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们学校旁边的地已经被公社收回，我们也不去地里劳动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学校也不再提起我们学校公社化的事，也不再讲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听说公社已经改变了分配方式，许多公社实行工分制，按照每个人的劳动记工分，然后按照当年的收入确定每一工分的分值，最后按劳分配。
爷爷听我讲起时，说：“你看，我还是有道理的，要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距离还很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只不过是理想，是否真能实现，这还是一个问题。欧洲国家曾经有人实验过，但都失败了。”
以后到了法国，听说一些欧洲人曾经在现在以色列的所在地，实验过共产主义，在沙漠上种植物，参加劳动的人都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但实验失败了，后来还是采用“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这里的农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救了不少犹太人，许多没钱的犹太人逃到那里，生活下来，改变了沙漠的穷面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的犹太人正式成立自己的国家，其他的犹太人，不论穷富、不论文化程度高低，纷纷来这里定居。
看样子，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共产主义要求的思想觉悟还差得相当远。频繁的停课劳动，我们都不容易理解，像爷爷这样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更难理解。他最不理解的是研究所的人也停止工作去参加劳动。他担心我们下一代的科技水平，也担心我们的研究所拿不出成果，让外国同行歧视中国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
爷爷不愿当旁观者，他以极大的勇气，使自己融入时代的潮流。一方面，他不顾自己安危，不断用自己的经验告诫周围的人，没有科学，没有掌握科学的人，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让自己赶上时代。他说：“人们常说：‘老年人顽固。’这是因为老年人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老年人要向年轻人学习，年轻人的思想常常带有时代发展的方向。但是年轻人经验少，老年人的经验又可以帮助年轻人。所以要互相帮助，互相交流。”他经常和我、和我的小叔叔秉群、和他的学生们谈自己的看法，听听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小叔叔入党后，爷爷常常向他请教一些对党的政策的看法。那时，我们学校常常有政治报告，爷爷因行动不便，数学所没有让他参加政治活动，他就让我把所有政治报告记下来，讲给他听，还提出问题，常常考得我出一身汗。
1959年的夏天，我们开始了高中入学统考复习，没有时间参加各种运动了。不久学校来了通知：我和同班同学陈秀兰被保送北京101中学读高中，不用参加复习。
进了高中，1959年的秋冬，我们去支农，公社食堂已经取消，大家各自回家吃饭，公社开始按社员的劳动记工分，按劳取酬。我们支农的学生就由学校派炊事员，自己煮饭，像在学校一样。开始，我们参加收红薯的工作，生产队给社员的定额是按行数来记工分。一些社员为了图快多挣工分，不仔仔细细地刨红薯，只顾向前赶，将大块的红薯留在地里。我看不下去就停下来刨红薯，慢慢地寻找他们留在地里的红薯，放在一起，以便马车来时好装车。谁知马车一来，装车的人也是按装车的数量来记工分，他们图快，把大块的装了，剩下的就不管了。我只好问我们带队的老师怎么办。老师看了看，他也没办法，就让我把掉下来的红薯放在一起。听说在困难时期，农民又返回田里把留在地里的红薯捡回去吃，可惜这些红薯早已经冻坏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4）
看来不要说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时太早，连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要看每个人是否“各尽所能”了，“按劳分配”也要有一个好的标准来衡量劳动的多少。
这时天气已经相当冷了，稻田里的水已经结冰，许多稻子仍泡在水里。公社给我们的新任务是把稻子运到场院。因为社员们都不愿意干，就让学生和其他支农的干部来干，于是我们就从红薯地来到稻田。
天太冷，一下水就冻得直发抖，稻田里的冰把我的脚划出一道道口子，鲜血流出来，和稻田里的冰融在一起，加上冷，我疼得无法忍受，想哭又不敢哭，怕别人说自己娇气。带队的老师见许多同学的脚划出口子，就教我们穿上长袜子再下水，这样不太冷了，而且稻田里的冰也不会把脚划破。我们咬着牙，忍着寒冷，把割下的稻子运到场院。
就这样一直到我们劳动结束，我们也没有能把所有的粮食拉回来。公社大队干部希望我们延长时间，但老师也没办法，我们还要上课，况且学生总不能代替农民，干完一切农活。我们只好看着烂在地里的粮食，遗憾地走了。
回来后，我和爷爷谈起来，爷爷说：“造孽呀，粮食都损失了，我们可能会挨饿了。”
