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离开山村，进了趟北京，在天安门前，照了张像，但是〃背篓邮递员〃送信翻山的时候，在山溪边滑倒，掉到溪水里，转瞬跌崖的几个邮件里，有一个就是人家寄来的照片。我就跟儿子说，你应该陪杨哥把新的照片送到榛子奶奶手里。他们送照片去，一进村就愣了。全村人正为榛子奶奶办丧事。唢呐吹出高昂的曲调，接着是鞭炮连串响。看到他们带去的照片，不仅榛子奶奶家人高兴，村民们传看完，最大的一张就挂在了〃榛子林餐旅店〃的堂屋里，住在那里的几个年轻游客也都称赞拍出了百岁老人的独特神情。榛子奶奶的重孙子告诉他们，这是喜丧，他们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神仙！几个山村壮汉，胳膊交叉，组成了两乘轿子，让他们分别坐上去，随着送葬的队伍，往山顶上走。密密的树林，旋转的落叶，坠落的榛子、栗子、松子落到头上身上，让心窝好痒好甜……在山顶，那棵最古老的榛子树下，人们埋下了骨灰盒，竖起一块石碑。那天杨哥和我儿子成了山村的一员，每一户人家都跟他们称兄道弟，跟他们说常常回来，炕随便睡，馍随便吃，菜随便搛，酒随便喝……村民簇拥到村边，唢呐声声送别，杨哥和我儿子全笑着哭了。
他们回来给我提来一兜大榛子，给我看新拍的照片，我对杨哥说：〃这次拍的一定得奖。〃杨哥说：〃还要什么别的奖？我已经得了大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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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香皂（1）
〃'天鹅香皂'走了。〃祁楷打电话告诉我。
〃天鹅香皂〃，说的是一位女士。少年时代，我住在一个胡同大院里，她的父亲跟我的父亲在一个机关工作，我们算平辈，但是她比我大许多，我上中学的时候，她已经是中学教师了。我上的不是她教的那个中学，我们在院里院外遇见了，只是相对笑笑，应该说，我们关系很平常，或者说，除了曾经是邻居，谈不到有什么关系。可是，三十九年前，那时候我自己也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我任教的那所中学跟她任教的中学不在一个城区，我甚至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了，却忽然有一天，从她所任教的那所中学，来了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找我〃外调〃，要我揭发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她的〃反动言行〃，我愕然，不敢说不知道，搜肠刮肚，总算揭发出〃她特别爱干净，在公用自来水管底下洗手，不断地撩水冲那水龙头，既臭美，又浪费〃这样一条罪行，找我的人哪里饶得了我？点出〃你自己的问题也不少〃，跟着就亮出一套彩色明信片，我没等他们质问，赶紧说：〃是我送给她的，我不对，我不对……〃他们就勒令我第二天去他们学校，参加对她的批斗会，一起受教育。
我战战兢兢地，提前到达了批斗她的现场。在那现场，布置了一个展览，采取的是鲜明对比的形式，把从她家搜出的花绸布拉吉，跟锅炉工穿破了的工作服并列对比；把她戴的小坤表，跟送煤工严冬系在棉袄上的粗麻绳并列对比；把她家描金线有花卉图案的细瓷茶具，跟清洁工用得变了形、渍着厚厚茶锈的搪瓷把缸并列对比……最后一组，则是把她平日离不开的天鹅牌香皂，跟一位工友平日使用的粗胰子球对比，我得承认，那种对比性陈列所形成的视觉冲击，再加上群体激愤的气氛，实在不能不令我觳觫，因此当批判者以〃农民种粮食给你吃，工人织布给你穿，战士给你保卫国防，你却如此丧心病狂地过着典型的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堕落生活〃这样的逻辑，对她进行毫不留情的高分贝值的批判时，我也就低下头，跟她一起服罪。
那次批斗会的高潮，是把从她家抄出来的半打天鹅牌香皂（她承认因为觉得不大好买到，所以遇到在卖就买下一打），串成一个夸张的项链，挂在她脖子上，逼她跪到垃圾筒边上……唉，我真不愿把那些往事细想，多年以后，我们曾在公园里邂逅，说了许多近事，她忽然冒出一句：〃我该向你道歉呢！〃乍听，我一头雾水，她慢慢道来，我才知道，她指的是我曾送她几套彩色明信片的事，那是因为父亲调往外地工作，我家要迁出那个机关大院，家里清理东西，发现有几套彩色明信片，是我父亲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在苏联留学后，回国时送给我家的礼物，明信片上是莫斯科、列宁格勒的风光什么的，想起她是中学里的地理老师，一向热心搜集各种地理图片资料，就由我到她家里，送给了她，她当时非常高兴，没想到戴红袖章的闯将们去她家〃破四旧〃时，抄出了一大堆〃四旧〃，这些明信片问题比一般〃四旧〃更严重，因为那时苏联已经被指斥为〃苏修〃，她竟然藏有〃苏修〃的原装货，逼问她从哪儿得来的，她邂逅时跟我道歉，说：〃那时候真不该就把你说了出来……〃我当然立即跟她说那个荒谬的时间段里，这实在是比芝麻还小的事情，不足挂齿。
