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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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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我就去当翻译了。这是我最早的翻译生涯，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用英文起草信件，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期的翻译。我在当时的翻译中是年龄最小的，但是后来却是最臭名昭著的，因为后来我做了王叔铭的翻译。王叔铭当时是和陈纳德直接联系的，陈纳德的办公室离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几米远。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一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但是我那时候很羡慕别人，已经有人在翻译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了，还有汪曾祺的散文，他们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尤其是汪曾祺，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我们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卞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我们回去看。我们对于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的知识，都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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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正式搞翻译还是在回国之后，中间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叫去做翻译。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又被叫了去，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包括钱钟书先生。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一样坐公车去上班，我、他，还有佐良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
回国之后，我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了《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我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选。他是以长篇小说闻名的，可是我觉得德莱塞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出版的时候，平明出版社已经不存在了，就转到了新文艺出版社。之后我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1956年，英国有个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由老舍接待，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邀请了我。在那个会上，我碰到了朱海观，朱海观让我给他们翻译些东西，他当时在《译文》。后来他就给我寄来了《珍珠》。到了1957年，我已经开始受批判了，白天受批判，晚上回去就翻译《珍珠》。《珍珠》1958年2月份在《译文》上发表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右派了，但因为当时我在保密单位工作，那时候我在中央调查部下属的一个干校，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名字不会见报，外面的人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很滑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珍珠》的单行本，写信给我要我写一个序，那时候我已经在半步桥了，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单行本也没有出成。翻译生涯自然就中断了。
巫宁坤：与菲茨杰拉德有缘（2）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后，首先是《白求恩传》再版了，后来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也出版了。1980年3月，我被调回北京。这时候，我忽然又成了宝贝，大家争着抢我。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方面不放我走，但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谁敢抗啊。学校的领导找我说：“巫老师，我们没有本领留下你，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你在安徽是这个，”他伸出大姆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所以我就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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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白求恩传》再版，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就是跟修改《白求恩传》几乎同时，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他知道我喜欢托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就给他写信，我说：“可嘉，你退给我吧，你找佐良翻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冒出了一个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灿然说：“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诗难懂，更加难译，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灿然在文章中还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译的还要好。那篇文章因为涉及到现代诗翻译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传得比较广，但是也实在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灿然确实对我的东西很感兴趣。我曾经用英文写过一篇散文，翻译过来叫《孤琴》。这篇文章被灿然看到了，并把它翻译过来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后来《孤琴》被灿然的老师看到了，跟他说：“这篇文章是这几年翻译的最好的文章。”那时候我的文章除了在国外发表之外，一般都发表在国内的《英语世界》上，主编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总是能从我这里“榨”出文章来。