不久，我们就听说有些地方因虚报产量，而国家又按产量征购粮食，公社干部无法缴足公粮，就把老百姓的口粮缴了公粮，最后连种子也上缴了，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去找出路，我们家里也来了一位安徽的保姆。听这位保姆说，乡下的干部虚报产量，等国家按产量来征收公粮时，他们拿不出来，就挨家挨户去看，把社员的口粮拿走了，最后连用来留种的种子也被他们拿走了，于是有人饿死，她也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找工作。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再加上天灾，全国性的困难时期来到了，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6 在爷爷刚刚回国的年代里
◎1959年10月去北京郊区支农
“试试看”
1959年初夏，爷爷收到了请柬，邀请他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收到这份请柬，开始时他不愿参加，想拒绝。他告诉我们：“我年纪大了，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会议太多，会使我不能充分利用时间做点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再说，我也不喜欢参与政治。”他又讲起他在云南大学时，因有许多事务上的工作，自己没有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我听别人说他回来时曾经希望：第一，回国消息不见报。第二，不在政府或者数学研究所担任职务。第三，带几个学生。他的三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不过我没有向他证实过此种说法的可靠性。如真有此事，那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事实上，他回国以后，数学所一直尊重他的意见，不请他参加所里的政治活动。
为参加政协一事，他征求小叔叔秉群的意见，小叔叔是竭力主张爷爷接受邀请的。
小叔叔秉群认为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可以多听点、多学点东西，也可以接触社会，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我也是竭力主张爷爷接受邀请的，我当时的想法是爷爷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是一种荣耀，怎么能拒绝？但是对于这种事情，我还小，还没有发言权。
奶奶也是主张爷爷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因为爷爷的学生和一些朋友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先生的怎么能什么也不是？况且国内的一切待遇都是和职务相联系的。但爷爷说他做什么事，不是只看钱。爷爷的朋友们都没有反对的意见，他们觉得当了政协委员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相反，他们奇怪爷爷怎么会想拒绝，因为还有人不择手段想挤进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5）
爸爸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是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经常来北京开会或出差。他也支持爷爷去参加政协会议，这样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经过反复思考，爷爷决定“试试看”，不行就辞职。谁知这一试，就一直试到他最后离开我们。
一开始，爷爷只不过是参加全国政协的正式会议。后来他听说全国政协每星期都组织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学习，讨论国家大事，让他们提出意见，也为他们解释国家的方针政策。爷爷为了了解国家大事，也参加了这个学习。他逐渐对这个学习感兴趣，每次学习都不轻易放弃。
爷爷学习的积极性连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上。我们住在北京西北郊中关村科学院，进北京城要先走十五分钟的路到汽车站，然后乘32路公共汽车，常常是半小时一趟车。赶不上公共汽车就要在汽车站等半小时。到西直门以后，再换乘7路公共汽车，到丰盛胡同政协礼堂。总共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从家到政协礼堂。
爷爷半身不遂，行动不方便，每次由小脚的奶奶扶着去赶汽车。从家走到车站，然后挤公共汽车，还要换车，比年轻人要多花四十分钟，种种的困难难以想象。有时会议在下午举行，来不及吃饭，奶奶就包两个冷馒头去吃。天晴时还好，遇到刮风下雨，两人全身都淋得湿透了。下雪天就更糟糕，路上又滑又冷，就算这样，爷爷也没有误过一次讨论会。
