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爷爷熊庆来- 第1部分

爷爷回来了（1）
◎1957年，爷爷在他的书房为后人留著
　　1　　　爷爷回来了
　　9　　　要尊重年轻人　　为他们开道
　　我只要去北京，除了天安门广场那激动人心的地方以外，总要去中关村中国科学院13楼101号前面看看，看看里面发出的灯光。那灯光依旧那么亮，它透过夜色，照在旁边的地面上，而灯前的人却已不知换了多少。
　　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早就把他忘记了。也许当人们谈起当今的数学家时，也少有人会想起他——那个曾经与周恩来总理、徐特立先生同期去法国留学的老留法学生，那个将现代数学引进中国，亲自创办了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北大学等算学系的老学者——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将火种带给了人间，而渐渐被人们忘记了一样。唯一留下来的是他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他的著作、他的学生、他学生的学生。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国家的科学栋梁之才，如严济慈、华罗庚、赵忠尧、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杨乐……以及台湾的徐修贤、海外的陈省身。现在他的学生们也一个个离开了我们，剩下的也已白发苍苍，那些学生的学生在继承他们的遗志，建设着祖国，使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逝者匆匆忙忙去了，他自然不会再想什么，而生者却是逝者生命的延续，做着逝者想做而没有做完的工作。
　　爷爷没有参加过中华民族解放的战争，但他是千千万万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并为之献身的科技人员中的一个。他和所有的科技人员一样，不为金钱所支配，清贫刻苦，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点燃了学生心中的蜡烛，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然后两袖清风，飘然而去。
　　鲁迅先生曾说过：“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血。”这句话是对千百万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写照，也是对爷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的写照。
　　我的这一本书写在爷爷去世四十周年前夕，是对爷爷的纪念，也是对后人的一个鼓励，希望后来人接过接力棒，把知识分子的美德——清贫刻苦、努力钻研、为国为民的好风格传下去。
　　小时候看见别人有一个慈爱的爷爷，他常常摸着胡子给孙子们和孙女们讲故事。而我呢？我有没有爷爷？爸爸从来没有谈起过，爸爸自然是知道的，他是世界上最聪明能干的爸爸，连地下有没有矿也知道。不过，爸爸对我说过：“大人的事，你们小孩子不要多问。”既然爸爸没有谈过，大概这是大人的事，我们小孩子不便多问。
　　可是我好像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昆明见过爷爷。但他长什么样，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那时，我的爸爸和妈妈在祖国最西南的边疆云南，在个旧锡业公司工作。爸爸是个旧锡业公司的副总工程师，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开采中国的矿产，他和妈妈离开昆明舒适的生活，舍弃大学教授的丰厚工资，来到个旧。在全国解放的前夕，他支持地下党保护矿山，深受工人们的爱戴。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担任了个旧马拉格矿的第一任矿长，后来又调到个旧工作。我和姐姐就在云锡小学念书，学校是以前的建水会馆。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天，我的美术老师为了练写生给我画像。我还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的老师让我坐在一把退了色的木椅子上，他摆好了画架，取出了画笔，开始了他的人物写生。我看他动着画笔，那么轻松自然，一会儿就勾出了轮廓，不由自主地说：“老师，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当画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爷爷回来了（2）
老师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我以为他要说：“太好了，我一定帮你成为画家。”谁知他却说：“不，你应当成为像你爷爷一样的数学家。”“我爷爷？”我吃惊地看着老师。
　　“你知道吗？当我还在念书时，你的爷爷还当过我们的校长。”
　　“您的校长？”我吃惊地反问了一句，要知道在我童年的心目中，老师是至高无上的，他就是上帝，他的话就是圣旨。我的爷爷居然是老师的校长，比老师还“大”，真是不可思议。
