曾读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爱国之热情，而凡与先生接触者，更钦服先生气度之渊深，用志之专一，气概之严整，态度之恳切和谦，与其爱国爱友尤爱青年之诚挚，然先生之性行，可以与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闻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吴达诠先生来京，尝谓余曰“他人亦忧国，唯季鸾则真心爱国，从心底深处寝馈不忘以忧国，唯其如此，其病不可瘳，然亦唯如此，其扶病工作不可止”。而先生既逝之后，胡政之先生为余言：“各方如此称美季鸾，非逝者地下之志，季鸾为典型的中国文人，其自视至平凡，抑其工作精神，实亦一般记者所应耳，中国如须进步，虽产生季鸾百辈不为多也”。先生临死前夕犹殷殷询日美谈判事。平日每闻誉言，辄避开话题。能阅欧宇之书报与通讯，而人只知其通东人语言。故吴胡二氏之言，实龙状其生平”。
先生不只为文人，而其文字实别具一格，许君远君言先生尝劝人读吕东莱王船山论议，余意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盖意蓄于内，情溢乎词，料材丰富而洗练喷薄以出之，其最精之技巧，则在单刀直入，先提出明确简单之结论，而阐之以经过精思审择之论证，更贯注以热情，虽寥寥数语，亦常能透纸背，即长文亘数千言，亦耐人咀嚼不尽，所谓“有感情，有活力”，其论文如此，书翰亦如此，今王芸生君文得其十之###，先生有传人矣。
先生早岁入同盟会为会员，革命大义，不只习闻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认识国民革命为最深，近年未著党籍，然未尝一日不以中国国民党之荣枯盛衰，引为自身之休戚，尝谓今日之吾辈责任，在保障中华民国，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国国民党，欲恢复中国独立尊严与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宜全国协力，国民不能对党冷淡，而党则必须自重。其论释三民主义，见之文字谈论者，谓民族主义之中心在春秋大义，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传统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并，其手段为国防。民权主义之中心在造成中国的彻底民治，其途径为尊重不违国家利益之言论自由，使人人对国事具有负责之自觉，在战时则应绝对尊重国家纪律，而其手段为教育。民生主义之中心在使民众普遍有生活，而在战时应使人人乐意过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则为经济建设。此皆能把握三民主义之最高义谛，同盟会时代之意气与血液，民元以后革命党人之艰危奋斗，贯注于先生之脑筋而凝集为真诚笃实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爱国公识而努力，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洵非涂饰门面者可比。先生尝语余“民国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引为毕生之殊荣，十载艰难，何幸乃有继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国领袖，国民党员如何可以不尽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彻心脾也。
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谊进而为道义之切磋，半年以来，过从谈论尤密切，其论世界局势，论敌情，论战局，论一般政治者，或不必殚述。而其在此次病作以前之两段谈话，宜追纪之以告于同志与青年。
其论国事前途者：谓“千言万语必须巩固国家基础，他事有可商，此义无疑问。中国前途决定有希望，但同时不是无危险。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与道义上负有保障民国之责任，亦有权要求人民以服从战时政令，以巩固国家基础，然负责所以求成功，此为最要义。一切政治经济与国防上之缺点，必须勇于改正，地方利病，人民痛苦，必须敏于发觉，勤于救济。负公务责任者，其身伤欺其责任本同于党员，应自知为公仆，不能再泄沓因循，不能忽略此大义。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原是要国民大家负责，所以实行民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不断改善实际，尤应放在实行民治之口号之先，今日大家应负责不可自己有责不负而卸责于他人，党内之党员如此，党外之国民亦如此。譬如作战，部队位置有前后而任务无分别，同船一命，今日之事，此一语尽之矣，而尤要者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
陈布雷痛悼张季鸾（3）
其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者，谓“今日士流之风气最可注意，而青年训练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极可爱者，但青年界现象亦有极可忧者，青年只要有热情，有才气，有志趣，则幼稚急躁并不足为患，惟浮薄放荡，冷酷颓废，不知自重，流于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则无异国家百年生命之自残，因前者不过是浮面病象，而后者乃是难治之痼疾，凡标新立异，激越以鸣高，其实皆出于贪竞自私，无以自立，故无以自守而自重。国民教育应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为有建国医国共同意志之国民，必须期待每个人有刚健不屈的人格，如此则国家利益所在，即天职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之前途，乃有真实继起负荷者。中国本来有教导做人的极好标准，余以为即在《礼记》之《儒行》篇，有人或以此篇为汉儒伪托，要知即令汉儒所为，但其所提倡刚健特立之儒行，实为我民族二千年前固有精神，中国欲成为世界第一等国家，此必须特别提倡。”先生告余此语时，目炯炯而语音特沉着响朗，如有千万俊伟青年环立其前。越日而《大公报》有“论政治教育”之一文，特别标揭“儒行”，此当为先生最后呕心杰作之一。青年之景仰先生者，不可不重检四月二十六日之《大公报》社评与儒行本文而一读之也。
季鸾先生所给予我之印象太深，嘉言大多，凡他友所已道，兹均略之，谨述其有系于国家民族与教化之大者，泫然书之，而犹不能尽。呜呼！善人逝矣，其精神不死，其立言乘教之苦心。永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