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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扉页上，印有这样一段献辞：“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挚爱生命、不懈探索人类真理、努力追求真善美的21世纪之人！”
我不知道这段话是作者还是译者所加，但是我知道，21世纪的序幕，却是在仇恨与血腥中拉开的。纽约世贸中心轰毁时的巨大烟尘，巴以边境上越来越年轻的人肉炸弹，阿富汗难民木立在战争废墟上的身影，印巴互相瞄准的核弹头和紧张对峙的一百万军队……所有的这一切让我知道，这份来自19世纪的盛满深刻智慧与巨大温情的生命礼物，之于今天的我们而言，绝对是一份羞于承受的馈赠。
1910年11月20日上午，列夫·托尔斯泰，这位睿智而善良的老人，病逝于离家流浪的中途——列札·乌拉尔铁路上的亚斯塔波弗车站，享年82岁。
老人在最后留下了一句语焉不详的临终遗言：“我热爱……真理……为什么那些人……”究竟是怎样的话语，自老人嚅动的唇边失落、且永远失落了呢？
我合上书本，试图把这个无解的问题掩回书里去的时候，忽然听见无数愤怒的雨点，正自苍穹的深处倾泻而下，无边地敲打着这个浑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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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可要记住（1）
——读《日瓦戈医生》
云也退发帖时间：2001081219∶43∶00
读《日瓦戈医生》的日子里，脑海中时时缭绕着别尔嘉耶夫的论断：俄罗斯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着它。由此，俄罗斯人的精神能量就向内转，走向自觉，走向内省……的确，辽阔的幅员历史地哺育了极权专制，也造就了一大批博大多思的心灵。所以，俄罗斯式的悲剧美历来是内敛的自我与自我的交锋。正如日瓦戈医生，似乎从来就不抱着匡世济民的宏大理想，尽管他的学问令人钦佩；困扰他终生的烦恼是，他内敛的个性、他的诗人气质以及他渊博的学识无法给他带来安定的生活，无法留住他最心爱的亲人和情人。日瓦戈一生过着一种自顾不暇的生活，从中我可以窥到“人”在历史中浮沉的无奈。
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对“人”有一段美妙的比喻：“……因为我觉得人跟要塞很相像。人打破围墙要自由自在，他也就只剩下一堆暴露在星光下的断垣残壁。这时开始无处藏身的忧患……”萨特也说：人首先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甚至不是多种习惯的交叉组合，而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存在主义大师对人的本质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人面临的无穷的选择之中，最根本的就是“普遍”与“特殊”间的抉择，对“实现自我”的渴望，总能刺激起人的性格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渴望摆脱共性迈向个性的一面，而一旦开始，在内与外之间的游移不定就构成了人生的全部。敏锐的人将在这种来来往往中咀嚼他人无法感觉的苦痛。
人本质上都是一件很复杂的器物，只是器物中也有艺术品和坛坛罐罐之分。多思的人会使自己“艺术”一些，但也因此贮存不了多少流质。“无处藏身的忧患”笼罩在心头的时候，日瓦戈医生悟出了什么：“只有在蹩脚书里的人才分为两个阵营，互不来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要在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永远只意味着同一个东西，需要成为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呀！”
我一直不太明白日瓦戈医生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开始他的流亡生活的，但是我能体会到他为成为一个“小角色”付出的努力。他渐渐地改变了过去对战争和革命的热情的看法，渐渐地关注起生活本身了，可就在这时，他在一次外出时被游击队掳走，因为后者需要一名军医。虽然一年后他逃了出来，但是直至猝死街头，他没能再与岳父和妻儿见上一面。漫长的岁月里，他的精神支柱仅仅在于对童年时的伴侣拉拉的期待，并把期待的焦虑、见面的愉悦、离别的黯然神伤写入诗歌，作为吐露情意的一扇窗户——他的感情从不轻易地流露出来。在书后翻译得很乏味的日瓦戈诗作里，只有这样的句子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转眼已是几百年／同样的云同样的山／同样的溪流河水间／悠悠岁月依然。”