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二三周，仅台北市大同区一个星期之间发生的偷盗案就有数十件之多。
物资的缺乏，尤其是米粮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与社会不安。此外，国民党当局还漫天要价地向台湾同胞征税，更使人民群众怨声载道。1947年2月中旬，由于粮食缺乏，各地发生了“抢粮暴动”。同时，岛上街头巷尾还出现了嘲笑国民党政权的漫画及宣传。民间开始对国民党的官员或士兵到酒楼、饭馆白吃白喝进行抵制，甚至出现在大街小巷殴打“阿山”（外省籍的贪官污吏）及在偏僻处抢夺军人枪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苏花公路上的一桩惨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苏澳至花莲的临海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在半途遇上一群军人，这批军人蛮不讲理，要旅客下车，让他们乘坐。司机和旅客不允，这些军人便毒打司机，威胁乘客。司机见状忽然改变态度苦劝旅客下车，司机驾驶满载军人的汽车急速冲向几百丈深的悬崖绝壁，掉进太平洋。群众集体反抗事件越来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发生在高雄市郊区湾仔区内的农民集体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频频发生劳工“反对解雇”的示威罢工，如台湾钢铁公司、高雄制碱厂、高雄水泥厂、台北烟草公司、汽车司机等纷纷举行罢工。甚至连公务员也为要求改善待遇、反对政府拖欠薪金而进行罢工或游行、请愿。学生们则进行罢课，学生的领导者甚至主张用实力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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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统治在台重演（3）
整个台湾，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已在各地频频发生的民众反抗的事件或冲突，其累积的结果就是全岛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2·28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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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2·28事件”（1）
台湾回归祖国才一年多的时间，台湾同胞的心情已从光复之初欢天喜地的热望变成呼天唤地的失望，甚至濒临绝望，台湾同胞所累积下来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愤怒正在寻找机会发泄。
1947年2月27日黄昏，国民党专卖局查缉私烟的查缉员傅学通、叶根德等6人在台北市延平路一带抄查私烟时，查获一名40岁的寡妇林江迈正在出售私烟，便将林妇的香烟和现款悉数没收。林妇便以生活困难跪地苦苦哀求发还被没收的钱、物，但傅学通等人不但不答应，还以手枪枪柄敲击林妇的头部，以致林妇头破血流，当场昏倒。围观的路人看到这种残暴行为，愤慨地一拥而上，把查缉员团团围住，喊打之声四起。被群情激愤的群众所包围的查缉员一看情况不妙，拔腿就逃，群众则紧追不舍。为逃离群众的包围圈，查缉员便开枪乱射，一个在楼下观看的市民陈文溪被射中，当场死亡，傅学通等则乘群众慌乱之机逃进警察分局。群众看到无辜的市民被射杀，群情更加激愤，蜂拥至警察分局，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以正法，警察却说已把犯人交给宪兵队，民众又赶到宪兵队，宪兵队却说根本没有这个犯人。愤怒的民众又回到现场，将查缉员遗留下来的卡车，连同车上缉获的香烟，全部放火烧掉。
由于案件未得到解决，2月28日清晨，愤怒的群众便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罚杀人凶手”。沿途的民众陆续加入，使整个游行队伍达到数万人之多。他们高喊“打倒陈仪”、“打倒贸易局”、“实施台湾高度自治”等口号，并沿街敲锣打鼓通告罢市。全市商行，立即响应，全部关门闭户，学生则全部自动罢课。渐渐地，群众的愤怒情绪已无法控制，游行示威转化为暴力行动。他们行至太平町一派出所前，该所警长黄某欲上前加以制止，受阻而激愤的民众便将其围住痛打，并冲入派出所内，捣毁所有物品。之后，游行队伍又向专卖局台北分局挺进，冲进局内打死该局职员2名，伤4名，并将局内的香烟、酒、家具、现钞，甚至汽车、自行车等都搬到街道上当众焚毁，一时火光冲天，整整一天都没有熄灭。下午，游行队伍又转赴长官公署陈情请愿。由于长官公署四周已经布置了大批武装部队阻止民众接近，激昂的民众不顾哨警的制止就冲了进去。突然公署楼上有机关枪向民众扫射，瞬间6名民众倒地，其中4人丧生，2人重伤，人群便迅速躲闪。但不到一个小时，分散的人群突然疯狂起来，许多激愤的民众对身穿中山装的贪官污吏追打，焚烧他们的汽车，其中为数不少的外省人公务员被殴打，真正的暴动由此开始。
28日下午3时，激愤的民众聚集在台北“新公园”，召开“民众大会”，决议彻底抗争。随即民众占据公园内的广播电台，播送台北缉烟血案的经过，号召全岛人民一齐奋起反抗。这一消息又经铁路站或邮电局的电话，一站一站，一局一局地传下去。3月1日起，事件迅速扩及中南部，两三天内，各地响应台北的行动纷纷出现，全岛各大城市及部分乡镇皆发生骚动，各地愤怒不平的民众攻击官署警局，殴打大陆人，发泄一年多来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愤之气。国民党军警人员开枪镇压，各地死伤的消息频频传出。
