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神秘之街”上的见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怒，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于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到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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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激流》（3）
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印。原稿送出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朋友谈起这类事情，他们觉得奇怪：出版一本七八百页的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摘自《巴金谈创作》，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记忆中的大哥（1）
纪申
为了解答电视连续剧《家·春·秋》的编剧、导演、演员、美工等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有助于他们对原著精神的理解，加深对时代背景、地方色彩以及封建礼教的认识，总尽力追寻记忆，用往事中的实际事例和自己的感受给以说明。到该剧摄制完成后又连看了三次录像，使得我当时心潮起伏，颇为激动。特别是剧中觉新这个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更无处不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真是思绪万端，似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知该从哪儿讲起。四哥（巴金）在《和读者谈“家”》一文中曾直率地说：“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爱得最多的人。”如果把他的另一篇回忆文《做大哥的人》拿来跟小说《家》的第六章两相比照，一看就十分清楚明白了。其实小说初版的第六章本冠有《做大哥的人》这个标题的。不过后来他又把全书的标题通通给删去了。关于这部小说他写过不少文章阐述种种，用不着我再作添足之举，只不过想记下大哥（不是觉新）在我记忆中的一些琐事与印象，以抒思怀而已。
大哥学名李尧枚，字卜贤小名果麐，以字行。人多唤他李卜贤，学名倒鲜为人知。我母亲在家里有时也叫他“老果”。学名是按祖上定下的“道、尧、国、治、家、庆、泽、长、勤、修、德、业、世、守、书、香”十六字排列命名的。父辈就以“道”字排始，别加一字必从水，故我父亲名“道河”，叔父们分别名“道溥、道洋、道沛、道鸿”。连在浙江嘉兴原籍的本族人的这一辈也叫“道”什么的。到过四川，后在上海报馆工作过的玉书大叔，就名“道澄”。一九二三年，三、四哥相偕来上海，这位本族大叔还带他们去嘉兴塘汇镇看望四伯祖，瞻仰祠堂。前些日子去医院探望四哥，他还跟我讲起往事，说我三姐还曾拜玉书大叔做过干父。我们这一辈弟兄全按“尧”字排名，另字从木。我们五弟兄就被命名为“尧枚、尧林、尧棠、尧椽、尧集。”下一辈按“国”字排，另字从火，大哥的五个孩子分别叫“国煜、国炜、国炯、国瑩、国煇”。由此可见封建大家庭的子孙连取个名字都定下这么样的规矩，旧礼教的虚礼繁文可想而知。故使得四哥从小就产生反感，极不习惯，总是设法躲避和抗拒。以至后来发展到对旧社会、旧礼教、旧制度的极端憎恨与反对。不过这命名的框框早就给冲破了。四哥和我的孩子命名就没照老规矩办事。这是我那死去的祖父万万没料到的。毕竟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旧的要灭亡，新的要萌生。
大哥出生在一###七年，足足大我二十岁。他去世时，我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少年。那是一九三一年的一个春天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家突然发生这意外的情景。时间已经不算早了，我正站在堂屋前的阶沿上，眼见大人们从大哥住房（他住在左厢房）里进进出出，表情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母亲和嫂嫂不断呼唤着大哥的名字，还着急地说：“这个样子叫人咋个办！”据说大哥睡到现在还不醒，怎么叫也叫不醒，不知出了什么事。之后要我马上去请张伯馨来诊视。张是位开业的私人西医，原先在法国领事馆为祝武烈（中名译音）医官（也就是小说《春》里面替海儿治病的那个外国人）任翻译。祝回国后，张就自己申请开业行医，跟大哥是朋友，有时我们家的人生病，也请他看看病，因之同我家很熟。我家那时早搬出老公馆，住在桂王桥西街七家巷口，是租的一座公馆大厅以内的正院，与二叔一房合住。大厅外还有两个小院，住的一家姓王、一家姓吴。张的诊所（也是他的家）在双栅子，相距两三条街。我立即小跑奔赴张处。张见我气喘吁吁，一副紧张的样子，问明情况后还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先回家，我带上药箱马上即到。”果然，我前脚跑回家报信，接着张也就来到。经他仔细检查、灌药施救，又打强心针，可大哥依旧沉睡如故，未见醒转。张忙了好一阵子，最后终于摊开双手说：“发觉太晚，无法抢救，完了。”断言大哥定是睡前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物，才是这样。
