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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敌的玉帛之交：汪精卫与善耆
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６日，汪精卫、黄复生因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善耆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汪精卫反论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义’是一种见识褊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汪精卫和肃亲王的辩论总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当年汪精卫正值年青的２８岁，而肃亲王却是初老的４５岁，但两人都对对方的才学见识产生了敬佩之心。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也就没有再为难汪精卫。后来肃亲王不时来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的关系了。
革命元老的草根情怀：吴稚晖与蒋介石
国民党*吴稚晖因思想行为怪僻，不合俗流，虽位居辛亥革命*，却一生不做官，被人视为“疯子”。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要他出任教育总长，吴稚晖回答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官我是做不像的。”住了4天，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了。
蒋介石掌权后，多次要吴稚晖出来做官，他回答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国府主席林森死后，蒋介石找吴稚晖，要他继任国府主席。吴稚晖对蒋说：“我这个人不宜当国府主席。”蒋介石问：“为什么不适宜？ ”吴答：“我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交使节，看到有些国家的大使呀、公使呀，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花花绿绿像做戏一样，我会禁不住笑出声来的。那就有失国体呀！”蒋介石听后也笑了，笑过又问：“既然你老先生不愿意，你看，由哪一位来担任才比较合适呢？”吴稚晖心想，于右任和居正都可以当，他们也愿意当，蒋介石不去找他们，偏偏来找我这个并不想当的人，分明是蒋先生自己想当。就回答说：“现在抗战时期，最好是党、政、军统一于一个领袖，使事权更能集中，我看还是由蒋先生兼任最宜。”后来就由吴稚晖在中常会提出，由蒋介石兼任了国府主席。
吴稚晖的卧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张旧藤椅，几把来客坐的靠背椅和骨牌凳，此外就是书报杂志和一只马桶。食宿、看书、写字、会客以至出恭都在其间。蒋介石与宋美龄来看望他，对不起，照样在此间斗室坐骨牌凳。
在重庆时，吴稚晖著有《斗室铭》一篇，也是滑稽文字：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他喜到野外大便）。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吴稚晖的篆书很有名气。在重庆时，蒋介石请他写“蒋金紫园墓碑”。全文800余字，吴稚晖已77岁了，仍能凝神贯注，用两个半天一丝不苟完成。陈布雷赞赏说：“圆浑凝重，苍劲有力而力不外露，是楷书篆化的精品。”
纤笔一支谁与似：毛泽东与丁玲
丁玲和杨开慧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时相识，那时候丁玲就从杨开慧那里知道了毛泽东。后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常听瞿秋白、施存统等革命者谈到他，但是真正让丁玲了解到毛泽东的还是冯雪峰。他给丁玲介绍毛泽东如何同错误路线斗争，如何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及他的思想、为人和诗歌。这些因素为促成丁玲到陕北去起了积极作用。
1936年11月中旬，丁玲来到保安（今志丹县），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同志为她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欢迎会。丁玲很受鼓舞，当面向毛泽东等领导申请，要求批准她到前方去。此后她随军来到甘肃三原。12月30日，丁玲接到毛泽东同志发给她的一封电报，电文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欢迎会后写的《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位“文小姐”来到保安后的第二年，经毛泽东的提议，就被任命为中央警备团政治处副主任，真正地成了“武将军”。不久，丁玲回到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接触就多了。有一次毛泽东对她说：“我看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同你接近，你这里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还有一次说她“有名士气派”。丁玲知道毛泽东是在指出了生活圈子很小，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缺点，心里非常感激，于是就决心深入群众生活，改掉自己的毛病。在她深入生活写出了《田宝霖》之后，毛泽东为此请她吃饭，席间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你的《田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不久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宝霖》很好嘛！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受到批判。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同志作总结发言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的一句话保了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时，毛泽东问道：“丁玲在哪里？照相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了哟。”说完毛泽东见丁玲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才满意地自己坐下。
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友情：彭真与萧军
20世纪40年代初，萧军到毛泽东的窑洞做客时，恰巧遇到彭真，经毛泽东介绍认识。当时彭真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44年春天，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还出席了纠偏抢救运动的大会。会上毛泽东的自我检讨，让萧军很受感动。