　　“是的，你的爷爷还是一位有名的数学家。”
　　“真的？”我更是吃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了。我真还有这么“大”的爷爷？平时同学们向我吹牛讲起他们的爷爷，我总是矮三分，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爷爷是谁。而现在我可以“扬扬得意”地向他们讲起，我不但有一个爷爷，而且有一个数学家爷爷。
　　从老师那里回到家，我立刻奔向爸爸的书房。此时爸爸正在看一本地质类的杂志。妈妈和姐姐有曾见我跑回来，以为有什么大事，也跟着进来。我对他们讲起此事，并像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地向他们“透露”：“老师说的，我有一个数学家爷爷。”
　　我以为他们一定像我一样地吃惊，谁知道大家都笑起来。姐姐还得意扬扬地拿出最新一期的《儿童时代》给我看。
　　《儿童时代》上有一篇文章是讲述华罗庚怎样艰苦学习，并成为一位著名数学家的。其中有一段就写着：他当时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这个解法登在《科学》杂志上，被当时的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看见，认为很有意思，再问起这个人的情况，才知道华罗庚只不过是一个店铺的店员。熊庆来认为人才难得，自学精神可嘉，便让人把他请来，破例让他当了“算学系助理”，为系主任整理图书、资料，抄写文件、卡片。就这样，华罗庚边工作边学习数学，不久他终于达到大学算学系毕业生的水平。一年后，他被破格聘为算学系助教。
　　爸爸告诉我，这个曾经是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就是我的爷爷。
　　“他现在在哪里？”
　　“他还在国外。”
　　“你有他的相片吗？”
　　爸爸翻开了相本，取出两张照片。这是爷爷在参加二叔婚礼时的照片。遗憾的是，照片上的爷爷正在和什么人讲话，身体侧到一边，看不清他的面孔。
　　“他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继续问道。
　　“你爷爷在1949年去法国参加国际会议后就病倒了，半身不遂，不能坐飞机，等他病好了，就会回国的。”
　　“国外”、“飞机”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要知道那时个旧才刚刚有汽车，我和姐姐整天没事时就坐在锡业公司的门口数汽车。“今天我看见五辆汽车。”……这些都是我们向朋友们夸耀的东西。“飞机”我根本没有见过。爸爸告诉我，飞机像大鸟一样，人就坐在鸟肚子里。那么爷爷也要坐在鸟肚子里从“国外”回来？“国外”我更不知道有多远。从昆明来个旧时，我们坐了两天的火车，中间还在蒙自停了一个晚上，因为夜间火车行驶不安全，火车在爬山时比人还慢，常常有强盗来抢劫火车。个旧是一个被两座山夹在中间的城市，到爸爸以前工作的马拉格矿区，我们还要先爬山或者乘矿上的吊车到老阴山，再从老阴山骑马到马拉格，足足要走一天。既然马拉格那么远，那么个旧的山后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不知道。爸爸说，“国外”就在这许许多多的山后面，甚至要走几个月、走几年。这简直不可想象。

爷爷回来了（3）
我和姐姐天天都在数着日子，哪一天爷爷才回来？这时我添了一个妹妹有瑾，后来又添了第二个妹妹有华，我想爷爷大概找不到飞机这样的大鸟，一时回不来。哎，真不知道这种大鸟上什么地方去找！
　　1956年夏天，我被保送进了个旧中学的初中一年级。在班上，我的数学总是第一名。学期一开始，我就把整本数学课本后面的习题都做完了。剩下来没有多少事可做，我就在课堂上偷偷看连环画。老师看见了，责问我。我就把做完的全年的习题交给他，他吃惊地说：“我还没有讲，你就全部做完了。到底是数学家的后代！”
　　“我爷爷还没有回国，他又没有帮我做作业，是我自己做的。”我连忙申辩。全班都笑起来了，我也傻笑起来。
　　又过了很久，爷爷真的回来了。一天，姐姐从个旧中学的老师那里听说广播电台里在广播“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由法国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消息，并听说中国科学院设宴招待他。姐姐立刻告诉了爸爸。这时候爸爸还没有收到爷爷和奶奶的信，心里正着急，得知此消息才放心了。这正是1957年的春天。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这次回国费了许多周折。爷爷去法国后，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军队打了败仗，逃到了台湾。人民取得了政权。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但由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国内和国外的联系几乎断了。
　　当时，共产党旅法支部书记、爷爷的学生吴新谋动员所有留法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爷爷对共产党不太了解，没有马上下决心，后来想回来时，又得了中风，半身不遂，所以推迟了几年。
