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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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我说-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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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
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演讲,
  新浪UC频道网络直播
  2006年11月30日18:30
  这是新浪UC频道的网络直播,恕我孤陋寡闻,此前竟不知道什么是UC,我还一直以为是加州大学呢。
  现在才知道,UC是一种新技术,科技主义时代嘛。我们都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我们远离文学、远离法律、远离艺术、远离宗教……到处都是科学。科学主义泛滥,技术至上横行。漠视法律,不讲道德,敌视宗教。文学艺术被简化成电视台洒狗血的粗俗表演,克隆拉斯维加斯的Show Girl……
    我们都瞎忙自己的事,都应该为天才的夭折负疚
  198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到正创建的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当时是图书馆,还不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间阅览室大。我很绝望,一是嫌其太小,二是书的门类单调,只有法律。稍微带点儿文学色彩的全是案例。那些涉及强奸的章节,显然早已阅人无数,翻云覆雨被蹂躏得肿胀开来,引诱更多的青春少年继续深入。
  当年还没有三环路和蓟门桥,老鸭一头秀发,像个女的,每天钻铁丝网、跳墙上班。普及马列主义之余,创建摄影、二战、国防多个协会……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一上班,教研室就选我当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爱卫会”就集中在这个楼的二层开会。我坐在角落里玩儿照相机,我身边的那个委员比我年龄还小,也不好好开会,不停地往桌子上画小人。我们俩彼此对视,心有灵犀。一问,也是刚从北大毕业的,分到校刊,难怪王八瞅绿豆。
  画小人的“一丘之貉”名叫查海生,北###律系79级,喜欢照相,也喜欢我的照片。他说,没事儿把你拍的照片拿到校刊发表吧,我给你开最高稿费,每张两块钱。每回稿费到手,我们就到政法大学南面的“冶金”小餐馆,喝一顿啤酒。“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才挣45块钱。
  北大西语系刘军,是查海生的铁哥们儿,常来政法大学经济法系辅导一位李姓女生学法语。这让我们教研室一位同样渴望教书育人的“张老师”有爱没处使。张老师因“法大”而仇恨“北大”,常因刘军迁怒老鸭。弄得老鸭如炮兵炊事班班长,戴绿帽子、背黑锅,看战友打炮。老鸭当时一心想当卡帕,不关心诗,后来才知道“长发刘军”就是“诗人西川”,查海生的“真名”竟叫“海子”。
  我拍照、查海生写诗都以玩儿为主。我去新华社摄影部后,查海生到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逻辑。1989年,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我们教研室的朴京一(北大国政系81级)也跳楼自杀。
  1996年,在北京皇冠假日酒店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西川带头为海子家人募捐,我捐了100块钱,当时认为不少,现在想着却脸红。海子来自安徽农村,家境极差,考上北大不容易。那天到场的还有诗人“食指”,他是从回龙观精神病院临时出来的,带我去的是我师弟—《北京青年报》的“诗人橡子”。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德令哈在青海海西州,我曾开6缸雪佛兰、8缸大吉普两次前往。行前,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党周(藏族)、总编马千里(回族)致电海西州宣传部部长,让其好好接待我。我和小查都是长不大的彼得·潘,都有不同程度的恋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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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2)
小查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在农村还有父母和三个未成年的弟弟。他一个人去德令哈,靠的是最廉价的交通工具。一个人赤手空拳、凄风苦雨,只想要一个姐姐。而他什么都没有。真正的“一个人的远行”。
  天才就这么死了,我们都瞎忙自己的事,都应该为天才的夭折负疚。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语像”是我的发明,是中国特色
  来之前我和院长说好了,是讲新闻。我没学过新闻。中国的新闻本来就不好讲,现在尤其不好说。原来准备看图说话,现在我的IBM T…41和政法大学的电教系统不匹配,连不上,大家就没法儿看我电脑里的照片了。看不到“像”,只能胡言乱“语”。说什么呢?就说“语像”。
  “语像”是我的发明,具有中国特色,美国没有。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不需要“语像”。
  图像的历史远比文字古老得多,先有影像,后有象形文字,最后才有现在的拼音文字。19世纪中期,法国画家、物理学家路易斯·达盖尔发明银盐照相法,把摄影的曝光时间从8小时缩短到20分钟。这不仅首次克隆了外部世界,也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其后,英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威廉·H·F·塔尔伯特用底片印出正相,照片得以大批量冲洗发行。英国天文学家约翰·F·W·赫歇尔首创“photography”(摄影)一词,它的原意是用光书写。
  摄影是“描述事物特征”的特殊工具。与文字不同,它提供的是具体的形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比如,摄影可以纪录一棵树,但无法概括树的本质。摄影本身无法表达无形、遥远、内在和抽象的东西。它可以表现一个“人”,但无法表现整个“人类”,更无法表现“真理”、“荣誉”、“谬误”、“爱情”等抽象概念。
  摄影家埃里奇·萨洛蒙认为:“看照片只需辨认,看文字则需要理解。”照片把世界具象为一个物体,语言把世界表达成一个概念。
  时至今日,社会已经进入“读图时代”。我讨厌“读图”,主张“语像”。“语”是语言的“语”,话语权的“语”;“像”是图像的“像”,影像的“像”。
  “语像”不是读图。“读图”是被动的,单向的,灌输式的,静止的,有结论的。语像是主动的,交流的,互动的,不稳定的,跨界的,没有结论的。
  在中文中,“图”一般是指经过设计,在白纸上手工或技术绘制的形象,往往已成定论,高屋建瓴,具有指导作用。如,图纸、地图、操作图、三视图、主视图、俯视图、蓝图等。
  “影”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变幻、流动性,如捕风捉影、电影。
  “像”一般是相对固定的具体形象,而且与技术手段有关。它往往是对客观世界的初步反映,供人观察、领悟和表达。
  “语”是动词,是主动去说,去争取话语权,是具有独立意识和思想的行为。
  所以我用“语像”,而不是“读图”。读图是一个人被动的思考,被动的接受;“语像”是主动出击,夺取自己的话语权。一张同样的照片,不同的人会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