一派俄罗斯式的凝重情绪。大地给了俄罗斯人充裕的行动空间，也使得这个民族一代代饱经离乱之苦楚，流放、流浪、流亡成了他们的宿命。而日瓦戈医生经历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流亡，很难说他在追求什么宏大的信仰，只是思想指点他不要听凭当局的支配，要把握自我的命运，所以他早早地冲破了“围墙”，潜出都市的喧嚣想冷静地审视历史的面貌，可是手中的命运不服从他的主人的把握，红军、白军、游击队，对无意于“伟大事业”的日瓦戈医生而言都是对安宁生活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他在诗中寄托摆脱困境的愿望。作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日瓦戈医生没有更多的奢望，他真诚地自足于做一个小人物。动荡的社会教会了他严严实实藏匿起曾经有过的锋芒，甚至与世无争，他宁愿被吸入大地的缝隙里，消失在别人的视野中。
然而思想就像意识，一旦拥有，便成为无法抛弃的存在，你只能与它共存，并且别无选择地吸收更多更多。思想又是意识的升华，包蕴着人的全部内在的精美。日瓦戈是十分珍惜他的思想的，哪怕是在颠沛流离的途中，他也不忍心将他的思想束之高阁。他仍然幻想像常人一样过哲人和诗人的生活，这却在他的内心引发了自我与自我的冲突，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目光必须在深邃和浮浅之间摇摆，意味着他的语言必须在精致与粗俗之间游动，意味着他头脑中的此在与彼在的界限就此模糊起来。难道过黎庶百姓简单的生活都这么难吗？但是可怜的日瓦戈医生一天比一天憔悴。
很久以来，我不敢对日瓦戈受的这种折磨表态，因为我自己也质疑这样的折磨的现实意义，因为当我们以“拯救者”自居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一个延续人类文明火种的群体天然所具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手捧起改造世界的武器，一手毅然决然地扯断了我们与物质生活之间最后的几缕瓜葛。几十年后，“人”在世界范围内成了“目的”，是需要五条件捍卫的“终极目的”，我们习惯于口沫横飞地追述那时的情景、感慨人心之易变，还不免要加上一句：“那时的人都这样！”——扛起理想，埋葬现实，一旦重新认识了现实，又扔下了以往的至爱，就像一个黄口小儿，把手里的玩具抓起又放下。
活着，可要记住（2）
自我与自我的冲突，在人打破自我的壁垒时便埋下了种子，思想者不愿躲藏于要塞中苟全性命，但是一旦栖身之所成了一片废墟，他所能依赖的就只有自己的思想了。能够在蹇涩的命途中执著前行的人，和能够在安逸生活中身体力行思想的人，同样需要百倍于常人的勇气和自觉。这时，日瓦戈朝思暮想的拉拉就成了他与“小角色”应有生活的惟一的联结纽带。尽管心中千百遍地默念过那个名字，但每一次劫波度过与拉拉邂逅或相逢，日瓦戈至多只是一刹那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毫无喜出望外后手足无措的窘态。他是一个如此纯粹的人，纯粹得连做沧海一粟随波逐流都困难——只因他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只有拉拉理解他的苦楚，她不时拽住日瓦戈，以免他飞入空中或沉入地下，一去不返。
日瓦戈医生的悲剧是必然的，他注定会成为一个畸人。圣埃克苏佩里揭示出了人在寻求超越、寻求飞升的征程中严峻的生存境遇：当人试图摆脱庸常琐碎之虑寻求“自由自在”时，最先破碎的必然是人自己，更何况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琉璃杯样的东西——他发现过去的经历已然堆积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了，他必须面对这种断裂的声音引发的骇人的心悸！正是这种心悸使他生活在自顾不暇之中：他要在妻子东尼娅和情人拉拉之间取舍，要在生活的需求与艺术的追求之间取舍，在形而上殿堂里的掘进固然美妙，但身为普通人，他却过不了普通人的生活，自我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左冲右突，精疲力竭。最后，曾经给拉拉带来终身伤害的政客科马罗夫斯基许诺了美好的前景，要带走拉拉，虽然明知凶多吉少，日瓦戈医生竟无力做出抗争。拉拉走后，已经飞得很高很高的日瓦戈就像一只被猎人射中的大雁，跌落尘埃，眼里流露出深深的绝望。
畸人其实很富足，理应能够冷眼以对现实重围中不幸的遭际。只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太执著、太认真了，才识和思想赋予他智慧，也使他软弱；赋予他超然无欲，又让他多愁善感。面对简单的常识，日瓦戈医生做出抉择时总是格外痛苦，似乎不论怎样结果都是对自我的背叛。畸人不得不过常人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生活与痛苦成了一对双生姊妹。
