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她嬉笑，怄她，气她，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的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
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芭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地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地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地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她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为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次的深刻想法。
母亲去世快二十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伏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她听，她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地微笑，而且，有时她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讲述，毫不嗦，具有点穴的效应。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2000 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 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密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去十二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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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花感恩
又到落花时节，郊区书房窗外草地上，粉白的樱桃花瓣仿佛许多个句号。生活总是分成很多段落。每个段落里我们总会遭逢新的境况，随之或自觉或身不由己地调整自己的认知与心绪。窗外继续有花瓣谢落，窗内我整理着橱架上的图书。当我触摸到装帧极为朴素的上、中、下三册《我走过的道路》时，忽然心潮难平。那是茅盾的回忆录。他去世以后才陆续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他生前开列的名单，盖上他的印章，分寄各人，我因此有幸得到。我细读过这三册回忆录，有过很多感慨，但一直没有写过文章。尽管有〃鲁、郭、茅；巴、老、曹〃一说，但近二十年来除了以茅盾命名的文学奖常被人们关注外，茅盾的作品，对他的研究，都已经很不热闹，〃茅学〃始终没有形成，他的后人也很低调，不见出来撰文回忆、接受采访、促成昭显，以致在上面所提及的排序名单里，他几乎成了最寂寞的一位。二十几年前按照茅盾意愿，并且以他捐献的稿费为本金创建的茅盾文学奖，目前似乎只具有符码意义，是中国大陆目前一般人公认的最高文学奖项（尽管另一种文学奖使用了鲁迅作为符码，却并不能引出普遍的尊崇）。究竟茅盾的文学理念是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与作品究竟要不要符合这一理念？我提出这一问题，一定会被若干人觉得多余，甚至可笑。实际上无论是操办这一奖项的人士，还是争取这一奖项的人士，以及传媒的诸多记者，都已经完全把以茅盾命名的这个奖项，当作了一个可以容纳不同理念的作家与不同追求的作品的〃荣誉筐〃， 其间的争论、调整及最后的宣布，都与我提出的问题了无关系。
无庸讳言，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夏志清那本用英文写成，又被别人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以前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里，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根本没有地位，被禁锢、压抑了许久的中国大陆学人与读者，忽然读到沈、钱、张的作品，吃了一惊，原来被包括茅盾在内的左翼文学家否定、冷淡甚至根本不转过眼球去的这些作家，竟写出了具有那么独特的美学价值的精品，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沈、钱、张热持续升温，而茅盾却简直是被雪藏的状态。其实在夏志清那本书里，也为茅盾列出了专章，尽管批评茅盾〃为了符合共产党的宣传需要，糟蹋了自己在写作上的丰富想象力〃，但也还是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如此，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党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茅盾的小说主题先行，他按照主题要求设置人物、情节与细节，并且有据此开列详细提纲的习惯，当小说作为一门艺术发展到今天这么个状况的情势下，这些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致命的缺点。但是我最近重读他的《蚀》《子夜》，特别是《腐蚀》，却还是获得了审美上的愉悦，他的小说是有趣的，时能触及到人性的深层。我承认自己当年写《班主任》时，文思里有许多的〃茅盾因子〃。这也许也是他读了《班主任》后竭力鼓励，并且对我以后的创作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这还不是指1979 年3 月我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头奖时，他微笑着将奖状递到我手中。我最难忘的是颁奖前一个多月，在友谊宾馆小礼堂里，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召开了一个旨在鼓励创作长篇小说的座谈会，那时被〃文革〃破坏的文学园地一片荒芜，茅盾出席那个座谈会，并且与到会的多半是我这样的还谈不上是正式进入了文坛的新手，进行亲切而具体的讨论，他鼓励我们写出彻底摆脱了〃四人帮〃影响的，无愧于新时期的长篇小说。那天他在讨论中忽然问主持座谈的严文井：〃刘心武在吧？〃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严文井告诉：〃就是他。〃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茅盾眼里朝我喷溢而出的鼓励与期望。人在一生中，得到这般注视的机会是不多的。我得承认，《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里，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是我发奋结撰的原动力。《钟鼓楼》写完已经是1984 年夏天，一直关注我这部长篇处女作的某文学双月刊告诉我，他们只能跨年度分两期连载，我心里怎么也迈不过这个坎儿，我找到《当代》杂志，求他们在1984 年内把全文刊出，因为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定范围限定在那一年年底前。我憋着要拿这个奖，因为开设这个奖的人曾经那样地看重过我。我如愿以偿。我觉得自己是以符合茅盾文学理念的作品得到这个奖的，那理念的核心就是作家要拥抱时代、关注社会，要具有使命感，要使自己的艺术想象具有诠释人生、改进社会的功能性。茅盾在二十三年前的暮春谢世。我走出书房，从绿草上收集那些美丽的花瓣，掬在手心里的花瓣沁出缕缕清香。我心中翻腾着感恩的情愫。不管时下别人如何评价茅盾，在我心目中，他是一种具有旺健生命力的文学流派的永恒典范。
