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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后的愤怒有历史记载的，大概要算吴三桂那一怒为红颜了吧，我们的脾气、倔强、气节都被古人用光了。到鲁迅的年代，中国人就已经出离愤怒，我们不生气了。
中国人现在不生气，只放屁。据说这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他说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权威把语言和放屁等同看待，从此中国人说话也就像放屁了。语言器官向下位移，我们失去了底线，失去了愤怒升腾的根基。残留的怒火和怨气在下方找到了出口，不再寻求向上冲击的表达方式。偶尔有人由于生理的或心理的原因不能放屁，不习惯放屁，或放不出屁，他的愤怒也无法向上去，因为我们的帽子改了，有一顶又厚又重的大帽子戴在他头上。这样，愤怒不能化成屁下泄，不能转为气上升，这一小撮仍然愤怒的人就在胸中郁结，有人的愤怒郁结成肿瘤，有人的愤怒郁结成溃疡，有人的愤怒郁结成了文字，悄悄地通过手臂、钢笔流出来，细细默默地铺在纸面上，字里行间会有愤怒化成的缕缕烟云缭绕，吹不散，看却无。这是冤魂不散的文字，这是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的感觉。
中国人整体地被愚弄了，被他们所崇拜、畏惧又信赖的权威玩了一把。最惨的是所谓知识分子，一切权威最怀恨在心的人，就是他们。肥头大耳，尖声尖气的如来佛把这一小撮知识分子们抓起来，放到手掌心，笑着告诉他们，可以随便拉屎撒尿，但这些孙悟空没有任何机会，刚作势要翻跟头，只见那如来佛已经解开裤子，掏出家伙，一泡黄尿淹没了所有的声音、感情，甚至愤怒。掐灭烟头，我听到一声奸笑。知识分子没有愤怒，而且据说他们在洗礼之后得到了火眼金睛，还很为此追忆自豪了一阵子。游戏还在继续，规则仍未改变。
如你我跑不掉，躲不开，不生气，不愤怒，只找一把小伞，藏着。
读贾平凹
孟庆德发帖时间：2002102612∶12∶00
《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定价：845元。
一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一些年来，许多文学作品，从语言到结构直至人物的造型和对话，都似明清小说的翻版，而一些散文随笔，更是把整个古代散文的版都翻了，这其中，尤以贾平凹为厉。正像李天纲在《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中所说的：“更奇妙的是，现代作家模仿当时的笔法，写《废都》生活，居然和当时相差无几。”
这似乎不能完全归之于现在的社会和古代的社会有些像。
我以为，贾平凹的许多小说、散文，包括他的那部《废都》，都是闭着眼睛写出来的。
曾以为贾平凹的《笑口常开》是他难得的一篇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谁知后来发现，他只不过是把金圣叹的33个“不亦快哉”变成了19个“乐而开笑”，后来竟有人又把这“不亦快哉”的二手货拿去，干脆直接做了题目，又一路模仿了一遍。这可真是让人没有办法。
若有文体家，贾平凹不是。贾平凹的语言和形式都是从古人那里偷来的。可以这样说，贾平凹的每一篇散文背后，几乎都藏着一篇古人的作品，至少是一篇。
旧瓶装新酒，结果现代人都穿着古人的衣服，说古代的话，走在古时的街上。
贾平凹在小说界远离时代搞仿古建筑，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写古代的白话小说。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贾平凹的作品中经常散发出一种陈腐的气息。贾平凹是中国古老的城墙伸出的一道阴影。
这阴影也有后续，比如那个贾平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孙见喜，整个又一贾平凹的翻版。而水平不如孙见喜的贾平凹的膜拜者，却又更多。
“草原部落”的主编贺雄飞在一本书的序里说：“梁晓声、贾平凹们是文人，钱钟书、季羡林们是学者，鲁迅、顾准是思想家。”这个评价在贾平凹们看来有可能会认为是一种贬低，但依我看，实在是有些拔高了。
好在贺雄飞在另一处又有了更高的认识，他指出，贾平凹的作品，就是一种贾平凹式的腐朽。
贾平凹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他用一种时期内的人们认为不错的东西蒙骗了一些人的眼睛。
我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贾平凹是故意在骗。贾平凹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他并不知道。
二
只要拿来，文章还是有的可写的。
把现代汉语，拧去现代成分，到古汉语里浸一浸，这就是贾平凹的语言。
