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采取违规占用省辖联行账户的大量资金使用，并通过伪造有关账册平账的手段，贪污公款8247万美元，占为己有，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假贷款挪用资金数以亿计。
同时，余振东还伙同许超凡、许国俊采取假借企业向中国银行开平中行申请贷款的名义，套取巨额银行资金的手段，挪用巨额资金合共美元132412540元、人民币元、港币2000万元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的经营。非法获利6700多万港元
此外，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等人通过侵吞、挪用巨额公款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的经营，从中获得公司分红等非法利益共港元，全部用于个人炒卖外汇、股票及赌博等个人消费。
上述这些灰色人民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热钱”。它们随时渴望溜出国门，当然不是以人民币的形式，一定要兑换成外汇或黄金。由于它们数量非常巨大，如果短期内集中出逃，完全可形成所谓的“热钱”效应。
1。3 被蚕食的国家货币主权
国家拥有货币发行权，进而获得货币发行的收益称做铸币税。当然这样必然会造成货币的某种程度的泛滥，俗称叫做通货膨胀啊。但无论如何货币的发行权是国家的基本主权之一。
在中国，国家货币叫做人民币，理论上它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当然从权力的角度看，中国人民银行的背后是中国政府。
从1949年到现在的61个年头中，本来名义上的人民币的主人只有一个，即中国人民银行，时过境迁我们现在感到的主人已经远远不止一个，说白了，国家货币的主权被别人蚕食了，这些别人是谁啊？他们怎么蚕食人民币的发行权的？
国家外汇储备的漏洞
首先得从国家外汇储备讲起，到了2010年5月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有万亿美元之巨，但这些外汇储备并不是政府的储蓄，事实上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负债。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假如国家有外汇储备1美元，就意味着需要在某个国民那里打一张元人民币的欠条（2010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为：1），那么国家外汇储备万亿美元就相当于对全体国民打了一张万亿元人民币的欠条。由于外汇不允许在中国国内流通，已发行的这万亿元人民币又无法在中国境外流通。但却又占用了基础货币的发行量，换句话说人民币的发行量大大增加了，在国内所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却没有增加，于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大增加了。也就是说通过通货膨胀的而获得的铸币税，被国家外汇储备占用了一部分，当然就相当于人民币发行的国家主权被国家外汇储备蚕食了。
而国家外汇储备虽然在国内不能用，但在国外却可以用，也就是说国家外汇储备的真实面貌已经变成了在中国境外的投资和储蓄，显然其中投资占绝对优势的比例，所以中国人民看到的国家外汇储备的真实容貌，应该是美国、日本、英国等等国家的国债，以及西方国家的各种类型的债券。当然包括颇具争议的美国的“两房债券”，据说账面数据高达3867亿美元！当然也包括由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中国政府所持有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券8775亿美元（2010年2月）！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有必要理解为本国货币发行主权的侵害吗？不，这里涉及一个程度的概念。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M2在2009年12月为万亿元人民币，而此时的外汇占款大约是万亿元，货币乘数即使按3来计算，其所占比例达，如此高的比例当然可视为对货币主权的蚕食甚至是侵占！
难道侵占了国家的货币主权就一定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吗？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在中国特色的具体国情下，具体的伤害分三个方面：
一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产生了对人民币的伤害。由于国家外汇储备大部分为美元，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元即由：1升值为：1，那么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就会凭空丢失万亿元人民币，这可是个天价啊！如果按照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的设想，让人民币一步升值30％，那就意味着基础货币将丢失万亿元！人民币很难在短时间内承受如此大的伤害。
二 庞大的国家外汇储备的自身损失也是相当可观的。由于大部分外汇储备是以美元为形式的，当美元处在很虚弱的状态，即它的购买力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势必造成国家外汇储备对其他某种外汇或对黄金或对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等等）购买能力大大缩水。另外，国家把巨量的外汇储备进行投资和经营难免不存在着亏损的巨大风险。现实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投资美国的“两房”债券，虽然它的名义价值为3867亿元，但清醒人都知道他的现在价值连10％都没有，换句话说，至少3000多亿美元——属于中国人民的但却叫国家外汇储备——的两房债券的价值早已名存实亡啊！
三 还是那庞大的国家外汇储备的人民币占款达万亿元。当人民币的利率只要比美元高出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多支付1673亿元的巨额利息，而且是每年必须支付的。在高通货膨胀的年代，比如1993年到1995年那个通胀周期里，人民币的实际利率曾经达到过19％以上，参考一下，现在所面临的大通胀的压力与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时期比，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人民币与美元的利率差超过10％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就意味着每年要支付超过万亿元人民币的利息，非常吓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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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高储蓄率的原罪（1）
现在西方主流经济是倡导消费，以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比如美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可达70％，刺激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这个理念下，储蓄是抑制消费的。但这并不妨碍储蓄进入另外一个经济的环节——金融领域，去实现所谓的资源配置，或者是资源配置的优化。
中国这样的转型中的经济体，她面临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比如现在一般公认中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低于30％，与经济强大而又稳固的美国相比，30％和70％相比简直是“倒栽葱”式的。所以，向国际靠拢的中国经济必须转型，由那30％向那70％靠拢！
消费不足30％的中国经济的另外大部分是什么？就是“三驾马车”中另外的投资和贸易，在中国过去的真实状况是：投资大部分又是为了贸易。于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就这样形成了；于是，就有了因抑制消费而得到了巨额贸易顺差；于是，由此产生了贸易摩擦而宣告这种模式本身的不可持续！这样，GDP主义又催使投资转向了国内的基础建设上。国内投资又大致按照两个方向轰然前进，其一是相当于消费的房地产业，其一是相当于再投资的“铁公机”。