2004 年4 月温榆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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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之美（1）
还记得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天，坐在素净的窗下，读一本素净的书。坐的是朴素的竹椅，窗外是刚谢了秋叶的素枝，连泻进窗内的秋光也那么素净，椅边小桌上放一杯白水，用毫无装饰的玻璃杯盛着，时不时呷一口凉白开，读上几页，便闭目遐思一阵……唉，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一幅青春读书图！
还记得，有一回读的是屠格涅夫的《罗亭》，算是长篇小说，但并不怎么厚，平明出版社刊印，繁体字竖排，里面没有插图，封面就是全白的底子上，中间一个比例相宜的竖起的黑色长方形，当中再返白显示出〃罗亭〃两个字。当时平明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那样的文学书籍，原创的、翻译的全有，全是那样的装帧方式，真个是非常的素净。
读那样的书，享受到一种素净之美。《罗亭》一书的思想内涵，特别是主人公罗亭在俄罗斯那一时期的文学画廊里归属于〃多余人形象〃，其特定的美学意义，我那时都不可能真正把握通晓，但那一页页一行行译文所传达出的文学馨香，却丝丝缕缕地旋入我的胸臆，令我莫名感动，心灵似乎被无形的尘拂轻柔地除秽，被托举到一种素净高尚的境界。
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童年贫困，青年时期到处流浪，他在艰难困苦中学会阅读，在没有灯光的夜晚，他用擦亮的炊锅反射月光，贪婪地吮吸世界名著，有一回他读法国文豪福楼拜的《一颗淳朴的心》，那是一篇写女佣生涯的小说，感动得不行，他忽然觉得实在神秘……这样简单的存在，怎么能给人心灵如此强烈的震撼？于是举起书，反复在月光下探究……书页，字母，文句，难道是具有魔力的吗？这魔力藏在了哪里？
现在我们都懂得，书之所以能令人感动或有所感悟，关键在于其文本，就像一个人我们之所以认为他好，关键在其内在品质一样。但是，〃人靠衣裳马靠鞍〃， 安东· 契诃夫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衣裳，面貌，心灵，思想。〃 因此，书也有个包装的问题，到现在，一般读者也都懂得，一本书不但应该内容好，形式上也应该好，这形式包括方方面面：开本，用纸，封面设计（包括封底、书脊、勒口、书裙等的设计）、扉页（包括套封）的设计，目录版式，序跋版式，最重要的是内文的版式……版心大小，字号，行距，天地留白……
当年我读到的平明出版社的那种文学书，限于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在纸质及印刷墨色等方面很难跟时下的出版物相比，但就整个装帧设计的通体效果而言，却堪称具有素净之美，不但高雅，简直高贵，氤氲出难以言说的纯文学气息。鲁迅先生不但文章好，而且非常重视书的装帧，他为自己的书设计封面，也为别的作家设计封面，他比较喜欢当时国际上颇为流行的表现主义绘画，常取其长处去营造一种有动感的装饰趣味，但他更多的设计方案，是走非常素净的路子，看上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那字体字号的选择，以及线与线框的粗细长短和在页面上的摆放位置，如何比例得宜，如何既不粗陋更不鄙俗，如何能洋溢出高雅蕴藉的气息，显然都是踟躇良久，来回掂掇，才最后拍板的。他为自己后期杂文集和瞿秋白《海上述林》的装帧设计，堪称素净之美的经典。
文学书可以有插图，也可以无插图。无插图的文学书只要文字好，读起来是〃此时无图胜有图〃的。上世纪50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套文学名家在1949 年以前创作的小说选本，封面非常之素净，一度是全绿底色，后来更干脆全白底子，上面一行大字标明某某小说选，下面一行小字是出版社名称，里面全无插图，但
多数都编选得十分精当，像我精读过的《吴组湘短篇小说选》，里面《竹山房》等篇，其文字所唤起的想象，岂止是图画，简直是电影，随着阅读，全景，中近景，特写，大特写，反打镜头，摇拍……那感觉竟接踵而至，甚至仿佛有音乐时起时停地伴随其中，那样的文本，配上插图反而令想象力梗阻了。
鲁迅先生不排斥必要的插图，自己绘制过《朝花夕拾》的插图，也介绍过不少海外著名插图家的作品，像比亚莱兹、谷虹儿等的黑白线画插图；他特别喜爱版画作品，有的版画家的作品不一定是为文章画的，他却特意找来插入在他选定的文章中，或安排在他设计的杂志封面上，如珂罗惠支的铜版画。美国版画家肯特与作家房龙为书籍而绘制的黑白版画与粗线漫画，那时候起就已在中国引起广泛兴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有的文化人如丰子恺尝试用中国毛笔吸收西洋与东洋技法，画黑白速写式的生活漫画，也往往兼作杂志封面与扉页的装帧和内文的插图，一时很为流行，其影响一直绵延到今天。这些有插图的书，总体而言，还是拒绝铅华的素净面目，尽量展示出〃却嫌脂粉污颜色〃的天然风韵。时代在进步，书就总体而言当然也在进步，眼下中国的出版非常繁荣，文学走向了多元，文学书从内容到包装已是乱花迷眼的局面。而且，文学的概念也扩展了，除了作为核心样式的小说、诗歌、散文，一些纪实性的作品，甚至一些学术、科技方面的著作，也常常与文学杂交，形成诡奇的文本景观。这些泛文学书籍的包装，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据说眼下中国的文化经济已经是地道的〃眼球经济〃，要想刺激消费者掏钱来买，首先必须令其〃夺目〃。为达到〃夺目〃效果，已有〃无图不成书〃的趋势。图文并茂当然不是坏事。而且，将图与文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文本，图不再是所谓〃插图〃，图旁文字也不再是撷取〃正文〃片断的刻板说明，图本身也具有文本的张力，图旁说明更具有原创的活力，这样的做法，我本人从1986 年就在《收获》杂志上以《私人照相簿》系列尝试过，1999年更推出了十五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