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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前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清史，1949年之后由清史转入满族史研究。受顾颉刚影响，在清史研究上形成“质疑”的风格。主要专著有：《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等等，合著及主编著作多部。
王钟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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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1岁的王钟翰在长沙雅礼学校毕业之后，考入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燕京大学。王钟翰回忆，他当时所在的历史系虽然是一个小系，但却颇有一点名气。当时全系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来人，老师和学生人数相当。也是在这里，王钟翰遇到了在学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恩师：邓之诚和洪业。在他四年大学生涯的第三个年头，“七·七事变”爆发，王钟翰回忆当时的局势：
“在日本人还没有打进华北之前，他们的势力已经渗透过来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燕京大学挂着美国旗子，高高地飘着，日本人也不敢造次。”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等大学都南迁了，北京只剩下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三所学校当中，燕京大学名气最大，教学质量最高，所以当时最好的学生都报考了燕京大学。
“当时在校园里，处处都弥漫着抗日的气氛，大家都不希望做亡国奴。当时在燕京大学的保护之下，日本人也不能随随便便进来抓人。但是日本人买通了很多汉奸，帮助他们搜集燕京人反日的证据。我们燕京的学生也不能总待在校园里啊，有些同学进城的时候，就在西直门被日本人逮捕了。”
“学校里当时有很多小团体，七八个人，聚在一起，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是一个宗教团体，讨论的却都是抗日的事情，平常听不到的消息也可以在这里听到。我参加的第一个团体是“六人团”，“六人团”最早由宗教学院的六个人发起，这六个人我记得起名字的有邱运熹、魏允清、陈仁烈，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六个人坐在一桌，边吃边讨论问题。“六人团”后来逐渐扩大，我加入的时候已经有比较多的人，那时候侯仁之已经是其中的成员了。当时燕京采用的是“包饭”制度，一个月六块钱，吃得很不错：早饭是豆浆、油条，还有一点小榨菜；中午六个菜，两荤四素，六个人一桌，晚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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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王钟翰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旋入研究院史学部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说到六年读书生活，自然有印象最深的事情。但是王钟翰最深刻的记忆出人意料，不是燕园里面好读书，也不是呼朋引伴，甚至不是大师们的谆谆教诲。王钟翰对于大学最深刻的记忆，竟然是喝酒。
“在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美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海淀同和居喝醉了酒。那是当时在海淀很有名的一个小吃店，那里最出名的酒就是莲花白。我因为喜欢喝酒，就经常到那里去。那一次我在同和居喝酒，喝了莲花白之后还嫌不过瘾，又喝了不少杏花村的白干，结果喝醉了。出了同和居在过马路的时候，我晕晕糊糊地就摔倒在马路旁边了。这种情况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那时候我在燕京上学，除了第一年家里给了一百大洋之外，其他的全靠奖学金和寒暑假打工挣得一点钱。从我入学一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一共两次得到学校的奖学金共四百大洋，后来战争爆发，学校也就不再提供奖学金了。那几个老太太添油加醋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听了知道传话会有夸张之处，没有说话，之后他找到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明天十点到他家里。那天我去了之后，邓先生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问我：‘你昨天喝酒啦？’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邓先生指了指桌子上的酒：‘再喝这一杯。’邓先生解释说，在喝醉酒清醒之后一定要再喝一点，压整一下，以后再见了酒也不会害怕。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他是怎么跟司徒雷登交待的，我并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喝酒而且能喝，却在燕京里面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王钟翰：酒瓶里喝出的史学大家（2）
一则小小的轶事，却可以体现一个学校的精神。遇到这样高明而且有学问的老师，若不是冥顽不化之辈，要想不生问学之心，恐怕也难。霎那间，我忽然对于燕京学子在岁暮之年仍然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有了一份感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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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燕大，在美国星条旗的保护之下，虽然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并非是固若金汤，对燕大心存觊觎之心的日本宪兵队时常不断会到燕京“拜访”。因酒得名的王钟翰，因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战”，上了当时北京的报纸。九十一岁的王钟翰说起这件事，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
“燕京没有关闭之前，日本宪兵队总队住在西苑，统管着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总队的队长华田常常到燕京大学去，名义上是“拜访”司徒雷登。华田去燕京的时候，只带一两个人，不带侍卫队，枪也是掖在衣服里面。司徒雷登对于这种拜访，自然不好拒绝，不但不好拒绝，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善于处理关系的司徒雷登还会请华田在临湖轩吃顿便饭。餐厅在临湖轩的东头，西头则是司徒雷登的卧室，中间是个比较大的客厅。