帕斯捷尔纳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者。他本人就是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完美代表：滴水成冰的西伯利亚，门扉吱吱作响的木屋，漫漫长夜，幽幽狼嗥，一卷文稿，一堆篝火，红袖添香夜读书，在几近与世隔绝的天地中，他写出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经历过的，他也经历过；日瓦戈的痛苦，也是他感同身受的痛苦。小说出版，攻讦与迫害四起，他保持沉默，隐忍以行。他情愿与他心爱的主人公共享同一份纯粹，还有什么能比知行合一更让人感动的呢？在这种命运的笼罩下，“活着，可要记住”——拉斯普京掷地有声的回答——也许是一种最理想的态度。小说中的日瓦戈戛然而止的生命，由现实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思想遗产的继承者们坚忍地延续了下去。
这小说我读过两遍，每每无法平静。我曾经有过的疑惑，正是源于现今日益稀缺的内心追问，人格分裂，不再在人心中引起触动了，甚至意识不到了；活着，常常是无原则的，异常轻松的经历。诺瓦利斯、康德、叔本华、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尼采、帕斯捷尔纳克，我不得不对这些勇毅的人表达我的敬意，那不是一些自寻烦恼的人，他们既无法独善其身，过得快快活活，又不能兼济天下，扶危济困；但他们对某种价值的孜孜不倦的探索，构成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壮丽群像。打破自身的细胞壁跳出“自我”之外，欣赏月光下的“断垣残壁”之美，日瓦戈医生们的痛苦，应能引发一些对生活的严肃追问吧。
边缘阅读：《爱尔兰日记》等
35公里发帖时间：2001121318∶47∶00伯尔：《爱尔兰日记》
从没有哪位作家，像伯尔对爱尔兰那样，描写一个异乡的逗留地。伯尔对爱尔兰怀着这样的情感：他留恋爱尔兰，有一段时间，他每年都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因为他熟悉那里，并且，不将自己作为过客，所以，他提到爱尔兰的时候，口吻是亲切而随意的。但伯尔并不是一个亲切而随意的人，他生于一战时的德国，又亲历了二战，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都用来为二战后的德国反思，在他看来，如何让德国从战后精神的废墟中走出来，比从废墟中重建德国更重要。
《爱尔兰日记》是伯尔著作中少有的包含一些轻松气氛的作品。虽然仍旧是黑色的幽默，善意的揶揄中，已经带着不少啤酒花的气味，像一次微醉后喋喋不休的絮谈，他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国度，一个“每年有满满一小游泳池的茶水流过每个人的喉咙”的国度，它和我想像的爱尔兰不一样，没有吱吱呀呀的风笛与舞动的色彩艳丽的男式筒裙，它带着英国那样真实、潮湿、黯淡的气息，生活慵懒而朴素，像咖啡、茶、火腿、香烟一样具体，因为这里是异乡，所以，带着某种无缘无故的醉心的快感。这就像我们自己的某次旅行，找着了同过去色调十分接近的生活，但在你刚好厌倦时可以抽身离去。
读《爱尔兰日记》，我眼前常常浮现这样的镜头：斑驳的水泥路面，一摊污水映着路灯昏暗的光，几片粘湿的落叶，一双半新的皮鞋，鞋底的铁钉发出丁当的声音，这就是爱尔兰，一个思考之余用来休息的地方。
约翰·缪尔：《夏日走过山间》
有四位牧羊人，他们要将雇主的羊，赶到海拔高一些的山间，以便在那里熬过炎热的夏季。他们之中有一位并非出于谋生的需要，仅想借机（由雇主提供食物）到山间旅行一趟，再次欣赏优胜美地迷人的风光。《夏日走过山间》就是那位奇怪的牧羊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的山间日记。
约翰·缪尔是一位地理和植物学家，他的文字不同于靠想像力为生的文人，他对自然怀着一种健康的情感，热爱，但并不矫情。“云占了整个天空的百分之八十”，他常常用这样的方式讲话，让人觉着，这是一篇科学报告，而当看到一丛被羊群遗落的百合花，他的语气又像个十足的诗人，细腻而悲悯。如果有足够的面包，他也许会自己上山，但，即使同别的牧羊人一起，他仍然充满对自然所必需的一种静谧的心境，观察，冥思，记录，这需要惊人的耐心，尤其当你并不是为一种情绪驱赶的时候。作为普通人，我们在自然中旅行，多数时候，希望眼前的景色验证自己的彼时的情感，什么时候，人是怀着对造物主的赞叹，出于难以抑制的惊喜，用健康心欣赏自然的美丽？其实，连作者自己都说，当面包告罄的时候，他甚至也无心维持正常的观察和思考。
约翰·缪尔讲，在同自然独处时，人是惟一无法保持整洁与体面的动物。这句话让我想起故乡的那个渔港码头，那片蓝色的北方的大海，有洁白的海鸥，水清澈见底，五颜六色的鱼群四处游动，大海如此洁净，但刚刚从海上归来的渔民却一脸污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