如果把这样的利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创造GDP神话的模式，看成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过渡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取吗？我们不妨在消费和投资、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中去探求答案。
例如：某人甲挣了工资100元，其中50元用于消费，另外50元用于储蓄（预期第二年本息变为55元）。假设第二年甲的工资还是100元，加上投资获利5元，甲的实际收入变成了105元，似乎增加了。但问题出现了，由于通货膨胀而货币的购买力贬值，甲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50元不够了，可能要55元也可能是60元（视通货膨胀啊，中国当前的情况按60元吧）。甲感到自己的50元储蓄已经“缩水”，于是甲毅然地将储蓄取出来，扣除消费的60元，手头上有了95元，甲就用这95元去炒股——投资了。
所以，消费、储蓄和投资要受到实际利率这个因素控制！这种货币的数量在消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流动就相当于所谓的资源配置。
换成国家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可就是非常复杂的大课题了，观察“国家的资源配置”这个庞然大物自然就会有很多视角，不同的立场。
高储蓄率形成之迷
过去30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提高（能持续至2015年），赡养比例一直在降低；还有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推动的国民收入大幅提高……当然，主流经济学提得更多的如二次分配中社保体系缺失，医疗和教育的社会义务事实上的缺失，社会没有建立一张“安全网”，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导致了高储蓄率。 这些因素充分反映了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现阶段中国家庭的高储蓄基本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中的发言，中国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不到20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有很大差别。和中国同样缺乏完善的社保体系的印度，家庭储蓄率是22％；日本在进入老年化前，家庭储蓄率也只有15％~20％。在2009年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而上升的美国家庭储蓄率也不到8％。
整体而言，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均较高，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则处于较低水平。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人民有节俭的传统，比欧美发达国家更懂得节省，这似乎已经成为大众的常识。但是，我们真的是愿意多储蓄吗？我们的储蓄率真有看起来的那么高吗？
5。1 高储蓄率的原罪（2）
简单看储蓄率意义并不是很大，更合理的应该将储蓄，养老，医疗等综合起来比较。数据显示，亚洲国家民众中获得强制性养老保障的比例不足20％，要远低于世界经合组织（OECD）国家70％的平均水平。同样，亚洲国家的民众自身要承担更多的医疗费用。举个例子，当前美国医疗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为％，而中国多年来在公共医疗上的投入不足GDP的1％。
瑞银的研究表明，亚洲国家表面储蓄率平均水平的确接近OECD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多，但如果将家庭储蓄，养老金、医疗保险合起来作一个综合衡量，亚洲国家的整体储蓄率甚至要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这个角度开出的“治疗高储蓄率”的药方，主要集中在二次分配领域上，比如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需要改善税收体系，增加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大幅度提高国企分红比例，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等等。
我们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的研究还不能就此为止。因为围绕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质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纠错中“打转转”，依然未能抓住或者是回避掉了中国高储蓄率异常增加的关键。如果我们仅停留于此而不进一步探讨，还容易陷入另一个逻辑的误区——高储蓄成为了高投资的合理注解。 “想要中国老百姓消费太难，扩大投资是无奈的选择”，“不要妖魔化投资”，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些官员的政策解读。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前（消费率不能有效提高前），吸收这些储蓄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投资，二是出口。如果出口不能指望，就剩下投资，否则经济要平衡，就只能减少产出（通货紧缩）。为了免于通缩，于是扩大投资成了必然的选择。 我们想要进一步阐述的观点是，从储蓄形成到“用掉”，再到下一期储蓄的形成，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循环来看。在以上储蓄形成的完整线索中，正确理解从投资到要素分配的过程，或者讲是资源配置过程，我们方能把握当下中国高储蓄率的内涵以及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乎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 现在实施办法居然是希望进一步加大投资，以消化掉前一期已经不能被出口吸收掉的储蓄，强行要重复这个循环，那么，由投资而来的下一期新增储蓄怎么办？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资来吸收？
直接针对高储蓄率出现的一些措施，无疑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错误的资源配置没有解决，反而大量印钞解决产能过剩，结果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只能用崩溃的方式，将大量产能消除。
高储蓄率是对现有生产者的否定，达成科技进步和资源优化配置后自然储蓄率会降低，专门针对高储蓄率采取措施是毫无益处的。
我们在给自己造了一条高储蓄的“悬河”。这样走下去，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而消费率还会越来越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使中国的高储蓄率回归正常的关键在于一次分配，而这决定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有的政府主导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路径进一步强化，被证明为近10年中国高储蓄率开始快速增长的根源。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5。1 高储蓄率的原罪（3）
具体来讲，资源配置的中枢——金融部门的变革是关键中的关键。 中国的金融结构的核心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沪深股票市场构成。但是，能够从大型银行和股票市场融资的，只有那些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而雇佣了超过80％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良好的金融服务。更关键的是，这种金融结构人为地压低了利率，导致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富人，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 开放民间资本金融准入的禁区，实现金融普惠制是根本。当然，放松金融管制，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也是一个不错的见效快的政策选项。如果官方的贷款利率和民间的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这对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