香港有个叫乔治高的著名老翻译家，很了不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第一个翻译的。有一段时间他住在美国，他在香港看到我的那本《一滴泪》之后，突然给我电话，要来看我，跟我见面。等他来看我的时候，他拄着拐杖，让儿子搀扶着，先前我不知道他那么大年纪，早知道他是年纪这样大的一个老人家，我应该去看他。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后来我拿了几篇旧文给他看，其中就包括刚才说的那篇《孤琴》，随后老先生给我回信说：“几十年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散文，这是中国传统纯文学中最好的典范，英美几十年来都没有这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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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回到北京之后，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世界文学》（原来的《译文》）又找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了不起的盖茨比》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序言是我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说实话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世界文学》找到我翻译的时候，要求的时间很紧，六月份找到我，十一月就要出来，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我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一滴泪》给我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给我写信是破天荒头一遭，因为我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我们所在的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我就在教堂外面溜达。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转出来，吓了我一跳。他指着一个墓碑，跟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跑过去一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看来，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
巫宁坤：与菲茨杰拉德有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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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带研究生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但还是零零散散地翻译了一些短篇和中短篇，其中包括托马斯、伊修伍德的作品。伊修伍德的作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翻译，只有卞先生他们翻译过。
1982年我到加州去访问，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我发现伊修伍德也在附近住，我就找了一个跟他有联系的人，让他开车带我去看伊修伍德。我带了我翻译的伊修伍德作品的复印件，他看了之后说：“你要给我签名啊！”伊修伍德在抗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来过，他跟奥登一起合著了一本很有名的《战地行》，奥登写诗，伊修伍德写散文。
奥登我也见过。1945年我坐长途汽车旅行，途中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奥登在一个大学讲授英文的消息。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我想和他见面的愿望。他很快给我回了电报，问我什么时候到，他到火车站接我，奥登没有什么架子。
说到翻译，我实在不成气候。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把我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说我的文笔不如他们。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啊。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真的是老了。不过我最近还要翻译一部作品，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这是译林“剥削”我，因为这完全是义务的，没有稿费，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做义工的影响，在美国，很多人都这么做。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
侧记：
虽然和巫宁坤先生保持着电话、emeil等等联系，但是之前一直没有见过他的面。《一滴泪》曾经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总是在想，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老人，在谈起往事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疑问在我见到了巫宁坤之后，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尽量谈一些轻松的事情，一起会心地哈哈大笑。其实，我发现，即使谈过去的惨痛经历，巫先生也已经看淡了。比如他的《一滴泪》，多么惨痛的经历，但是却做到了哀而不伤。说到翻译，我实在是个外行，不敢多说，巫先生谦虚地说他不是翻译家，我也不知道该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还是否定。但是我看过巫先生的其他文字，绝对是一流的文字品质。从这一点上说，有些人只要翻译一篇文字，就能当得起翻译家之称，比如巫宁坤。
说起他的同学辈，无论是在人文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都作出了让人仰视的成就，人文科学领域的有汪曾祺、穆旦，自然科学领域的当然就是李政道。但是巫宁坤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成就，就连他的名字，国内知道的人也极少。其中缘由，自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在巫先生“一事无成两鬓霜”的感慨中，有谁能了解无边岁月的沧桑啊！
陈之藩：半个民国人（1）
陈之藩
陈之藩，1925年生，河北省霸州市人，北洋大学电机系学士，剑桥哲学博士，英国电机工程学会院士。曾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成功大学等校。陈之藩的散文作品自成一格，有些被选入台湾中学教科书，影响深广。著作有《旅美小简》、《剑河倒影》、《思与花开》等等。
口述：陈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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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的事，大多忘记，唯有五年级上的第一节课，至今难忘。我那位老师，叫陈大眼。因为他的眼睛特别大，不生气眼睛也是圆睁的，我们都怕他。那天上课，陈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都站起来，给老师鞠躬。陈老师打开课本，很平和地说：“我们讲第一课，秋夜。”老师开始读课文：“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突然，老师把课本一下子扔出了窗外：“别人是放一个屁，鲁迅是放了一个屁，又放一个屁！”我们都吓呆了。后来，那位老师死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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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组成，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很短。因为蒋介石是南方人，他听不懂北方话，对北方人也就比较疏远，那时的当局对西北联大也不重视。所以西北联大没过多久就分开了，分成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我当时在西北工学院。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是北洋大学毕业的，陈立夫当时有个同班同学，叫李书田。而李书田是朱立文的外祖父，他是当时西北工学院的校长。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组成。
在西北工学院，因为当时的学校里没有女生，朱立文的妈妈非常红。当时我们经常拿她开玩笑，比如有人问我：“陈之藩你追谁呢？”“李书田的女儿！”我们当时还发展了学校外面卖元宵的和卖皮鞋的小贩的女儿，称之为“元宵小姐”和“皮鞋小姐”。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有自己的章程。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确实考得好，教师们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都商量怎么对付李书田，但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到了李书田的宿舍，叫：“李书田，你出来！”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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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北京出发，坐京浦路，到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