以天干地支标记年份，或孤身一人，或呼朋引类，于山水园林之间，街衢里弄之中，行仿古之事，运仿古之思，发仿古之感慨，而在人情世态上，也多作仿古的描述，这就是贾平凹的文章。比如，白霜染地，邀友携酒，走廊穿亭，绕池越台，乘船泛湖，游园访菊，酒未三巡，墨菊大开，湖上归来，有清洁工半文半白地笑而曰：“噫，这花是等待你们开呢。”这让人想起张岱。再比如，旅游某地，入店沽酒，人要两毛，却给一元四，还理论说：“清静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气新鲜值八角，余下一角，买得吾之高兴也。”整个让人想起明清时代的封建文人。而把清人刘熙载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拿来，编个故事，扩而大之，这就又是贾平凹的《丑石》。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贾平凹的《笑口常开》，文章由19个小故事组成了19个“乐而开笑”，其中有些个故事让人看着眼熟。比如，以京广大铁路为界，把中国划为东西两大部分，有一个故事在东半区内是这样讲的：两人入厕，全忘带纸，见地上脏纸一块，都想拿来用，又都不好意思，就都蹲着，牛犟起来，其中一位，家人见他久久不归，便打发孩子来看，那人冲孩子喊：“去，回家拿块大饼子来，我跟他靠！”这故事越过京广铁路，到了贾平凹那里，孩子被删去了，变成了一个拾废纸的，铁条一点，将废纸扔到垃圾筐里，背走了。
林语堂口口声声赞美晚明性灵派，写起文章来却老实，他喜欢金圣叹的33个“不亦快哉”，就老老实实说出来，并老老实实地仿作了几条。林语堂不如贾平凹机灵。
以古人的思想为思想，以古人的形式为形式，以古人的语言为语言，贾平凹的许多文章都是“集大成”之作。在“集”的过程中，贾平凹被他“集”的对象所同化，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我总觉得，贾平凹就像古老城墙伸出的一道阴影。
贾平凹出生在丹凤，丹凤属秦，秦那个地方，多的是秦砖汉瓦。
周作人曾说：“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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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平凡的世界》想到的（1）
无聊斋主人发帖时间：2002103112∶49∶00
对古典文学的沉迷和对当代文学的忽视，使我错过了不少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路遥出生于陕北农村，中学毕业后在乡下当过老师，后又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这样的出身和经历使他对陕北的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会，写起农村题材小说来可谓得心应手。农村、农民、农民的生活，这正是吸引我一气读下去的主要原因。小说勾起我对小时候艰难生活的回忆，使我头脑中那日渐模糊的农村生活开始鲜活起来。
小说从1975年写到1985年，这正是中国农村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小说以陕北一个普通的农村——双水村——为中心，展开对这十年间农民生活的细致描写。作家细致的笔触让我叹为观止，没有长时间的亲身体验，是根本写不出这样一部小说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总有一种误觉，以为小说写的就是我的故乡岩丰村的情形；孙家的故事就是我家的故事。我的家乡岩丰村地处山清水秀的湖南湘东革命老区，小说写的却是北方，确切地说是陕北的延安地区。书中不时出现的“窑”字，总是提醒我，这是在讲陕北，而不是我的家乡，否则，我一定会混在一块了。
一个村就是一个地区的缩影，而一个地区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年轻一点的读者或出身城市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来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生我养我的岩丰村同属红色革命老区，与小说中的双水村并无二致，只是，较之双水村，岩丰村的糟糕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多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很大一部分农民处于赤贫状态。双水村的孙玉厚一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一点，我个人有深刻体会。我们一家人尽管起早摸黑赚取工分，但还是吃不饱饭，有时竟到了以麦子皮（喂牛的食物）或野菜充饥的境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有所改观，但直到80年代初，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首倡的生产责任制在很多地区仍未实行。我所在的湖南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改革也来得迟缓。我高中毕业的那学年（1982—1983年），我们班有的同学（包括我）仍吃不饱饭；至于菜，一年到头都是吃三分钱一份的南瓜汤。小说写到，1975年孙少平上高中时，吃的是最差的丙菜，这一幕与我的遭遇何其相似呵！
小说还写到，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最大功绩是使八亿农民吃饱了饭，但是，仅仅吃饱了饭远远不够，农民还需要钱，如买肥料、缴农业税、供孩子上学等都需要钱。好不容易填饱了肚皮的农民兄弟们又遇到了新难题。