祁楷是当年机关大院的小伙伴，比我小几岁，他后来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分到教育局，经历过政治风暴的连续冲击，下放劳动结束后，分配到中学里当了干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先当副校长，后来成为校长，我们恢复了密切来往，是他跟我提起了她来，原来她成了他所在的那所中学的资深教师，他说，由于那一次的批斗，她就有了个〃天鹅香皂〃的外号，原来是一个批判性的恶谥，到后来，旧人流出新人进来，渐渐没有人清楚那外号的来历了，她自己呢，却还总是嘻嘻哈哈地自称：〃哎呀呀，你看你看，我这个'天鹅香皂'，记性越来越坏！〃或者高声喊：〃嘿呀，你们别跑那么快，等等'天鹅香皂'不行吗？〃祁楷说，〃天鹅香皂〃临退休前，跟他恳谈过一回。她说她觉得自己还应该算是个幸运儿。三十九年前批斗她的那些闯将，后来很快被否定掉了，被说成是用她这样的人，来〃转移斗争大方向〃，后来一律〃上山下乡〃，经历的蹉跎坎坷，比她尤甚，她从那以后，也就主动地在边缘生存，得以基本上平安地渡过了劫波。她说更高兴的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别的不去罗列了，如今光是香皂就有多少种？光是风光明信片就有多少种？她宣布，退休后她要更好地享受生活，要珍惜每一项琐屑的人生乐趣。祁楷说，她一直是个老处女，老早不在我们住过的那个机关大院里住，一个人住一套大单元，追求舒适、雅致，退休后这几年，听人们议论，说是〃天鹅香皂〃竟成老妖精了，穿起时装，在T 台上走猫步，其新的名言是〃逛商场必须一个人，吃晚餐至少对面要有个人〃，凡是这京城里新出现的雅皮餐馆，她总请人去品尝，也不多请，最多请两位，请得最多的，是他们老年时装秀的伙伴，有男有女……
对于〃天鹅香皂〃的去世，我没有悲伤，也没有感触，我甚至觉得，祁楷没必要如此迅速地向我报道这条消息。祁楷说，她父母双亡多年，又无兄弟姐妹，更无配偶子女，去的又很突然，是在参加时装秀的休息室里，坐在化妆镜前，说了半句话，一下子心肌梗塞，根本来不及抢救。祁楷说，之所以给我打电话，是请教我，像这样一位人士，在追悼仪式上，该怎么评价她？我说，当然，要肯定她在任教期间的成绩美德，此外，恐怕也难加溢美之词；他说副校长跟他表示，这样一个以〃天鹅香皂〃为符码的人物，说实在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一种无聊的、卑微的存在，如果知识分子都像她这样，那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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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香皂（2）
几天以后，祁楷又来电话，要我去参加他们学校为〃天鹅香皂〃举行的追思会，我问：〃有这个必要吗？〃他说：〃你来受受教育。〃这叫什么玩笑话？我很不情愿，但那天我还是去了。
事后我对自己说：亏得你去了，真的很受教育。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天鹅香皂〃那平庸渺小的人生外貌里面，竟包蕴着那么高尚深厚的行为思想。在公证处的参与下，祁楷他们进入她的住室，发现了她的遗嘱，她将全部遗产捐献给红十字养老院，并且将自己的角膜以及一切尚能为其他生命所利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尸体供医学解剖，不留骨灰，去世后也不要给她举行追悼会……说实在的，这还并不让我感动。令我，当然也令祁楷，令那位曾认为她不过是社会中无聊存在的副校长，以及所有参加追思会的人们感动的，是发现她有两个厚厚的本子，一个是剪报本，那里面有历年她从报纸上剪贴下的灾难性新闻：水灾，车祸，空难，矿井瓦斯爆炸，学校校舍坍塌……在每一条被剪贴下的新闻旁边，都粘贴着她的邮政汇款收据，数额最高万元最少一百；另一个里面粘贴的则是一位大学生……更准确地说，是一位原来的小学生、中学生……的来信，以及她给她回信的草稿，还有每三个月一次的汇款收据，近一年来每次都是八百元；老祁在追思会上宣布，这位受到逝者十多年赞助的大学生，从外地赶来了，大家目光集中到那位女大学生身上，她对大家说，上高中以前，她跟阿姨通信，都是汇报学习表示感激，上高中以后，渐渐懂得了神交，直到大一暑假，才到北京跟阿姨见了面，有多次深入的长谈，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阿姨跟她说起了郁达夫，当年曾有激昂的革命者鼓动郁达夫冲上街头，参加〃飞行###〃，郁达夫坦言，自己的性格气质，不适合做那样的事，于是继续写他的小说、散文；阿姨问她，一个人如果喜欢宁静优雅，比如喜欢使用天鹅香皂之类的东西，难道就是堕落吗？一个人如果面对着一客冰激凌，想品那美味，就是背叛了远方还没有获得温饱还有苦难的劳动人民吗？这世界的进步，应该是多种合力所致吧？冲锋陷阵的勇士，与矜持的郁达夫，都应该是需要的吧？郁达夫后来也牺牲在日本鬼子屠刀下啊！退一万步说，你对当时那黑暗的社会不满，你把你的矛头指向那黑暗的责任者啊，不去冲击黑暗本身，而去斥责类似郁达夫那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去当烈士〃，难道是公平的吗？