有一个秋天，华田到燕京大学，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职员比赛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让洪业先生找到我，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陆志韦先生。我去了之后，那个日本宪兵队长华田摆了10瓶啤酒，并且说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儿喝！我当时正年轻，心想：打仗我打不过你们，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结果喝了不到九瓶，华田已经塌倒在桌子底下去了。而我还在那里要喝够十瓶。当时在场的老师们表面上没有显露什么，但是心里确实欢欣鼓舞，那个日本人华田呢，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北京一家报纸还为此事做了报道。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的大卡车闯进我们的校园，逮捕了很多师生。我虽然也多次参加抗日的活动，却没有被逮捕，我想，也许是那个华田觉得见了我很没有面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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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王钟翰的业师洪业看了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并非纪晓岚之作。这种大好题目，在洪业做来自然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却把王钟翰叫了去，对王钟翰说了他的看法以及思路。王钟翰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发现疑点竟然多达100多处。王钟翰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又是洪业把文章推荐到当时鼎盛一时的《大公报》上发表。
初战告捷，王钟翰“喜不自胜”，呼朋引伴，又到饭馆去“美餐一顿”。后来他把这篇在学术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给另一位他同样尊重的老师邓之诚，不料却引来“一盆冷水”，邓之诚说文章本不必写那么长，只要几条例证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体现了两位大师学术思路的不同，但是对于初治清史的王钟翰，正如严父慈母之于踽踽学步的孩童。
同是在1936年，对王钟翰学术思想起了重要影响的老师是顾颉刚。王钟翰回忆顾颉刚讲课的情景：当时大学课程一般没有讲义发给学生，全靠学生笔录老师的口述。顾先生的两门都有讲义发给学生，用的是白话文讲义，很通俗。但是顾先生讲课却完全是另外一套。所谓讲述，其实并不多讲，几乎完全是抄黑板。从打上课铃开始，顾先生不停板书，从黑板左头写到右头，行书写得很快，约莫四五遍，下课铃一响，课也就结束了。抄板书这样的讲课方式非但没有让学生感到乏味，反而都聚精会神，唯恐下课铃响。原来顾颉刚在黑板上所写的都是他平时的读书心得，对古史的疑问和考辨，大都是学生们深信不疑或视为当然的。“现在突然被顾先生提了出来，大家先是惊愕，继之是兴趣盎然，思之再三，终是佩服。”王钟翰最终成为清史大师，固然离不开邓之诚与洪业两位良师在专业上的指引，而其“质疑”的风格，则与顾颉刚关系莫大。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王钟翰：酒瓶里喝出的史学大家（3）
学术上的薪火相承，大概就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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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翰毕业之后，留校担任助教。继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大被日本关闭，王钟翰在天津东亚毛织公司总经理宋棐卿的外孙的介绍下到了那里工作。为了解决当时留在北京又不愿在日伪学校任教的老师们的生活困难，王钟翰每个周末都往返于京津之间做一点小生意，并且把他在天津东亚毛织公司不菲的工资拿出来与老师患难与共。
“东亚毛织公司的总经理宋棐卿，山东人，也是燕京的校友，不过比我早多了。东亚毛织公司在当时是个很大的公司，宋先生是个进步企业家，经常给当时的八路军支援一些物资，当然，只是偷偷地给。看起来毛织公司跟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宋先生是个有文化气魄的生意人，当时，他打算编一套《人人丛书》，供那些初识字的人们读。我到了那里之后，宋棐卿先是让我写一篇关于文房四宝的文章。我搜集了有关“墨”的资料，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墨”的文章，一万字。宋棐卿看了之后，很满意。他让公司员工把我的文章打印出来，散发给工人们当作课外读物。就这样，我在东亚毛织公司开始工作。之前我在燕大毕业留校之后的工资是每月一百零六块，在东亚毛织公司，我的工资是一百八。当时我一个人，就在公司的食堂吃饭，也花不了那么多钱，就把钱寄到还在北京的邓之诚和洪业先生家里，补贴他们的生活。
“后来我接济老师的事情被宋棐卿知道，他跟我说：你工资这点钱能养几个人？不过你的心意很好。你开一个名单给我，写清楚每个人需要多少。我写了一个名单交给宋先生，宋先生就按照那些名单，每人每月寄出一百元作为生活费用。第二年又增加到二百。第三年，我想回老家探望母亲，正好宋先生的妹夫与我同行。临行前，宋先生亲自对我说：一切路费和费用都由我妹夫承担。
我跟宋棐卿的妹夫走到成都时，宋的妹夫对我说：‘你到家了啊。’我想他大概指的是正在成都开办的燕大。他这样说，自然是不想再资助我回家，我只好到了正在四川成都开办的燕大那里。原来我在北平燕大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助教，在成都燕大，我被聘为讲师。那一年的10月，陈寅恪先生被成都燕大特聘过去，陈先生的家眷也一同前往到了成都。当时的代理校长梅贻宝派我去给陈先生作助手，后来又是梅代校长交涉，华西大学在校内为陈先生腾出了一处五室一厅的房子，我作为助手，也跟陈先生一家住在那里。陈先生三个女儿，大女儿14岁，二女儿12岁，小女儿8岁。我想梅代校长安排我住在那里，除了我能向陈先生及时承教之外，也有在陈先生不在的时候为几个女孩子壮胆的意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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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燕大，在代理校长梅贻宝的推荐之下，王钟翰被燕京大学委派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王钟翰先是回到老家看望了年迈的母亲。1946年8月底，王钟翰正式开始了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初到美国的王钟翰在哈佛碰到了杨联陞，杨联陞问他：你这番来美国，是想来求学，还是来拿学位？王钟翰觉得很奇怪，杨联陞接着说：“要拿学位，就得攒够学分，故而选课要多，应当选易于学的，有了足够的学分，才谈得上做论文，所以在这里拿学位就得做长期准备。至于求学问，那就得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果然，王钟翰在递交博士论文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时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认为他的论文写法不合哈佛博士论文的要求，在跟王钟翰的业师洪业打了招呼之后把王钟翰叫到办公室，说：“你的学期论文不行，下学期给你半年预备时间，你准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去吧。”王钟翰不服气：“我已有了燕大的硕士学位，不再需要哈佛的硕士学位。我是来念博士的。”
1948年，留学年限已满，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学了满腹经纶的王钟翰从美国返回燕大。一直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他都生活在美丽的燕园之内。1952年之后，燕京大学不复存在，王钟翰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术研究也从清史转向满族史。1957年，王钟翰被打成右派，划分右派的理由是：“得过司徒雷登的奖学金，对司徒有感情。”这，也许是王钟翰与燕京大学最后的一点关联。
（4）（5）参照王钟翰著《清心集》部分内容所成，其他所引均为王钟翰口述。
侯仁之：峥嵘岁月忆燕京（1）
侯仁之，1911年生，山东恩县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系主任和校副教务长等职。现任北大城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等职。
侯仁之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