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个都那么真实，如同我小时候所熟悉的亲人或父老乡亲。
孙家老大孙少安13岁小学毕业，回家帮父亲做农活，能干、坚毅的他逐渐代替父亲成了全家人的依靠，18岁便当了生产队长。他婉拒了自幼青梅竹马而后在城市当老师的姑娘的追求，很实在地娶了个农村女孩子。改革开放后，当事业遭受挫折时，他没有气馁，逐渐成了整个公社闻名的富户。正当全家人春风得意之时，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却患下绝症……我的二哥隐隐然有少安的影子，12岁就回家务农，没有二哥，我就没有希望上大学。少安的不幸是妻子患上癌症，而我二哥的不幸是自己患上癌症。通过做手术，刚38岁的二哥保住了一条性命，但身体永远残疾。让二哥感到高兴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大学。现在上大学的费用是农村人感到头痛的一难题，我听说一些考上大学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上学的机会。我侄儿每年近万元费用都由我全部承担，不用二哥操心了，算是对他的一点报答。
小说中另一角色——少安的叔叔、大队支委孙玉亭给我印象极深。这位农村“革命家”在农村社队集体中，虽然生活艰难，但革命热情饱满。后来，虽经历了农村改革的洗礼，却仍旧沉湎在过去的集体生活中，有时甚至梦想复辟，再搞集体。他常年衣衫破旧，尤其是那双破鞋，成了他孙玉亭的代号。这个人令我想起我们大队（那时的村叫大队，乡叫公社，有时简称社队）的那位支委“老胡子”。我不知道“老胡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大人背后都这样称呼他——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背后”，当着他的面，社员兄弟们是不敢这样称呼一位大队支委的。与孙玉亭一样，“老胡子”也是常年穿得破破烂烂，平时气喘吁吁，像个痨病鬼，但一旦有集体活动，他就特别来劲，例如开批判会，他总是挺在台上带头挥拳高喊口号，拿木棍或皮鞭抽打地主们。还有一件事也是他的专利：每当大队放电影，都是由他带着几个地主去挑电影机。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跟着电影机跑，同一部电影连看五六遍。
田福堂是双水村的最高党政长官——大队支部书记。这位支书给读者的印象并不是太坏。改革之前，他当然是春风得意；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田福堂也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最后还是适应了新的政策和环境。与我们岩丰大队的领导相比，田福堂无疑算是好人了。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们大队的“余书记”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比田福堂的权力要大得多。如果我给“余书记”及其他支委们戴上“仗势欺人”、“不可一世”、“鱼肉乡里”之类的帽子，社员（现在叫村民）们一定会佩服我精准的眼力。一天，我的一个才几岁的侄儿在路上碰到“余书记”，就指着书记说：“余××，你是个坏人，靠我们养活你！”当时书记的肺应该气炸了，但面对几岁的孩子倒不便出手，回头找我父亲。后来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反正父亲那一向惶惶不可终日，似乎大难临头。大队的支委们还有一个现在想来真是让人不可置信的“嗜好”，就是用各种手段勾引或强迫他们看得上的妇女就犯，有时是集体性出动，而她们的男人只能忍气吞声。面对现在的贪官污吏，有人往往回忆说毛时代没有贪官，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村的基层干部比现在的干部贪得多、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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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平凡的世界》想到的（2）
小说如果不写爱情故事，那一定不成其为小说了。这部小说涉及爱情的故事很多，粗粗盘算了一下，主要有：孙少安与田润叶、贺秀莲；孙少平与郝红梅、田晓霞、金秀、武惠英；武惠良与杜丽丽；叶风铃与杜丽丽；田润叶与李向前；吴仲平与孙兰香；王满银与孙兰花；金强与孙卫红等（姓名或有出入，未与小说核对）。多数爱情故事都很自然、真实，如武惠良与杜丽丽、吴仲平与孙兰香等，有的还让人非常感动，如田润叶与李光前的爱情。但主要人物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的爱情故事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已是公派老师、生活在城里的美女田润叶会苦苦追求农民孙少安？地委书记的漂亮女儿、大学生田晓霞会对矿工孙少平一往情深？这些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真实生活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