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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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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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国书生,领袖忠心高级干部,青史留名,永垂万世的布雷先生,永受人钦仰怀念!
  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9日又发了一篇社论,社论题文如下:
  忧劳为国·感激轻生
  ——再悼陈布雷先生
  陈布雷先生的遗书,由治丧委员会汇集发表了。从布雷先生的遗书上,我们看出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并发现了他忧劳成疾的痛苦,感激轻生的意志。而他对于总裁纯洁质直的忠诚,对于三民主义革命成功的信念,对于同志加紧奋斗的鼓励,正与他对于自己不能继续工作,不能集中思虑的失望,互为矛盾,互相缴绕,造成他心理的症结,促使他继先烈陈天华先生蹈海之后,出于服药过量结束一生悲痛欲绝之一途。
  国民党方面终于公开承认陈布雷是自杀的,是“油尽灯枯”,绝望轻生;对于陈布雷的清正廉洁则无一不为之敬佩。
  陈布雷墓(位于杭州九溪十八涧)没有几个月,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又过了10天,5月3日拂晓,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21军的先头部队61师经九溪抢占了钱江大桥,与23军一起解放了杭州城。
  湖山烟云,白骨长埋。杭州西子湖畔,九溪十八涧的陈布雷墓碑孤零零地竖立着。他,国民党阵营中少有的一个才华横溢、品质高洁的才子,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在政治上走错了路。他对蒋介石是忠心耿耿的,但像他那样极顶聪颖的人,对前途不能说毫无认识。特别是王朝末日,穷途末路,他的认识当然越来越清楚,但他的软弱和封建意识的羁縻又使他不能自拔,也无法自拔。当他回忆二十几年的境遇时,留下的当然只有无限的悔恨、幻灭和悲哀,结果必然会走上自杀的道路。陈布雷自杀是一幕悲剧,陈布雷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遗书的公开发表(1)
陈布雷遗体是1948年11月15日在南京中国殡仪馆的崇敬堂大殓的,当时灵堂四壁素联,首先是蒋介石的“当代完人”横幅,还有李宗仁的“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赤心谋国,渊谟忠荩炳千秋”,孙科的“慎独存诚襄大业;长才济世著文章”,朱家骅的“为政不忘清勤慎,居家无愧孝友慈”等等,而他的许多遗书则是在11月24日后才公开发表,而且是经过蒋介石点头后才公开发表的。
  中央社有一条消息说到陈布雷的所有遗书、手书、杂记都“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惊,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中常会听取报告时,对于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等语,咸不胜其哀悼,而布雷先生期望本党同志团结一致加紧奋斗之遗言,更使一般同志为之感奋。其对总裁之爱戴,对友朋之诚挚,对夫人体念之深,对弟兄友爱之笃,对公子教诲之切,以及其对身后公私事务处理之周密,皆可于各项书信中见之。”中央社这则消息遮遮盖盖,但也说出了一些真情。
  在遗书正式发表时,蒋介石还先发了一个褒扬令:
  总统府国策顾问、前国民政府委员陈布雷,志行忠纯,学识宏达。早岁致力于新闻事业,鼓吹共和;宣导革命,丕振声风。两绾浙省教育行政,一襄###务。允厘厥职,士论系归。嗣赞戎机,值倭寇侵凌,夙夜忧勤,竭尽劳动;弘济艰巨,勋重邦国。近来翊赞国府,筹策谟献,胥关大计,股肱心膂,匡弼实多。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讵意国难未纾,遽尔永逝。天夺良辅,痛悼弥深。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用示笃念勋贤之至意。此令。
  接着就是陈布雷给其妻王允默之遗书,给随身陶副官之短笺,给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的遗嘱,给四弟、六弟、八弟之遗书,给洪兰友、张道藩等的信,最后是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的函,这些遗书在上面都已说过了。
  陈布雷给蒋介石和家属、朋友、属下的信中都一致避免说出真相,这是因为他知道,不能给家属等留下后患,所以送交蒋介石亲阅后,蒋介石认为公诸于世也无妨,这是陈布雷的绝顶聪明处。所以陈布雷死后,家属兄弟等均未受到牵累。蒋介石明令褒奖中有的评价如“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还是有事实根据的。如陈布雷给秘书蒋君章等留函中最后有“另纸各书,请两兄注意,深谢相随数年之厚意”一共有10条,摘录原文如下:
  一、即嘱叔谅或叔同来(急请其以电话告《申报》六弟训,并告祖望弟),说我病危,要其陪内子来京一行。
  二、遗留数函(在公事皮包内)分别投寄。(另委座函即托宏涛呈阅。)
  三、实之弟如可请假,请其来寓帮同照料。(兰友、芷町两兄,请其来寓主持)他人不必惊动。
  四、宣传小组文件一包(存在铁箱内)(存款簿及支票簿),君章见即交黄部长少谷、道藩、惟果、希圣诸兄。
  五、卧室后间橱内,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侍从室时代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此可检交周宏涛见汇存于机密本案之内。
  以上五条者都是一一托付兄弟和朋友、同事,公事和家事,条理分明,可见陈布雷自杀之前头脑是很清晰的,交待得极为详细,后面五条是处理死后丧葬及公私财物事,也交待得非常具体:
  六、物价日高,务必薄敛、薄棺、薄埋,如可能则葬我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内有公墓处亦佳),葬事请于三至五天内办毕。
  七、寓中新沙发三把及单背椅十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
  八、善后事办毕后,京寓即结束,切劝内子早日返沪,依其姐以居。
  九、可询明内子后,对陶副官送三百元,严尚友(一百元),分别致送酬劳金,以酬其忠实,徐正良亦酌发若干元亦可。
  

遗书的公开发表(2)
十、兄等忠勤相随,我无以为报,只有感谢,但此为兄等最后对我之相助,千祈于结束事多多尽力。
  我在床下新皮箱内,尚存有金圆券七百元,可以取用,此外只有存农行信用簿及存京大来之两笔存款,为数不多。
  

“公以处事、诚以待人”
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当时有一文回忆还是比较真切的,文说:
  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这里因为篇幅不能详述。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我个人对于布雷先生的逝世,最感遗憾而悔恨莫及的,就是最后一次晚饭,我没有和他共同进餐。最后一个晚上,我没有同他聊天。那次晚餐,我因为临时有应酬,所以特嘱同事陈君留伴,据说情形已比平常不同,饭吃得特别快,莱仅吃靠近一碗,吃完匆匆上楼,这便是心中有事的表现。如果我和他共同进餐,我想我一定会注意这种情形,而预先予以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布雷先生自还都以后,睡眠的时间比较提早,如无特别事故,晚间11时至12时常可就寝,这是我们费了多少力量的结果。他的习惯,睡眠之前半小时服安眠药二三粒,在这个时间,欢喜有人去聊天,我就在这个时间常常和他谈些轻松的事件,约20分钟后退出。在这个最后的一晚,我正在《中央日报》轮值,归时稍晚,他寝室中已经灯光依稀,是已经下帘的样子,所以我就没有上楼,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服药。事后检查,他所服之药计一瓶又一瓶的三分之二,地板上掉下几粒,推想他服药时是相当的紧张。如果这时候我上去一下,也许可以发现什么而预为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不过,先生的厌世,是抱有最大决心的。最后一天(12日)下午,芷町先生来谈,达两小时之久,慰劝备至,先生表示嘉纳者再,绝未暴露任何破绽。他服了这样多的药,还恐怕我们发觉得早,要营救他,所以遗书给我们说千万不可救他,救也断断不能回生,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他决心结束他的生命。布雷先生书生从政,素讲道义,尚气节,忠于国,忠于党,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公以处事,诚以待人,躬行实践,丝毫不苟,而且没有一点官僚气,只是一个温厚儒雅的长者态度。相处愈久,愈加使人钦佩。尤其感动人的,是他的健康是这样的坏,他的责任心是这样的重,而领袖倚畀他又是这样的切,他居常局处于一角小楼,夜以继日地孜孜为公,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向领袖请假的。记得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改组的时候,他特别和我长谈了一次,最感动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这样几句:“你一定要再帮助我两年,我60岁的时候,一定告老了,那时候你才离开我。”我当然欣然允诺。不料先生还没有到60岁,他竟因为精神的出路毫无,而决然弃世。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领袖为之不欢,亲自吊祭者至再至三,而同志好友失声痛哭者,则不知凡几。当他遗书发表以后,识与不识者,为之泣下数行者,又不知几人,其感人之深,实不止我个人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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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
陈布雷对部下从来没有架子,一向是平等待人的,这在国民党阵营的达官贵人中是少有的,最为典型的要数他与随身副官陶永标的关系了。
  陶永标,山东人,从陈布雷组建侍从室起,就任他的副官,经常跟随他出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陈布雷对他待之如子侄,自杀前给陶留下一封遗书,托付后事,对陶的出路也作了安排。陈布雷自杀后,陶被安排在报馆工作,后来转入文具公司,退休后居住在上海。
  陶永标有一回忆,述及陈布雷的为人,概括起来是10个字,这就是“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陶永标说:
  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而且是大官,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3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的人,是瞧不起的。潘公展与布雷先生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朋友,但知道潘加入CC,即日渐与其疏远。
  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布雷先生更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但对于蒋介石,他却认为“是一心为党为国的”,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搞坏了。布雷先生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一般私人很少接触和来往,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知友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年10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是孔祥熙,蒋既出国,孔当然代行院长职务,布雷先生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布雷先生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布雷先生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过了几天,布雷先生的侄孙,即屺怀先生长孙陈辟尘,在中央银行工作,来探望布雷先生这位叔祖,说起孔祥熙这种手段是经常用的,委员长身边的人几乎都拿到过,这次给叔祖据说是第一次送。“叔祖,你猜里面封的是什么东西?”
  布雷先生说:“当然是钱啰!”
  陈辟尘:“叔祖,你知道有多少?”
  布雷先生:“我看都没有看过,怎么晓得?”
  陈辟尘:“是100万元的银行本票。”
  陈布雷叹口气说:“腐败,腐败。”接着他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哼,他想做本党的总裁,选不上,就在中央银行也设了一个总裁。唉,你们的总裁,这个总裁……”
  陶永标也回忆到陈布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接触,陶说陈布雷与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张治中比较接近而且尊重。戴是他早期在《天铎报》的同事,叶是在上海柳亚子主持南社时同属社员,是诗文之交;而于老在上海办报时,陈布雷还是青年记者,对于老当然很尊重。陈布雷同邵力子、张治中关系尤其投契,亲如家人。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有一次到南京湖南路寓邸来看望先生,问及布雷先生这几天身体怎样,我们回答:精神不大好,这时候休息着。张就说: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休息,我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惦念他,特来看看问问。张治中先生叹口气说,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对于CC二陈,陈布雷对蒋介石,对朋友都表明,不参与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和战后,与二陈更渐渐疏远。在重庆时,陈果夫常派侍从室三处的主任秘书罗时实,来陈布雷办公室走动,陈布雷关照我们,不要接待,不要任意谈处理的公事。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布雷先生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布雷先生退还聘书,对我们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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