  照片截取的是典型瞬间,它把世界凝固成一个具体影像,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因为影像打破了完整的语境,所以需要语言的帮助才能解读抽象的哲学概念。影像可以证明某地发生了某件事,但这种证明无法表达出文字才有的意见。世界通过影像证明其存在,铁证如山,再用语言来解释、讨论、质疑。语言是精确而富有逻辑的,尽管它无法克隆大千世界中的影像,但却是一个思考过程。一旦“语”“像”结合,相映生辉,就能表达出更丰富的含义。
  

新闻时代的旧事(3)
  好的记者,最终都会与政治相关
  当今的社会发展迅速,各种技术突飞猛进,千奇百怪的已经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但是,很多技术对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并没有好处。
  这里是研究生院,我刚进来就遭遇一大堆照相机的“迎头痛击”,可放眼望去,几乎没有一台相机真正适合记者采访。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评价它们为什么不适合采访,就在这里简单说几句。首先说像素,这就是花活儿。商家拿出来唬人,煞有介事地说自己的相机有多少万像素,其实,像素只是照相机的一个指标,而且与CCD(电荷耦合器件图像传感器,Charge Coupled Device)的大小紧密相关。即使是同一像素的照相机,由于CCD的大小不同,所拍图片的质量简直天壤之别。装备一台照相机,并不是仅仅看它有多少万像素。
  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媒体垃圾化。简单地拼凑、克隆、粘贴、组合,使得垃圾信息铺天盖地。报纸越来越厚,广告越来越多,真话和有效信息却越来越少……过去简单的纸媒体时代容易找到干货,现在则不是,无论什么内容上网一搜,都一大堆,光我唐师曾就有二十几万条,但大量重复,没有新内容。人类重物轻人,重技术而轻思想,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儿。
  在某些场合,技术已经严重束缚了思想的发展。比如录音机、录音笔横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录下一段来,像赵忠祥那样一举成名。如果客观公正,不断章取义,倒也得过且过。问题是运用同样技术手段的录音、录像,在不同思想的驱使下,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不知道不同思想控制下的手,何时会摁“开始”键,事后又会如何剪辑,用于何种目的。现在,面对着一大堆录音机,我无权下令撤掉,但它们对我自由驰骋的思想已经形成了无形的桎梏。这就是技术束缚思想的一个例证。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为此,我采访从不用录音机,我喜欢用一个小本子。这样做有几个优点。第一,尊重被采访者,记者主动放弃随机应变的话语权,双方在平等的氛围下思想交流,而不是技术探讨。第二,摒弃后工业时代的技术主义,避免简单的收集、拼装、粘贴、复制……的可能,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必须动脑子,从事体能、技能之外的智能劳动。第三,文责自负,锻炼自己的文笔。大量使用间接引语,谨慎使用直接引语。第四,逐渐培养自己独立的价值观,避免不负责任的断章取义,以讹传讹,花边新闻。第五,节省了录音整理的时间。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外国记者也大量使用类似的本子。我是摄影师,本子偏小,而文字记者的本子偏大。我看美联社、路透社之类的记者的本子仿佛都只比A4纸稍小,不便携带。为了避免丢失,他们总把本子插在后腰上—这是人身上直径最大的一个口袋,而且敏感可靠,绝对挤不掉。即使掉了,也是掉在自己的裤裆里,属于肉烂在锅里,不会造成损失。
  我看现在的很多记者使用的本子都不专业,外表是光滑的塑料皮,从技术上讲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品,光滑、厚而不便使用,不易携带。本子过大、过小都不合适,具体形式还要根据“实战第一”的原则。我不是说我们“百花齐放”,使用不同的本子不对,只是说新闻本身就是洋人发明的,他们制定了各种规则,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也应该借鉴洋人的经验。
  好的记者,最终都会与政治相关。最著名的是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的作者。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记者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审视并记录了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在披露鲜为人知的内幕的同时,伴以独特的思考。奥威尔最大的特点是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考。他无疑是一名政治作家,超脱、率直、敏感,这使他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无所适从。
  奥威尔认为,撇开谋生的动机不谈,记者写作不外以下四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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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4)
1。 纯粹的自我主义。希望看起来聪明,希望被人谈论,希望死后仍被人们记起,从那些童年时代曾经嘲笑过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人们中找回自信,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的商人……简言之,整个人类社会的顶层都拥有这种动机。大多数人并不是极端自私的,大约在30岁以后,他们就会抛弃自己的雄心壮志—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完全抛弃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人的意识—主要为他人活着,或者是在苦役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也有极少一部分有天赋的固执的人,他们决定一生都过自己的生活。作家就属于这一小部分。严肃的作家,应当说在总体上比报纸撰稿人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对金钱兴趣不大。
  2。 审美热情。即对外部世界美的感知,对词语及其正确搭配、对刚毅而美妙的旋律的感知。希望与别人交流自己宝贵的、不应该错过的感觉和经验……要使用自己满意的、非功利性的词和句子,要对印刷体及页边的宽度情有独钟。
  3。 历史的冲动。渴望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希望揭露事实的真相,并将其储存起来供子孙后代使用。
  4。 政治目的。渴望沿着某个方向推进这个世界,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本身就是政治态度。
    技术让图像的传播变得越来越简单
  20世纪,在包括横扫各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130场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大约死了亿人,多于1900年前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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