“缉烟血案”发生后不久，消息便传至基隆，愤怒的民众纷纷起来响应台北市民的起义。2月28日晚，即有市民进攻警察局，宪警及要塞司令部派兵开枪镇压驱散。3月1日，基隆要塞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市民以罢市、罢工、罢课对抗，全市顿时成为“死市”，只能听到军警鸣枪警告。3月1日至3日，无论市内或郊外，民众与军警的冲突频频发生，造成多人死伤。
2月28日晚，台中市民收听到台北市号召全岛人民起义的广播后，台中市参议会召集台中县及彰化市的参议员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支持台北市民起义，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即时改组长官公署，二是即时实施省、县、市长民选。倘若长官公署不接受要求，便立即推动全岛性的罢市、罢工、罢课。3月1日上午，民众在台中戏院召开市民大会，台共领导人谢雪红被推为大会主席。参加大会的民众散会后在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旋即攻击台中警察局，解除警员的武装，扣押局内的枪支弹药。下午，民众又攻击专卖局台中分局，焚毁局内财物后，再前往台中县县长刘存忠的官舍，但遭受枪击，造成死伤数名，民众因而更为气愤，冲入官舍把刘等官员痛打一顿，将其监禁于警察局拘留所。晚上，起义的民众攻陷“七五供应站第四支库”及“第三飞机厂仓库”，扣押了300多支枪支，俘虏了300多名官兵。3月3日，自发性组织起来的各武装队伍，夺取了台中市党、政、军机关，市长黄克立逃逸后被缉获，全市外省籍公务员及眷属300余名则被集中看管。随后，各武装部队经过整合，成立“二七部队”，控制台中地区。
3月1日，事件的消息传到嘉义市。下午3时，由台中南下的三辆卡车载来一批青年，在嘉义中心向聚集的群众报告事件的经过，并呼吁嘉义市民响应抗争行动。市民立即响应，各自编制队伍，以木棍、竹剑等当武器，分头袭击市长官舍与政府机关，殴打官吏，烧毁财物。接着袭击警察局并扣押局内枪械子弹。3月3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与嘉义市参议会联合举办市民大会，成立“嘉义防卫部”，这是当时全岛最大规模的民众作战部队。下午，嘉义“民众部队”攻击第19军军械库，并控制嘉义广播电台，晚上又攻陷了嘉义市政府。3月4日，“民众部队”约3000人大举攻击国民党军营及政府官员聚集的嘉义中学，经过一番激战，军营被攻陷。国民党军分两路逃走，一队逃向兵器库，另一队则进入嘉义水上飞机场内。民众部队追击败走的国民党军，围攻兵器库，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国民党军队投降。但国民党军队在投降前把兵器库炸毁，因而“民众部队”未能获得预期的大量武器。3月5日，嘉义的民兵与来援的台中队、斗六队、新营队等联合，合力向水上机场发动总攻击，占领水源地及发电厂，切断通往机场的水电。国民党军队觉得形势愈趋不利乃提议停战，并提出市民应将所携武器全部集中于警察局，向飞机场提供食物等条件，“民众部队”未加细想便答应停战。然而，这只不过是国民党军队的缓兵之计，到了下午，突然出现来自台北的飞机数架，投下大量武器、弹药、粮食等，国民党军队获得补给后，立刻发动反攻，遭遇突然袭击的“民众部队”，死伤300余人而败退，国民党军乃乘胜攻入嘉义市内。于是，两军就在嘉义市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市街战，双方僵持了5天。由于从台中南下的援军及时赶到，“民众部队”又把国民党军赶到飞机场。在“2·28事件”中，嘉义地区可以说是冲突最严重、战况最激烈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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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2·28事件”（2）
3月2日下午，台南市面上到处聚集游民学生。至深夜，市区开始骚动，有民众攻入派出所夺取枪支。3月3日下午，各派出所及第三监狱的枪支、海关仓库物品、警察局保安队武器弹药全为青年学生所接管。3月3日晚，来自台北的青年呼吁高雄市民起义，高雄市民随即响应，围攻警察局、派出所，没收大量枪支弹药。3月4日，“高雄市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人团员全部起义，许多青年学生公开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武装反抗。3月5日，青年、学生聚集于高雄中学，并编成部队，分头攻击宪兵部、陆军兵器库等，获得大量枪械、子弹，并俘虏了700余名国民党官兵。除了在寿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之外，全市的军、政机关均为民众军所控制。全市外省籍公务员逃入“高雄要塞司令部”。青年、学生与宪兵驻军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学生死伤很多，学生最后弹尽援绝，趁黑夜突围逃出。
除此之外，新竹、屏东、宜兰、花莲、台东等地也发生了武装暴动，市民攻击警察局、驻军、官舍，抢夺武器的事件。
