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在三丫头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今的乡村，男女接触、交往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的空间。三丫头和赵老汉的小儿子就是在彼此相识相知的过程中，慢慢地产生了恋情。到了男女两情相悦时，再告知父母。这样，恋爱突破了传统的“媒人介绍，父母做主”的模式。由于少了家庭等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在恋爱成功的因素中，感情因素是主要的，婚姻结合途径更直接化。
不过，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在乡村社会中，像三丫头这样的故事还不是很普遍。即使可以说乡村社会的青年男女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婚前交往，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交往还不是现代自由恋爱婚姻意义上的交往。自由恋爱婚姻有一个重要前提，是恋爱的双方需要拥有一个认识并持续交流以不断增进了解的交往。即便是“一见钟情”，双方也还是需要一段婚前交往时间以不断沟通来巩固感情。对于我们观察的结果来说，这在大多数的乡村男女之间是很难实现的。
在三丫头的故事里我们可看到，赵老汉的小儿子当初是打着“帮忙”的名义接近三丫头的，就是说，当地青年男女在恋爱的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接触通常要找到适当的借口。那种完全以谈恋爱为目的的“约会”在这个地区似乎还没有真正出现。如果双方不是在一个村庄内，即使是平时见面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男方不能经常去女方家里，女孩子更不能常到男方家里，否则，别人会说作风不正派。男方每年只有在两个节气的时候才能郑重地进入女方家里，就是在春节和中秋节的时候为女方送节礼。
一般而言，传统乡村社会认为爱情是个人情感冲动和张扬的产物，不符合乡村社会的封闭和保守的本质要求；相反，对爱情的抑制，则会促进家庭、家族等集体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因为，乡村社会中的婚姻背后，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再生产的自然接续，依靠生育延续香火成为最高的目标，而在这样的目标下面，任何的激情，都可能演变成颠覆整个社会秩序的“导火索”，一直被严加防范。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青年男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乡村男女的浪漫爱情实践逐渐地拥有了实践的空间，那种以激情为核心的爱情的自主表达也似乎成为可能。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就讨论了这种农民爱情的自由表达。他认为乡村爱情的直接表达不仅导致了乡村青年在婚姻上自主性的增长，而且也带来了年轻人择偶标准、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待婚姻和性行为的态度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
此外，我们通过上面的故事也看到，现在乡村婚姻缔结过程中的“父母”与二十多年前的“父母”相比，其地位和角色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丫头的婚礼里，三丫头的父母仅仅是充当参考人或见证人的角色，而不再像李大姑时代那样，李大姑的父母，尤其是李大姑的爷爷，是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主导者。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三丫头的婚姻里，和李大姑相比，三丫头对自己婚姻的自主权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三丫头的婚姻故事中，男女当事人不仅见面，自由交往，互相了解，而且是婚姻关系确定的主要决定人，因此“父母”就无法主导婚姻缔结的过程和结果了。而在李大姑的故事里，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半点浪漫的影子。 。。
传承与更替——乡村婚嫁习俗的变迁（5）
不过，也有一些人指出：承载着更多西方浪漫基因的现代婚姻观念及其实践能否完全适应于中国乡村，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婚姻文化变革的道路上，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一种“自由恋爱”的道路，它容易诱致人们对传统乡村婚姻模式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并可能遮蔽现实存在的乡村本土的婚姻文化资源。如果结合上面的故事，将类似三丫头和赵老汉小儿子的结合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结婚对象的模式理想化，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在更多的时候，自己做主并不担保能够获得美满的婚姻，就如同包办未必就不能寻到一位理想的伴侣一样，自由同样存在选择的风险。
（二）越来越小的通婚圈
