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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学生活是很丰富的，还在燕京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小说了。他虽然对文艺始终怀有兴趣，但一生写下的小说大概只有十几篇，大部分都是在燕京时期写的。那时候他很有灵感，在杨振声的推荐下，他的作品陆陆续续地出现在《国闻周报》和《大公报·文艺》上。燕园优美的风景激发他创作的灵感，《蚕》就是他在那一时期写出来的。坐在未名湖边，词藻不断地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 （文洁若口述）
“他跟我说起他在燕京的生活，好像两年的时间他都在玩了。我问他：‘你的书是怎么念的？’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混过来的。’毕业的时候，他选择了书评作为毕业论文的内容。后来，郑振铎把这篇名为《书评研究》的毕业论文给出版了。所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华，钱钟书曾经这样说他：‘萧乾英文好，有才华，可惜不会保护自己，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 （文洁若口述）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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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毕业，萧乾就在老师杨振声的引荐下结识了《大公报》的老板胡政之，胡表示萧毕业之后可以到《大公报》工作。过去的大学生毕业跟现在比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那阵子走进系办公室，就觉得像个谈生意的交易所，或者更像个骡马市。来聘者不免对同学要评头论足一番。毕业生有两位是夏威夷来的华人，我和他们都属于早已有了婆家的，一时感到格外轻松。”
毕业之后进入《大公报》，萧乾一边担任文艺副刊的编辑，一边出去采采新闻。用了四年的时间，萧乾把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打造成了一个名牌栏目。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都是在萧乾编辑的版面上第一次亮相继而跨入文坛的，比如曹禺、芦焚、何其芳。1939年，一个机会突如其然地摆在了萧乾面前：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给他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到那里去做讲师。当萧乾正为路费辗转反侧的时候，胡政之知道了这件事情。当时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纳粹军队正在向捷克挺进，二战眼看爆发在即。这位经验丰富的报人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到国外战场作新闻报道，更何况即使报馆出钱，国外关卡也未必放行。所以胡政之当即表示：《大公报》出钱，支持萧乾到英国去，条件是萧乾到英国之后要不断地发稿子回来。1943年底，在英国待了4年的萧乾已经离开伦敦大学，开始在剑桥大学准备他的硕士论文了。那一年，胡政之跟随重庆的友好访英团到了剑桥，胡政之把萧乾从剑桥那个古老的学院拉了出来，推向了二战西线战场。作为二战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亲历了两次轰炸伦敦，随美4军挺进莱茵河，还是攻克柏林后首批进城采访的战地记者。后来一位同样是战地记者并为此落下一身伤痛的唐师曾谈到这位前辈时这样写道：“萧乾属于天底下为数不多的最勇敢的男人。这里讲的勇敢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临危不惧；二是内心自由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的驱使。” 还“曾经有个台湾人，曾把萧乾和恩尼派尔作比较。恩尼派尔是曾经报道过二战的美国记者，萧乾则是报道过二战西欧战场的唯一一个中国记者。”（文洁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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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萧乾人生的十字关口，他“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剑桥大学正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以学校的名义打算邀请萧乾到那里去任教，这次跟1939年那次有点不同，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萧乾终身职位。这个邀请遭到拒绝之后，那位怕爬楼梯的老教授气喘吁吁地去了萧乾当时在香港的寓所，对他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这一次，萧乾又一次接受杨刚的建议，选择回到北平，同时，在他内心里，也不愿意离家去国去当“寓公”。当时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劝他：上策是接下剑桥的聘书，中策是呆在香港，静观其变。
萧乾对于自己的选择也并非没有疑虑。1949年之前，萧乾因为一篇“称公称老”的社论开罪了郭沫若，在共和国即将成立之前的1948年，萧乾被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斥为“黑色的鸦片”。在萧乾做出回到北平这个选择的时候，萧乾“已经预感到了他（指郭，笔者注）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钱钟书说他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指的就是他跟郭沫若这段事情。”（文洁若口述）
在他离开香港来北京之前，萧乾断绝了一切海外关系，在他的回忆录中，萧乾把自己这种谨小慎微称之为“服水土”。但既然是“服水土”，就会有一个“不服”的过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1950年，萧乾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一个访英代表团出访英国。但是在出发的头天晚上萧乾接到电话，被告知代表团照样走，而他则“不要去了”。第二天，萧乾再一次接到电话，明确地被告知“还是在国内走走吧。”
“钱钟书说他不懂得保护自己，则是指他在1957年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结果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不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能再拿起笔来写下一个字，只能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1月27日是他的生日，为了给他准备一份生日礼物，我把他生前所有翻译的文字收集起来，编成《萧乾翻译全集》。这套书的首发式会在2005年1月27日举行，算是我给他的纪念。”（文洁若口述）
除文洁若口述部分外，其他资料来源为：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萧乾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2月第2版。
《微笑着离去——忆萧乾》。吴小如 文洁若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燕大文史资料》第六辑。冰心 萧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萧乾传》。李辉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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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磐石：见证成都燕大岁月（1）
口述：丁磐石
丁磐石，1927年生于成都，1944年毕业于光华大学附中，1945年春进入成都燕大历史系，1946年随燕京大学复校到北京。1949年在上海参加创办《青年报》，1950年调回北京在《中国青年》杂志社任职，文革中曾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1978年调至中国社科院。现为《燕京学报》主编。