大哥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服用大量药物以毒杀自己，不说当时我这个少年不明白，就是母亲、嫂嫂也弄不清楚。连他究竟吃的什么毒药也不知道，没留下一点痕迹。直到后来找出了他留下的遗书，方知他早就萌有死念，遗书都写了三次，撕去了三次，第四次方成。可见他那一阵子内心的苦痛到了何等的程度。现今看来他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顾全个人面子，白白牺牲了自己不说（死时才三十四岁呀！），还给活着的亲人们留下痛苦，损失与灾难。母亲同样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一个绅士家庭的面子，不失体面地先办了大哥的丧事，还请旧日在四川做过提学使、三代世交方旭（鹤斋）老先生亲临“点主”。方有挽联：“含愤一朝亡，两地招魂居隔巷；吊丧三代共，八旬挥泪哭通家。”方家离我家不远。时年八十，安徽桐城人也。并倾家荡产尽我们所有了清他留下的债务。以至后来我家的生活主要靠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的三哥按月接济。三哥毅然决然承担下这副重担，就此把他累苦了。抗战刚胜利他就因病衰竭而孤寂地死在上海，巴金有怀念文讲得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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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大哥（2）
在《做大哥的人》文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在大哥的遗书里也说他发现一家人养命根源因银行倒闭而化成了水之后，清理往来账单，一时情急，把全部单据撕成粉碎，抛弃到废纸篓内，等到第二天，清醒过来，想起再去找回，废纸篓已被佣人打扫屋子清理掉了。完了，这一切全完了。大哥的自杀当然不是由于‘痰病’的突发所致。但因刺激过大一时神经错乱撕毁了所有单据，因而使他更钻进牛角尖，难以转过弯来，我想也可算促使他自杀的死因之一吧。大哥有过“痰病”，这在我家里和至亲中都知道，我也听大人讲起过。但一直没亲眼见过，因为他不常发。记忆中仅有这样的三次印象：一是爷爷死后我们小孩们常聚在那间空着的上房里玩捉迷藏什么的。有一段时间里每天傍晚，大哥总是把长袍扎起，带领我们这些小弟弟妹妹们以双手着地弯着腰，在屋内爬行，往返多次，说这是健身运动；后两次都发生在我家吃午饭时，他突然针对母亲发起脾气来，一次还有客人（舅母或姨妈来我家作客）在，弄得场面十分尴尬；另一次是我们一房人在上房窗前阶沿上吃饭，不知为什么事，又同母亲争执起来，他突然立起身子就把饭桌推翻，大家还不及阻拦，菜饭业已倒地，碗盘尽碎，大家连忙避开，佣人们马上前来打扫收捡。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应该说这样的事发生在旧礼教的封建家庭里是反常的。我想也该是“痰病”的一种表现吧，他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了。
大哥之死自然给我家带来悲痛与损失，有好长一段时间内日子真不好过。这且不说，也非三言两语道得清。不少亲戚朋友一提起他的死也为之惋惜不已，好像他们也失去了什么似的，就连街坊近邻，包括那摆花生橘子卖的小摊贩，串街走巷、提篮叫卖香油卤兔玫瑰大头菜的小生意人也出声叹息：“你家的大少爷真是个好人，多可惜！”因为他不单是个亲戚朋友认为的“能人”，更是个“好人”。对人宽厚、热情、大方、乐于助人，既无架子，又爱面子。别人有求于他，无不慨然应允，有时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使别人为难或过不去。事情到了他的手里总是给安排得巴巴式式，面面光生，皆大欢喜。亲戚中一应红白喜事没有不找他帮忙、安排或主持的。真可称为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能干人。比如说：我有个表姐要订婚了，男方是在北平念过大学的，提出不喜欢旧的那套仪式，希望采取新式方式。舅父母感到遇上了难题，立即找去大哥商量，并委托他全权主办。男家跟我二叔是朋友，在成都也有点儿名气。我清楚记得订婚礼是在成都提督街海国春西餐馆举行的。订婚男女并排立在大餐桌前，上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