传统上，在乡村社会中婚嫁是有方向和范围的，一个村庄，如果从历史纵向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描述出这个村庄各个时期的嫁娶的方向和范围。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内，一个村庄的女孩总是趋向于较为集中地流向某些村庄和地区；同样，一个村庄的媳妇也总是趋向于来自某些邻近的村庄和地区。
一般地讲，乡村社会是排斥远嫁的。首先是因为农民不能像城市市民那样享有国家提供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父母养老的资源几乎完全由儿女提供。在农民家庭养老模式框架下，做父母的自然不愿将女儿远嫁。其次，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亲戚不仅仅是一种血缘联系，更是一种感情的维系。远嫁意味着你在本地的亲戚可能会比其他人家少，年节走亲访友时平添一种失落感。孩子出世后，远离姥姥、舅舅、姨妈这些至亲，人们会感觉自己的孩子无人疼爱、关怀，这是远嫁难被接受的一个感情障碍。
虽然不喜欢远嫁，并不意味着村民们喜欢村内婚，传统上L村的人们择偶时也倾向于不选择本村的，因为大家彼此太熟悉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的灶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一清二楚，彼此有什么缺点也都十分了解。于是， L村与附近的四五个村形成了一个集市圈式的通婚圈。L村青年男女的嫁娶基本上都在这五个集市所属的村庄范围内，在村民们看来，超出了这个地理范围的婚嫁即被认为是“太远了”。如果婚嫁太远了，过年过节，人情世故，女儿都照应不到。即便父母有个什么大病小灾，来往也不方便。当然，也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在李大姑的故事里，李大姑就是由一个先前嫁到这个村里的远房亲戚介绍，嫁到了离家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关于我国农村的一些调查显示，目前农村男女的择偶距离有近半数以上的婚姻在五公里以内。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他们给出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居住地邻近往往意味着文化背景相似、风俗习惯相同，这样有利于他们交往，而且男女双方及其父母都相互了解，结为亲家比较放心；其次，他们居住近，交往起来比较方便，结婚后双方家庭的亲属网络扩大，便于在生产和生活中互相帮助；第三，农村中的异性交往大多在农田或乡村企业，就算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在外地也是和老乡交往比较密切，社交圈较狭窄，所以未婚男女往往只能在同一地域选择配偶。
在三丫头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种通婚圈缩小的趋势。由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的子女数明显减少。子女数的减少必然强化了父母为儿女就近择偶以便将其留在身边的愿望。这一点对于女儿的择偶影响更大，因为女儿要嫁到别处去，如果女儿选择的地方比较远，父母与女儿的联系就会因为空间距离的加大而削弱。父母通过结婚的途径将女儿安置到同一区域，不但可以给女儿婚后生活以支持，而且在年老时也能得到女儿的照应。在三丫头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三丫头的父母没有男孩，为了自己将来的养老问题考虑，所以倾向于三丫头选择本村的女婿。
传承与更替——乡村婚嫁习俗的变迁（6）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乡村社会的宗族观念和宗族组织的削弱，以往被认为可能造成宗族关系和利益受损的村内婚行为不再受到限制，这使得选择姻亲时对家庭利益的重视超过对宗族利益的考虑。另外，在社会变革环境中，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受到鼓励，为自由恋爱型的村内婚提供了可能。
通婚圈的日益缩小，特别是一些村内婚的盛行，使得在一些乡村社会中，张家娶的是李家的女儿，李家娶的是王家的女儿，王家又娶的是张家的女儿，就这样使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家，成为“亲戚套亲戚”。姑舅亲戚、姨姨亲戚、儿女亲戚，形成了村庄内的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这种村内婚，其好处是容易密切人际关系，一旦一家有事，会有众多的亲戚前来帮忙。但我们也应看到，其弊病远远大于有利的一面。这样也容易导致村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由于在村民与村民之间多存在或亲或疏的亲戚关系，所以对于村里发生的一些民事纠纷，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甚至处理不下去。
（三）择偶标准的变迁
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抉择，择偶标准及其模式无疑会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个人的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还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并对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不同社会背景之下，不同代际的人，择偶标准各有偏好，反过来说，个人择偶标准的变化，也说明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体现的。