丁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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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冬天，我中学毕业。一般的国立大学都是秋季招生，春季招生的很少。1941年燕大被封以后，1942年迁到大后方在成都附校。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燕大刚搬到成都才两年，比较特殊。当时是个怎么情况呢？燕大附校的时候，很多从北方去的学生到成都就学，燕大也招了一些学生。1944年的冬天，日本人打到了贵州黩山，离四川就很近了。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发起充军运动，当时叫青年军，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十万青年十万军”。燕大的好多学生不仅从了军，而且还有很多因为英语好担任了美军翻译。燕大学生数量大为减少，为了补充生源，保证学生数量，那一年决定在春季招生。我本来打算在家中复读半年，秋天再参加考试，听到了这个消息，加上燕大又是个比较有名的学校，就和班上的三个同学一起决定去报名试试。没想到一试就考上了。
1945年的春天，我进入了成都燕大的校园。一进入燕大，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我的中学时代，大后方的空气是十分压抑的，在校园里，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少，皖南事变之后更是这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附近的一些大学的学生被国民党抓走。我在中学时虽然对于国民党已经开始有了不满，但是对于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进入燕大之后，校园里的气氛很热烈，墙报也非常多，主要都是一些进步力量办的，另外，从校方来说，师生关系非常亲切，老同学对新同学也非常热情。我去注册的时候，因为燕大学生注册都是用英文，我们新生都看不懂，都是老同学带着我们去注册，办入学手续。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思想，参加了进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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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学不久，就有同学发起组织了“新生读书会”，1944年秋天、1945年春天入学的新生都可以参加。我也就参加了。进去之后，看到了很多进步的书报杂志，比方说《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这都是共产党办的，民主党派办的报纸有《文汇报》，当时成都还有一个《华西日报》。“新生读书会”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时事问题，特别还讨论过国共的问题，说到抗战就要胜利了，但是内战的危机也就来了。起先我闹不懂，共产党到底对不对呢？通过跟大家一起讨论，开始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思想也慢慢转到倾向共产党。在我思想转变过程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当时《新民报》著名记者赵超构到了延安之后所写的《延安一月记》都给了我比较大的影响。这些文章让我觉得，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对的。
抗战胜利以后，曾经被日本人抓起来过的民盟重要成员张东荪从沦陷区来到了成都燕大。张东荪本来就是燕大的教授，他到了成都燕大之后，同学们都很欢迎他，请他讲话，他就讲：中国要民主，要搞联合政府，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外国教授夏仁德也到了成都燕大，他支持学生运动在燕大是非常知名的。除了这些进步教授，我们和成都其他的几个大学还经常联合起来搞一些进步活动，比如说五四的时候，我们就请了张澜在华西坝作了演讲。在那些进步活动当中，有些人牺牲了，我记得有一个叫杨伯凯的人就是在一次活动中牺牲了。同时，西南联大一些教授的讲演，也被燕大的学生做成墙板展览，比如说著名的闻一多的讲演、吴晗的讲演、张奚若的讲演。所有的这些，都是我在中学里无法接触到的。在那种环境中，我的思想豁然开朗，过去是苦闷彷徨的，现在感觉看到了光明之路。
丁磐石：见证成都燕大岁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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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高兴得很。但是高兴了没有几天，内战爆发了。下半年，昆明发生了反内战的“一二·一”运动，消息传到了成都，燕大的学生组织起来搞了一次游行，我也参加了，支持昆明学生，反对国民党屠杀学生。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就更加坚定了，进而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
当时燕大的地下组织有两个，一个叫做民主青年学会，一个叫创造社，英文名字的缩写是“CT”，起英文名字是为了掩护进步活动。民协当时就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关于创造社，现在有一些争论，但是当时创造社里面有党员，而且起主要作用。当时这两个团体都在新同学里面发展积极分子。我在学校里经常和五六个同学一起讨论问题，也一起办墙报，无形中好像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结果参加这两个组织的时候，我们几个被分开了。两个人参加了民协，我和另外三个人，因为创造社拉得厉害，都参加了创造社。可以说，我们几个人从那时候就正式加入了革命组织，成为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刚进创造社的时候只是个一般成员，记得当时我们请过梁漱溟、张东荪等人做过讲演，看的东西也比以前多了。当时我和以前的几个同学还是经常在一起看书，我们找《共产党宣言》，但是找不到，结果找到了《国家和革命》，就看，但是也似懂非懂。1946年初，我就开始读辩证唯物论了，当时在四川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相关的书，主要讲唯物主义，看了之后，思想上提高了很多。那时候和教授们实际接触并不多，但是像张东荪、夏仁德等教授都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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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之后，燕大开始准备北迁复员，大规模的回迁是从1946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当时的交通还很困难，学校一共分了四批。一批大概三四百人的样子，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四川，一个人走家中也不放心，干脆就跟学校走。当时的路线是从川北到宝鸡，然后从宝鸡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太原，从太原再到北京。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是汽车，中间还坐过大车，前后走了21天。我之前很少离开过四川，这次走出来，一下子看到了许多山水，更主要的感觉是终于从四面皆山的那种闭塞的环境中走出来了。说到这里说点题外话，我们家和巴金家是亲戚，巴金的家基本上就是我们家的样子，我们家的环境，跟巴金在《家》中描写的环境也基本相同。那样的环境，是压抑的。当时就想离开四川，到外面去。但是因为抗战爆发，出不来。我父亲好几个兄弟，只有一个到过北京读书，我听他讲北京的生活很向往。这次跟着学校北迁，算是实现一个愿望。从四川出来，一过秦岭，心胸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
到了北京之后，燕园的湖光塔影以及知名教授的熏陶，让我在学业上大为长进，在学业上给了我帮助的燕园名师多不胜数，像洪业、邓之诚、翁独健、齐思和、聂崇岐、雷洁琼、严景耀、侯仁之。侯仁之先生讲课别开生面，他用卡车载着我们在北京四处走，边走边讲北京城的历史。从另一方面来说，能读到的进步书籍更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燕大的图书馆中看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一本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在成都是看不到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