第二天萧军对彭真说：“国民党蒋介石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可共产党却如此坦荡，我也要入党。”彭真听了他的表态，十分高兴，但也知道他有自由散漫，口无遮拦的毛病，就说：“共产党有严格的纪律，入党就要加入一个基层组织，你能服从基层组织领导吗？”萧军一听就犯难了，心想：我这个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听别人的我心里难受。想到这里他对彭真说：“那我还是在党外吧。”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真受命到东北筹建东北局，萧军闻知，找到彭真，表示愿意到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萧军到哈尔滨后，被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又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萧军工作得很顺手，热情很高，于1948年7月就向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提出了入党要求。这件事汇报给已经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彭真。后经*中央、毛泽东同意，８月萧军就被批准为*党员。过了一段时间，萧军被罗织罪名，受到批判，他所主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勒令停刊，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抚顺矿山“体验生活”。
1951年萧军要求调到北京，东北局不予办理。萧军只好只身来京，但无法解决工资待遇问题。最终在担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的关照下，被安排到北京市文委，才获得了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费。1987年在彭真同志的关怀下，萧军一家从居住了几十年的一处危楼搬入木樨地茂林居，改善了萧军的工作生活条件。
彭真40多年来一直与萧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解决困难。特别是在萧军身患绝症后，彭真不仅亲自给医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萧军病情，请他们多多关心萧军的治疗，还亲自到医院看望萧军。对于与彭真的友谊，萧军曾对家人们说：“我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的交往，是因为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以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这是由于他们对鲁迅先生有深刻认识，而且十分尊重。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带着大家前进的向导：周恩来与郭沫若
1926年春天，郭沫若经瞿秋白举荐，被广东中山大学聘为文科学长。他在总揽教务之余，对于社会活动也很关心，常请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到中山大学介绍社会革命形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就是被邀请人之一。
两人因此相识，此后联系增多，周恩来还曾多次邀请郭沫若参加讨论、拟订军校政治部工作方案。北伐开始时，周恩来得知郭沫若愿意参加北伐，就让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出面，向蒋介石推荐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蒋介石接受了举荐，还额外任命郭沫若为行营秘书长，后来又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南昌起义后南下撤退期间，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共产党。同年12月，蒋介石发出通缉郭沫若的命令，周恩来建议他到苏联去，保存实力。但因郭沫若患病错过轮船，只好东渡日本。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与郭沫若联系密切。周恩来曾委托郭沫若办理自己不便出面的一些事情。譬如向徐悲鸿馈赠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就是请郭沫若出面的。由作为（党外人士？）的郭沫若出面，更便于团结社会名流。郭沫若经常将自己写的文章、剧本、诗歌读给周恩来听。他们字斟句酌，共同讨论，有时候为了一句话或一句台词，都要切磋老半天。郭沫若的《屈原》写成后，周恩来亲自读剧本，还几次到剧场看排练。特别是对剧中的《雷电颂》十分赞赏，他说，屈原没有写过，也不可能写得这么好。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怨愤。为了提高演出质量，周恩来还将饰演屈原的演员请到红岩村，对演员表达的情绪进行了反复的指导。
1940年9月，国民党免去郭沫若军委第三厅厅长职务，周恩来闻讯找到蒋介石交涉，迫使蒋介石重新组建文化委员会，由郭沫若负责。1946年重庆校场口事件中，郭沫若被打伤，周恩来立即前往现场，痛斥暴徒，保护郭沫若离开险境。周恩来对郭沫若非常信任，经常邀请一些党内同志或党外朋友，在天官府郭沫若家里举行茶会或便餐，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在郭沫若50大寿和创作25周年时，周恩来先后搞了两次小型聚会，邀请几位亲近的朋友为郭老祝寿。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评价很高，他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者，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少年中国学会的小勤务：李大钊与秦德君
秦德君于1905年8月出生在四川忠州的一个破落家庭。13岁时考入成都的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入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女子实业学校的学生们积极响应，声援北平的爱国学生，秦德君就是其中的骨干成员。在声援运动中成立了四川学生联合会。她以“秦文骏”为笔名在学生联合会主办的报章上发表文章，批判旧礼教，呼吁男女平等，抵制日货，还参加演剧活动，剪掉辫子，留短发。她的这些反叛活动，遭到守旧势力的打击。于是她决定到重庆找“全川自治会”负责人吴玉章，想请他帮助到俄国去。
1920年初，秦德君女扮男装来到重庆。吴玉章给她100块大洋，推荐她到北平找李大钊，帮助她去俄国。到北平后，李大钊告诉她：前一批去苏联的骆宾基等人被反动军阀扣押在哈尔滨。现在没法出国。这样，她便恢复女装，在李大钊手下当勤务员，为“少年中国学会”做些事务性工作。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