通过上面两个故事的对比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择偶标准由注重对方家庭条件转向注重对方本人，无疑是择偶观念和择偶行为的明显变化，表明人们正在逐渐摆脱传统婚姻模式的束缚而接受现代婚姻行为规范。当然，注重对方本人条件并不意味着择偶时就只注重情感因素而忽视物质利益。很多时候，注重对方本人条件往往注重的是对方的能力、本事，会过日子的品质，而不一定是双方的感情基础。在很多人看来，感情在乡村夫妻生活中向来被认为是一件奢侈品。
在李大姑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择偶时，父母的考虑更为重要，更加偏向于家庭、家族的标准，这就是择偶标准上的“门当户对”。也就是说，李大姑的爷爷代表的那一代的择偶标准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家庭综合素质的考察，包括财产状况、父母人缘、家庭声誉及地位等。相比较而言，在李大姑的侄女——三丫头眼中，对方家庭条件作为择偶因素的地位却在日益下降，转而注重对方本人条件。
这种择偶标准上的变化，当然也与乡村婚姻主导者的身份不同有关，是父母和子女对于婚姻的期望和各自的关注点不同造成的。或者说这是由于在上面的两个婚姻当中，婚姻的主导者分别是李大姑的家长和三丫头自己。在三丫头的婚姻里，作为婚姻的主导者，三丫头当然更关注对方的容貌、能力、品行等个人因素。在李大姑的婚礼里，作为婚姻的主导者，父母和爷爷作为过来人，他们更加关注婚后的家庭生活是否稳定和有保障，如孩子的抚养、老人的赡养等等。
通过上面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乡村社会的从夫居的习俗，所以在择偶过程中，男女双方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对于男方来说，择偶的时候只是注重强调一个人，那就是女方，因为婚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只和女方一个人打交道。所以男方择偶，很少去关注和打听对方的家庭，也很少有人去在意对方家庭是不是很富裕，更多的是在乎女方这个人本身的素质。而对于女方来说则不同，因为女方一旦嫁过去，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家子人。这就是为什么李大姑的故事当中，李大姑的爷爷很在乎对方家庭的表现，而相对地忽略了对男方个人一些品性和素质的考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好的txt下载网
传承与更替——乡村婚嫁习俗的变迁（7）
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中，超脱世俗的爱情模式并没构成主流，相反，迎合世俗的爱情结合却越来越多。这不仅是因为乡村社会总是偏向保守，也因为今天的农村，利益取向的恋爱婚姻模式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这种背景之下的结婚对象的自主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商品交换，即在正式缔结婚姻关系前，总是像买卖东西一样仔细掂量双方条件的各个细节。
（四）从繁琐到简单的婚前程序
一般来说，中国北方汉族的婚嫁习俗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六礼”。早在周代，婚礼被视为礼文化的中心。周代婚姻的缔结以 “六礼”为准，此后，遂成为统一的婚姻仪式流传下来。按照传统“六礼”，从择偶到正式结婚有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程序。纳彩，男家向女家提出正规的缔结婚姻请求；问名，为了卜得的吉凶而问女方的名字；纳吉，把卜得的吉凶情况报告给女方，据此成立婚约；纳征，男家向女家交纳聘礼；请期，就卜得的结婚日期征求女家的意见；亲迎，男方把女方迎娶到男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六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但作为婚姻礼仪的基本程序，仍然保留着。L村的婚姻程序基本上沿用“六礼”。当代婚姻缔结程序有所简化，通常只需三道程序，即“看人”、“订婚”和“结婚”。这是通过亲朋介绍这种结识途径而建立起来的婚姻所需的程序。如果是通过自己认识途径而建立的婚姻，其程序更加简化，通常只需订婚和结婚这两道程序。如果媳妇是外省市的，则更缩减为结婚办酒席这一道程序。
在三丫头的故事中，双方经过商定不仅省略掉了定亲这个重要的环节，而且对于婚期的选择也不再那么讲究。传统上，L村的嫁娶月份一定不能触犯青年男女双方的属相忌讳，否则“犯月”；合适的月份被称为“行嫁月”，可以嫁娶。但是，我们从三丫头的故事可以看出，现在安排嫁娶的时间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讲究了，只是因为考虑到双方一起出去打工，赵老汉就临时根据需要安排了儿子的婚礼。
当然，如果深究一步，我们还可以说程序的简化还只是形式上的变化，程序中实质内容的变化才真正体现了该村婚嫁习俗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其实质性的变化就在于婚姻当事人在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自主权的极大提升。这一点从三丫头婚前性行为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传统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