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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晚年，一度从二哥家到我家来住。她虽然体胖，却每天都能上下五层楼，到附近街上活动。她那跟陌生人说话的旧习不改。街角有个从工厂退休后，摆摊修鞋的师傅，她也不修鞋，走去跟人家说话，那师傅就一定请她坐到小凳上聊，结果从那师傅摊上的一个古旧的顶针，俩人越聊越近；原来，那清末的大铜顶针是那师傅的姥姥传给他母亲的，而我姥姥恰也传给了我母亲一个类似的顶针；聊到最后的结果，是那丧母的师傅认了我母亲为干妈，而我母亲也就把他带到我家，俨然亲子相待，邻居们惊讶不置，我和爱人孩子开始也觉得母亲多事，但跟那位干老哥相处久了，体味到了一派人间淳朴的真情，也就都感谢母亲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丰盈的乐趣。
母亲八十四岁谢世，算得高寿了。不仅是父亲，许多有社会经验的人谆谆告诫……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实在是不仅在理论上颠扑不破，因不慎与陌生人主动说了话或被陌生人引逗得有所交谈，从而引发出麻烦、纠缠、纠纷、骚扰乃至于悲剧、惨剧、闹剧、怪剧的实际例证，太多太多。但母亲八十四年的人生经历里，竟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与陌生人说话而遭致的损失，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还是证明着即使是凶恶的陌生人，遭逢到我母亲那样的说话者，其人性中哪怕还有萤火般的善，也会被煽亮？
父母都去世多年了。母亲与陌生人说话的种种情景，时时浮现在心中，浸润出丝丝缕缕的温馨；但我在社会上为人处事，却仍恪守着父亲那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遗训，即使迫不得已与陌生人有所交谈，也一定尽量惜语如金，礼数必周而戒心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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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陌生人说话（2）
前两天在地铁通道里，听到男女声二重唱的悠扬歌声，唱的是一首我青年时代最爱哼吟的《深深的海洋》： 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
歌声迅速在我心里结出一张蛛网，把我平时隐藏在心底的忧郁像小虫般捕粘在了上面，瑟瑟抖动。走近歌唱者，发现是一对中年盲人。那男士手里，捧着一只大搪瓷缸，不断有过路的人往里面投钱。我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站住，想等他们唱完最后一句再给他们投钱。他们唱完，我向前移了一步，这时那男士仿佛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我说：〃先生，跟我们说句话吧。我们需要有人说话，比钱更需要啊！〃那女士也应声说：〃先生，随便跟我们说句什么吧！〃我举钱的手僵在那里再不能动。心里涌出层层温热的波浪，每个浪尖上仿佛都是母亲慈蔼的面容……母亲的血脉跳动在我喉咙里，我意识到，生命中一个超越功利防守的甜蜜瞬间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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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班主任》的回忆（1）
由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613页，由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 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 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800 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 伯奇执笔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42 年生）1977 年11 月发表的《班主任》。
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刘心武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 年11 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 年6 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的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0 月第一版）
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2）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3）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4）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出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 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5）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这当然与纯文学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两回事儿；（6）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写《我爱每一片绿叶》时，技巧上开始有进步；到1981 年写作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时，才开始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 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1959 年从北京六十五中高中毕业，后在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习，1961年至1976 年我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但我1974 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雅克萨》，写清朝抗俄的，这是那时很时髦的题材，后来好多出版社都出了该题材的长篇小说，我责编的那本1978 年也出版了，作者谢鲲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他本来可以写出脱离时髦题材，特别是脱离〃主题先行〃那样路数的，体现其个性的纯文学佳作的，可惜却因肝功能衰竭而英年早逝。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冽，文字也活泼流畅，可是，虽说1976 年10 月打倒了〃四人帮〃，1977 年2 月7 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 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复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三十五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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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班主任》的回忆（2）
1977 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 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 月（刊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发表在1958 年《读书》杂志第16 期上，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六岁。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 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出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个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随着杂志发行，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仁们也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是泼天大）；也有身份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