以上各地起义、暴动，性质并不一致。有些地方确是武装反抗，如嘉义的“民众防卫部”、台中的“二七部队”，高雄的青年学生兵，但有的地方却只是民众自行维持地方治安。在各地的行动中，参与的民众也相当复杂，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地方领袖，但也有地方流氓混迹其中。
由于不了解祖国大陆的现况，很多台湾同胞不可能把陈仪政权中的贪官污吏和自大陆来台工作的中下层职员区分开来，广大台湾同胞和国民党政权的阶级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度转化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省籍矛盾。因此在“2·28事件”中，各地部分愤怒的民众看到外省人就殴打，使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遭到池鱼之殃，结果是原先作为反抗对象的高官丝毫无损，遭殃的反是小公务员、商人、妇孺。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台湾人，在###中保护大陆人，或救助受伤的大陆人，也有不少“外省人”同胞认识到这是一场“打错了”的悲剧。
据研究，在事件中痛打外省人的，多数是台湾本地的流氓和从海南被日军征召入伍而在战后返台失业的台籍士兵。至于广大善良的台湾同胞却是保护“外省人”的。当时率新中国剧社在台北演出，住在台北市三义旅馆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正好目睹了殴打“外省人”的这一幕悲剧：“有50几个人走进旅馆，叫男社员全到外边让他们打，经过旅社主人和两个台湾学生向群众解释，说他们只是剧社的演员，既非官吏，又非商人，群众才退去。”当然，应当承认，满街殴打外省人的情况，的确也激起了省籍矛盾。老记者王康年追忆当年他从馆前街一家旅社楼上窗口，“看到满街打外省人的景象，既气愤又伤心，我想不到台湾同胞竟如此残忍。冤有头，债有主，长官公署开枪杀人，你们去打长官公署好了，为什么找无辜的外省人出气。”欧阳予倩指出“事件是积愤触发的，排斥外省人，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解决各地民众的暴动，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及省议员等组织“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并建议行政长官陈仪筹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由省内各参议员、“国大代表”以及商会、工会、学生、民众、政治建设协会等五方选出的代表组成。3月3日，“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会中商定军队撤回军营，地方治安由宪警和学生青年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随后，全省各地以县市参议会为主体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地方分会相继成立，竞相开会，并提出事件处置的对策与政治改革的要求。“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也逐渐由一个原本只是在平息事件、料理善后的临时组织，发展成一个开展政治改革运动的团体。3月5日，“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正式通过组织大纲，提出“改革台湾省政治”的宗旨；3月6日，“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中更指出，“2·28事件”的发生“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3月7日，“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改革方案四十二条”（后精简为32条），包括要求省自治、保障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撤销贸易局和专卖制度、废除苛捐杂税，接收日产由省政府自行处理等多项内容。行政长官陈仪一方面对“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意见和改革纲领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则电请蒋介石派遣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来台“镇压叛乱”。3月8日中午，宪兵队第四团团长张慕陶与“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进行谈话，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标，呼吁勿牵涉军队之事以刺激“中央”外，并以生命担保“中央”决不调兵，“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当天就发表取消这32条的声明。然而，蒋介石派往台湾的21师已经出发，而这32条也就成为“反抗中央背叛国家阴谋”的罪证。
血腥镇压悲剧（1）
“2·28事件”只是一种自发的民变，并不是什么叛乱，其提出的口号也只是要求“民主”和“自治”而已，但是国民党当局却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南京政府接到陈仪有关“2·28事件”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