幸好周围的人都关心着爷爷。那些年，大家学雷锋，都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都想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一次爷爷和奶奶去赶公共汽车，快到车站了，但公共汽车已经开动了，司机发现奶奶正在费劲地扶着爷爷赶来，他就把车停下来，接着售票员跳下来，几步跑过来，要背爷爷。爷爷因半身不遂，右边的手不能动，不能扶在售票员的身上，所以他婉言谢绝了售票员的好意。于是售票员只得一手扶着爷爷，一手扶着奶奶赶上公共汽车。事后爷爷一再要小叔叔写信给他们表示感谢。
爷爷的学生和朋友见爷爷乘公共汽车进城参加政协的小组学习，心疼地说：“熊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就不用去城里参加学习了。”他的学生严济慈先生和华罗庚先生只要碰上爷爷去北京城里，都要亲自用汽车将爷爷和奶奶送回家。
有的科学家还向数学所反映，应当给爷爷派一辆小车。数学所的领导来家里解释说，数学所建制小，只有一辆汽车。并说，以后爷爷外出时，向所里打一声招呼，以便所里派车。但是爷爷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要车。
为什么爷爷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去参加学习？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他写道：“1959年，我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渐渐感到以前忽视政治的错误，逐渐认识到昔日受国外的影响，使自己超然于政治的态度的不当。于是我自愿地请求参加政协小组学习，愉快地一直参加到现在。通过这些学习，我渐渐提高了对政治的认识，愈加觉得我政治水平之不足。我感到，我虽数十年过的是学术生活，但是不免有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欲昂然立于今日的新社会，不能不求改造。最近我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爷爷这里只不过是谈到思想认识。在私下，爷爷还常常谈到他参加政协小组学习后，自己感到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政府机构认真听取他们好的建议，作出改进。因此他后来提出不仅仅要在政治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在科学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很重视他的建议，曾经问过他，具体有什么样的建议、措施等等。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6）
和全国人民共同度过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秋，很多地方出现灾情，听说有些地方收成不好，有些地方的粮食收不上来，老百姓挨饿了。为了克服困难，北京各单位的职工利用边角余地种了些秋天作物。中关村的沟边、路边和空地上种起了红薯和白菜。我们学校也种了不少蔬菜，小叔叔他们学校种的是胡萝卜。奶奶也利用屋后的空地，种了一些红薯。
这年年底，粮食供应紧张起来了，全国开始减粮食定量。除了自然灾害，还有苏联在卡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粮食定量已经开始减少，肉类已经不供应。学校开始实行自报粮食定量。同学们为了响应号召，都把自己的定量说得很低，一个比一个压得低。后来据说中央不让学生减低粮食定量，说：“年轻人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这才阻止了学生减低粮食定量的盲目行动，相反地提高了我们的定量。按规定，当时北京市民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市斤，但是我们女学生是每月三十二市斤，男学生是每月三十六市斤。个别的有三十八市斤到四十二市斤。爸爸来信说，云南也让每个人自报定量。他们矿上有一个工人平时一个人干四个人的工作，他的饭量很大，于是特别给他一个月一百市斤的定量。
国家还给重点科技人员保证粮食定量及供应，爷爷的定量没有减，每个月有三十二市斤的定量，而且每个月或节日都有额外的食油和肉的供应。爷爷非常感动，为了帮国家分担困难，也要求减粮食定量。他说：“你们年轻人正在长身体，不要减得太多了，我倒可以减一些。”数学所没有同意，说他身体不好，说服了他。爷爷减粮食定量没成，就尽量去帮助别人。数学所的司机老杨因爱人没有北京户口，常常需要买高价粮。爷爷奶奶就节省下粮票给他。爷爷不抽烟，有时政协有供应的烟，爷爷就买下来给他。
尽管国内有灾荒，但是整个国家没有混乱，社会秩序很稳定，物价也很稳定，也没有小偷。一次我们去北京展览馆看节目，爷爷奶奶忘了带戏票，让我回家去取。回到家，一看锁了门，奶奶忘了给我钥匙，还好玻璃窗没关，我就从纱窗边上的一个小洞，伸手进去，把纱窗打开，跳进去。取了戏票去找奶奶和爷爷，纱窗也就开着，也没被偷。那时候也不是仅仅我们家才是这样，很多人家都习惯不关门，不关窗。甚至在“*”中，我在云南勘探队工作时，我们的门上从来就没有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偷开始多起来，大家的门锁也越来越高级。
爷爷说：“以前的政府里总有些贪官污吏借天灾来发财，借救灾来填自己的腰包，马上就会有人为的灾害，贪污、盗窃、抢劫就会出现。投机倒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