……她说跟阿姨的深度交谈，是她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财富库，阿姨跟她说，赞助她，以及别的人，是觉得自己不具备那种振臂一呼八方回响的救世能力，自己也就是一块〃天鹅香皂〃，以自己微薄的能力，以浸润性的方式，做些小事情，与那些社会改革大家〃通盘解决〃的雄才壮举相比，当然渺小琐碎，但这样的生存，是不是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呢？她就对阿姨说，即使您没有做这些事情，您在地理课堂上几十年的讲授，也足以令您的生命发光了……女大学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流泪，但是在场的人士有一半眼里泛出了泪光。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努力地想，〃天鹅香皂〃女士的生命价值，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她算一个好人是不必争论的，但她也算得是一位知识分子吗？
对了，当年那种天鹅香皂，是上海出产的，用的是闪银光的深蓝色包装纸，上面有雪白的天鹅展翅飞翔的图画。如今还有这么个品牌吗？
2005 年6 月17 日写于温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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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风雨老人来
最近读了涂光群的回忆文章，才知道1977 年我那篇《班主任》得以发表的过程远比我以前所知道和想象的还要曲折艰难。其实发表以后，那作品究竟该不该发表，以及究竟是鲜花还是毒草，争论还继续了颇久。记得1978 年初夏，忽然接到《人民文学》杂志通知，让到中华总工会的招待所去参加《班主任》的讨论会，那地方不好找，我骑自行车汗津津赶到时，讨论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我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努力凝神，一环顾，吃了一惊……在座的有那么多文学界老前辈！
老前辈之中，有严文井。他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反问的语气，指出我那小说里所写到的小流氓宋宝琦和团支书谢惠敏，〃难道不是我们在生活里都见到过的吗？〃他和陈荒煤、冯牧、朱寨等，都从真实性上为我那篇作品辩护。记得开会的那天，上海《文汇报》正好发表了卢新华的《伤痕》，会场上有人拿着报纸皱眉头看，虽然没发言，却使我隐约感觉到有种忧心忡忡的情绪，严文井等人的支持性发言，也就不仅是在维护一篇《班主任》，实际是在为逐渐引起国人乃至世界注意的〃伤痕文学〃的浪潮护航。
〃伤痕文学〃是一种阶段性的文学现象，潮起时风靡一时，潮落后一般人都认同〃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价值〃的批评。别的〃伤痕文学〃作者是怎样的想法，我不甚清楚，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两年里确实很少考虑纯粹的文学价值，总是想〃闯禁区〃〃吐真言〃，先把〃四人帮〃设置的文化专制的篱藩撞烂了再说！1978年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参与了《十月》的创办，筹集第一期稿子时，我拿出了一篇《爱情的位置》，为使那当时在全国尚属创举的大型文学刊物质量得到保证，创刊号开印前在东兴隆街开了征求意见的座谈会，许多文坛宿将与会，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浩劫中全国的文学刊物全都停刊了，1976 年虽然恢复了《人民文学》《诗刊》两种杂志，但到1978 年还没有大型文学杂志出来，上海的《收获》也还未及复刊，所以会上人们都为《十月》的出现高声喝彩。那次严文井也来了，他拿起拟定的目录一看，大声说：〃好呀！爱情又有了位置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听不懂那话，不理解《爱情的位置》那么一个题目，在那个年月怎么会让专家到一般读者那么激动甚至震动，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有所了解，而解决今天的新问题，一定要采用新办法，绝不能走回头路，这是我回忆起严文井那仍响在耳畔的感叹时，由衷的心声。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乡土文学〃等浪潮相继激荡而过，随着国门的开启，外来文化的进入，受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回归文学本性〃，注重文本实验，强调语言元素的呼声与尝试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文坛局面变得复杂了，一些老前辈又开始为〃现代派〃的新潮文学忧心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