　　这几年中，蒋介石派台湾“*长”陈果夫专程去请爷爷，要他去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或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爷爷在美国的学生陈省身先生也来信邀请爷爷去美国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爷爷在法国中央研究中心里做一点数学研究工作。1954年，华罗庚率领中国代表团去瑞士参加世界数学大会，同时带了一封周总理的信给爷爷。据中国著名医学专家范秉哲先生回忆，当时爷爷给他看了这封信。在信中，周总理谈到中国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并给予高薪待遇，使他们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才能。周总理也请爷爷和他的朋友们回国看看，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来去自由。范秉哲先生和爷爷商量后约好1956年回国，后来爷爷因病重未能如愿成行，范秉哲先生只好和夫人先行。
　　1957年，爷爷终于可以动身回国了。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给爷爷一笔安家费，以便爷爷购置他所需要的物品。但爷爷分文未动，全部还给国家，自己只带了两个简简单单的箱子踏上回国的路程。他出国时，曾经带了一笔为云南大学购书的钱，虽然他已将书寄回云南大学，但是还有一些余款。就算在病重期间，他也不曾动用，还给了云南大学。他说：“这是国家的钱，我们千万不能动。”他就是这样，廉洁奉公，保持一生清白。
　　爷爷回国没有多久，爸爸也收到了爷爷的信。爷爷说，科学院各级领导都很关心他，他因年纪大了，不便参加行政管理工作，也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他只想带几个学生，从事数学研究，一切还等安排就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爷爷回来了（4）
爷爷提到的这几个学生，后来我去北京时都见到了，其中有从福建省来的谢辉春、北京数学研究所的何育赞……
　　爷爷在第二、第三封信中，就提起想接我去北京读书一事，想让我学数学，并征求爸爸和妈妈的意见。
　　北京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常常在梦中见到北京。梦中的北京和个旧差不多大。天安门广场有我们学校的大操场大。从矿山马拉格来到个旧，我印象中的个旧是极大的，操场上还可以踢足球。在马拉格，我们是不能玩球的，因为一玩球，球就会滚下山去。既然天安门广场要站许多人给毛主席检阅，一定有我们学校的大操场大。
　　这一年我快十二岁了，有两个北京地质学院的人来个旧实习，爸爸便托付他们把我带到北京。爸爸、妈妈、姐姐和两个小妹妹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告别了童年，告别了故乡，告别了爸爸、妈妈、姐妹和童年的伙伴，去北京找爷爷了。
　　一路上，这两个人又抽烟又喝酒。而我的爸爸和妈妈是从来不抽烟不喝酒的，也不会骂脏话。于是我认定这两个人是“坏蛋”。我们乘长途汽车时，沿途经过的地名，我都仔仔细细记下来，并记下如何找旅店，又将他们给我的零用钱存起来。万一这两个人不带我找爷爷，我就用这个钱买车票，原路回个旧找爸爸和妈妈。
　　到了重庆和武汉，他们出去玩，我也不肯出去，只在旅店里等着，怕跑丢了。经过十五天的旅行，一路上提心吊胆的，我们终于到达北京。
　　北京比我想象的大得多，有那么多的汽车，那么多的房子、道路。我无法辨认所到之处，开始慌张起来，不知道这两个人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但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们在他们的一个熟人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乘公共汽车去爷爷家。
　　爷爷住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26楼101号（后来改为13楼101号）。那时中国科学院才由城里搬出来没多久，还没有多少人。楼也是才建的，我们是第一家住户。
　　到了家，开门的是姑姑，我一下子就认出她来了，并按云南的习惯称呼她：“娘娘！”姑姑也惊喜地喊：“有德来了。”接着从里面出来了许多人。最后从里面出来的是一位和蔼的似曾相识的老人，他的右手和右脚有一点毛病，走起路来有一点跛，还戴着一副眼镜。“有点像爷爷。但是我的爷爷是戴眼镜的吗？”我问自己。“应该是戴眼镜的，数学家哪能不戴眼镜？”正在想着，奶奶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让我喊爷爷。“爷……”我还没有喊出来，爷爷就用地道的云南话说：“还是喊老爹，我们云南话是喊老爹。”“老爹。”这回我痛痛快快地喊出来了。
　　爷爷和奶奶送别了两个北京地质学院的叔叔，带我进饭厅吃饭。他们刚刚吃过早餐，只有阿姨没有吃完。见我们走进来，她连忙站起来要给我另做饭。爷爷制止了：“就让她和你吃。”阿姨说：“馒头没有了，我喜欢吃窝头，今天做了几个，不知道她喜欢吃吗？”爷爷说：“让她尝尝。”我一看桌子上黄黄的像馒头一样的东西，心想这一定是好吃的东西，不然阿姨怎么会一个人躲着吃？就连忙说：“我喜欢吃……”拿了一个就往嘴巴里塞。谁知这东西好看不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