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两个哥哥》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巴金的两个哥哥- 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了一个故居模型,我前几天去看过,很不错。这个模型将长期存放在巴金文学院的陈列馆。
  六是尊重读者。巴老常说读者是他的“衣食父母”。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巴老如何对待读者。巴老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但有时也有例外:一九九一年秋,成都市第二中学前校长张珍健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张珍健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被感动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张珍健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说:“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巴老的记忆有误,是五十六方)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张珍健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尊重巴老的意见,立即给张珍健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一九九二年春我去美国探亲,一九九三年回到成都,偶然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张珍健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他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工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张珍健交谈了五十多分钟(我原建议十五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张珍健送到大门外。张珍健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总起来说,我感到巴老是当今的快乐王子。大家都知道〔英〕大卫·王尔德有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像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他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他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他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死了。我早年读过这篇童话,它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希望更多的人理解
巴老曾对我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受到人们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巴老的真诚无饰,把心交给读者,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半个世纪中,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和指责。
  “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谓,就是长期对巴金的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如此,毛泽东也如此。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重庆会见巴金。毛泽东问巴金:“你年轻时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吗?”巴金说:“是。听说你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自由,虽然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对旧社会旧的专制统治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巴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再举被巴老称为他的“第三个先生”吴先忧为例:吴先忧信仰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劳动神圣,脱离了学生生活去学裁缝。办刊物缺钱,他经常多穿衣服进当铺,把当衣服的钱捐给刊社。他任中学校长时,拒绝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庐山集训,多次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在重庆被捕(当时我已是党员),也是他亲自把我保释出来的。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理论界对无政府主义已经开始有较客观的评论。
  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指责巴金的作品没有给读者指路。他们认为巴金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干什么?巴金没有指明出路。政治家以施政纲领指路,文学家以作品净化读者心灵。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对的,也有指错的。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改革家,对于具体怎样改革开放,也采取科学的态度:主张“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伟人尚且如此,怎么能苛求一位作家来指路呢?如果谈到巴金著作的影响,当年有人在延安做过调查,很多知识分子是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投身革命的。这个情况,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去重庆和谈时对巴老说过。事实证明:巴老的作品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八十年代,巴金提倡讲真话。有些理论家指责说,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的确不等于真理,这本来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不能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而反对讲真话。难道主张讲假话?如果一定要把真话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讲假话的人永远与真理绝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难看清谁是谁非了。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1)
这里所说巴老的两个哥哥,是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巴老与我有一次谈话,其中有两处很动感情。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其间,巴老两次痛哭失声,谈不下去。
  去年,《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问我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为什么这样深?我认为除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外,还因为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如巴老所说:“(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还说: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
  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名为《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说的是一九七六年,巴老寄了一部在“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上下册)给我。作者是嚣俄(即雨果),译者自称东亚病夫。上面有我父亲的图章,刻有他的号“李卜贤”三个字和拼音,又盖有“尧林图书馆”的章,还有巴老用毛笔书写的“李卜贤先生捐赠”几个字。这应该是早年他们三兄弟一起读过的书。巴老在信上说是他在四二年那次回家带走的。一九四五年,李尧林逝世,为纪念三哥,巴老拟成立尧林图书馆,在书上盖了这个印章,并写上“李卜贤先生捐赠”这几个字。由于多种原因,尧林图书馆没办成,但书完整无损。这本书,是当年他们读新书报的见证,也反映了三兄弟的手足深情。
  巴老的大哥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巴老所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步变成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读书,继又克服家中的经济困难,帮助巴老去法国留学。后又鼓励巴老写小说《春梦》(即小说《家》)。他在最后一封信上对巴老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罢。《块肉余生》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
  大哥在成都撑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实在承受不住各种压力,终于在一九三一年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没想到,四月十八日巴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安眠药自杀的电报十九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仅一个字不曾读到,连巴老开始写小说《家》也不知道。巴老读完电报,怀疑自己在做梦,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他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路上走来走去。……三十年代,巴老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一九五六年,巴老在《谈〈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说《家》的大哥高觉新,以大哥为模特儿,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不多说。不同的是:高觉新没有自杀。我理解巴老的心:他要给读者以希望,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2)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我虽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满他扔下母亲和五个子女。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尽管我仍不赞成他自杀。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大卫·考柏菲尔》,爱听美国唱片《Sonny Boy》。家庭破产,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企图自杀,正因他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随便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是我以后读到的)。自杀前二十多天,父亲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包括佣人)看戏,以示惜别。父亲自杀当夜,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第二天早上,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巴老的三哥李尧林比巴老只大一岁多。两人从小住在一个屋子,一起上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一起外出求学,直到尧林上大学才分手。巴老称三哥是“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一个人”。他俩离开四川以后,与大哥保持密切联系。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出去又送回来。每个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以后巴老去法国,途中写的《旅途通讯》,先寄给三哥,由三哥寄给大哥,多年后才正式出版。巴老和三哥离家后,大哥给他们写了一百多封信。巴老非常珍惜这些信,把它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几年。一九六六年,风云突变,大祸就要临头。巴老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一九八〇年,巴老回想起烧掉大哥的信时,还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唱片《小宝贝》足以反映三兄弟的友情和喜爱。我最先是从巴老的文章《做大哥的人》中知道这张唱片的。一九二九年,巴老的大哥去上海,他们相聚一个多月。三十年代初,巴老回忆大哥离开上海回四川时的情景:“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一张唱片给我,一边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后一看,是格蕾西·菲尔滋女士①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