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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原刊1933年9月14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大学教授，下职官员”邵洵美在1933年8月20日出版的《十日谈》杂志第2期发表《文人无行》一文，其中说：“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少，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借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
②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政论作家、出版家。曾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著有《萍踪寄语》等。这里提到的《高尔基》一书，原名《革命文豪高尔基》，是他根据美国康恩所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编译的，上海生活书店1933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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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秋杂识（三）
“秋来了！”
秋真是来了，晴的白天还好，夜里穿着洋布衫就觉得凉飕飕。报章上满是关于“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责秋……等等。为了趋时，也想这么的做一点，然而总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类，恐怕也要福气的，实在令人羡慕得很。
记得幼小时，有父母爱护着我的时候，最有趣的是生点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险的。生了小病，懒懒的躺在床上，有些悲凉，又有些娇气，小苦而微甜，实在好像秋的诗境。呜呼哀哉，自从流落江湖以来，灵感卷逃，连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学家的名文，说是秋花为之惨容，大海为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秋花为了我在悲哀，忽然变了颜色；只要有风，大海是总在呼啸的，不管我爱闹还是爱静。
冰莹女士①的佳作告诉我们：“晨是学科学的，但在这一刹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脑海中的只有一个尽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这也是一种福气。科学我学的很浅，只读过一本生物学教科书，但是，它那些教训，花是植物的生殖机关呀，虫鸣鸟啭，是在求偶呀之类，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像是美景，诗兴勃发，就做了两句新诗——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写出来一看，虽然比粗人们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对于新诗人的由“烟士披离纯”而来的诗，还是“相形见绌”。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生殖机关，用严又陵先生译法，可以谓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语源，但据老于上海者说，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来的，引伸为诱惑或追求异性的意思。吊者，挂也，亦即相挟持。那么，我的诗就译出来了——
野菊性官下，
鸣蛩在悬肘。
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质之“新诗人”邵洵美②先生之流，不知以为如何？
九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9月17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冰莹女士即谢冰莹（1906—2000），原名鸣冈，字凤宝，湖南新化人，现代作家。早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师，未毕业即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5月起在《中央日报》连载《从军日记》，引起轰动。后在上海艺术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为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一·二八”沪战时参加战地救护，“七七”事变后从事妇女支前工作。曾主编《黄河》杂志。1948年赴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后迁居美国。著有《女兵自传》等。这里引述的一段文字见《海滨之夜》，发表于1933年9月8日《申报·自由谈》。
②邵洵美（1906—1968）原名云龙，浙江余姚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早年留学英国，又往法国学习绘画。1929年在上海开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创作。金屋书店停办后接办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和《诗刊》。后又办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论语》半月刊等。1933年以后，主编《十日谈》、《人言》等刊物。抗战期间，以其女友美国人项美丽名义编辑出版抗日宣传刊物《自由谭》。著有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等，译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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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得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①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②，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③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④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⑤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⑥。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⑦；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⑧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⑩，礼也。
九月二十日。
（原刊1933年9月2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邓文（1893—1933）字宪章，辽宁梨树（今属吉林）人，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前为黑龙江驻军骑兵连长，1931年11月参加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作战勇敢，被提拔为骑兵第四旅旅长。1932年4、5月间，指挥松浦战役。同年6月，马占山将该部整编为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一军，邓文任军长。后率部参加热河保卫战。1933年5月被冯玉祥委任抗日同盟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左路军副总指挥，同年7月31日，在张家口福寿街被人暗杀。
②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指儒家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礼记》。
③“新鬼大，故鬼小”语出《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鲁文公祭祀太庙时，将自己父亲僖公的神主置于闵公之前，而依据礼制，即位在前的闵公应该排在前边。对于这种“逆祀”的安排，文公的解释是：“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
④“礼让为国”《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按：“为国”，这里是立国、治国的意思；“何有”，不难之词；“如礼何”，那还要礼干嘛呢。
⑤黄老即黄帝和老聃。战国、汉初道家学派尊奉黄帝、老聃为先祖，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与黄老“清净无为”的治术有关，故法家治国多以黄老之学相标榜。
⑥以孝治天下语出《孝经·孝治章》：“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按：明王，即圣明的帝王。
⑦“礼不下庶人”语出《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⑧“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语出《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意思是，子贡（孔子弟子）想省去每月初一告祭祖庙时宰杀的活羊，孔子说你可惜那只羊，我却可惜那份礼仪。按：告朔，这里指祭庙，“朔”是每月的第一天；饩羊，活羊；赐，子贡名赐；爱，怜惜。
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语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弟子颜渊的指教。
⑩“多行不义，必自毙”语出《左传·隐公元年》：郑庄公将京城（今河南荥阳东南）封给其弟共叔段，大夫祭仲认为那座城池太大，担心将来共叔段借势作乱；庄公则谓不必担心，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按：毙，踣，犹言摔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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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印象
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罗素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①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势的大人物，则在野时候，也许是很急进的罢，但现在呢，一声不响，中国“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而发迹的诸公②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说去了。
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拟答案，是从外国人的嘴上抄来的。
九月二十日。
（原刊1933年9月24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卡尔亲王（CarlGustafOskarFredrikChristian，1911—）当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1933年作环球旅行，8月来中国。这里引述他对记者的谈话，见1933年9月20日《申报》。
②由新潮社而发迹的诸公指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五四时期，他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加入新潮社，投身新文化运动。后来依附国民党，成为亦官亦学的人物，如傅斯年当时已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罗家伦则任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吃教
达一①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②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③，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④，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⑤，并且会请和上到家里来拜忏。
耶酥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⑥。《现代评论》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九月二十七日。
（原刊1933年9月29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达一即陈子展（1898—1990），名炳堃，字子展，达一是他的笔名之一，湖南长沙人，学者。早年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