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几年，辜鸿铭完成纳妾的心愿，娶了吉田贞子。贞子漂亮、温柔，只是大脚。他把贞子比作“镇静剂”，只要她陪他睡觉。
辜鸿铭日后声言：“我的一生有如此之建树，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我有兴奋剂和安眠药（镇静剂）日夜陪伴着我。”
辜鸿铭有一次不小心惹恼了这位东洋太太，贞子将门紧闭不理他。辜鸿铭讨饶、告罪也无济于事。三日三夜辜鸿铭寝食难安。他找来一根鱼竿，爬上凳子，推开窗户见到贞子躺在床上，遂煞有其事地钓起桌上鱼缸里的金鱼。那鱼是贞子从日本娘家带来的良种珍品。贞子终于忍不住说：“别捣乱了！”辜鸿铭收起鱼竿哈哈大笑着说：“我只不过是要把你的话钓出来罢了！”
1904年，爱妾贞子病逝。葬于上海外国人公墓。辜鸿铭亲题墓碑“日本之孝女”。并以诗记其殇：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然而，辜鸿铭毕竟是个花花世界里的花花公子，拈花惹草时时有，眠花宿柳处处生。
辜鸿铭拥有娇妻美妾，总以现身说法向友人宣传一夫多妻的好处。每说到纳妾，他兴致特高，妙语连珠。一日，他与两位美国小姐谈妾时说：“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rest），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美国小姐反驳：“岂有此理，如此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人做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乎？”她们以为这下可把辜鸿铭驳倒，不料辜答：“否，否。汝曾见一个茶壶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
又有一次，几位德国贵妇人慕名拜见辜鸿铭，向他宣扬女子也可多夫的道理。辜鸿铭连头都不回，问道：“府上代步是马车还是汽车？”这几位存心刁难他的女人有人回答马车，有人回答汽车。辜鸿铭当即应道：“不论你是马车还是汽车，总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众人愕然。
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陆对徐立规矩：“你不能拿辜先生的茶壶的比喻作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合用。我今后只用你这把牙刷刷牙，你也不准向别的茶杯里注水。”这两则趣闻，都成为世人笑谈。
辜鸿铭曾三次投书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大肆鼓吹纳妾。弄得美国主编十分尴尬，劝他别再写了。他还大骂“美国男人不敢娶小老婆，没出息”。同时大骂洋人表面装正经，一夫一妻，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处寻欢，找情妇，逛妓院，到头来还唱一夫一妻的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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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在东洋 仕在北洋（2）
1878年辜鸿铭衣锦还乡，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槟榔屿，他被政府派驻新加坡。在新加坡偶遇游学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三日，马氏劝他回国立业，辜鸿铭顿悟精深博大的中国文化才是自己的归宿。辜氏的人生轨迹由此彻底改变了。
1885年，辜鸿铭在张之洞麾下做幕僚，连袂出演了长达二十年的“拯救垂死大清帝国”的悲剧。
辜鸿铭上任伊始，便订了三十多份外文报纸、五百余种中外杂志，资此洞察国际政局、商贸行情，襄助张之洞决策。当时，辜氏兼任对外贸易税收督察事务。一天，他看到一宗外国来的公文，称中国货为“土货”（native goods），十分恼火，提笔挥毫将“native goods”改成“chinese goods”。他认为“native”一字含有“生番野蛮不化”的意思，我泱泱大中华文明古国，岂能忍此侮辱，应称“中国货”（chinese goods）。同仁中有人对此激赏，也有人不以为然，说“native”一字习用已久。辜鸿铭斥之“积非成是，奴隶思想”！还声称“即令抚台把它改称 native，我也照样把它翻成chinese”。
辜鸿铭自知中华文化底子薄，请幕中翰林、进士教他，孜孜以求进入中国文化的门径。
1902年慈禧太后六十八岁生日，大小官员祝寿。两湖总督府也大宴宾客，为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播唱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见场面如此奢华，联想到衙门外是饿殍载道，不胜感慨地对邻座梁鼎芬说：“现在满街都唱《爱国歌》，却没有人唱《爱民歌》！”梁戏答：“你何不编一首唱唱？”辜鸿铭沉吟片刻，摇头晃脑一字一句念了出来：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语惊四座，哗然一片。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筹建枪炮厂（后汉阳兵工厂），想把它建成德国的克虏伯。不惜代价，聘英国兵工专家伍尔兹为顾问。辜鸿铭负责接洽，他与伍尔兹一番对话后，毅然将伍尔兹辞了，张之洞大怒。辜鸿铭说那人是骗子，想发横财来的。辜说伍尔兹是爱丁堡大学商业专科毕业，根本不会造枪炮。接着他向张之洞推荐自己留德的同学、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威廉·福克斯。说要请就请真正的专家。
福克斯到任，在宴会上酒喝多了，不经意中泄露了德国克虏伯的秘密。不久，竟被英国《泰晤士报》登了出来。当福克斯告诉辜鸿铭他担心家属的安全时，辜鸿铭叫他宽心，说他见到报纸后，禀报了张之洞，已叫人为其家属办理来华手续，并已备好别墅供他们全家使用。福克斯深感其情，悉心工作。
1901年，辜氏出版《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宣传中华礼教治国的道理。《清史稿》评为：“唐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辜鸿铭喜欢骂人，凡他看不顺眼者一个都不宽恕。他当面幽默盛宣怀“贱货贵德”，讥讽“各督抚之为吹牛皮”，斥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为“出洋看洋画”。对主人张之洞也有微词。他最恨之入骨的是袁世凯。某次宴会上，袁世凯对驻京的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专门办事的。”后来这话传到辜鸿铭耳边，他当场讥讽道：“诚然，然要看所办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人可以办得好的。”辜氏不止讥嘲，还骂袁是“贱种”。袁尝过辜嘴皮、笔头的厉害，有点惧怕，想和缓关系，托人请辜做他的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大洋，并云勾销此前一切恩怨。辜氏当时囊中虽然羞涩，但立即拒绝。袁世凯死时，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娱乐三日，以示哀悼。辜鸿铭却特意在家中开堂会，连续三日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唱大戏。
辜鸿铭身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盖）也没了。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傲霜枝）还拖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辜鸿铭在张勋六十六岁生日时，集了一副对联赠之。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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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在东洋 仕在北洋（3）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教在北大 扬我中华（1）
辜鸿铭与北大结缘，缘于蔡元培。尽管他俩所行的“道”有所不同，在五四
运动来临前夕，保皇党的辜却坚持与蔡同进同退。他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很从容地说：“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罗家伦对他的形象的描绘当最具代表性：“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学生们对他的辫子当然觉得有趣，发笑。他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真正出语不凡。同学们戏言，谁要想一夜出名很容易，把辜先生的辫子剪掉，中外报纸准会刊登。
上课前，他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说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背诵，同学们倒不怕，最怕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他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
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冯友兰说：“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他讲课辅以声色，很受学生欢迎。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倦卧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对洋人辜鸿铭历来如此。当年在张府当幕僚时，一外国顾问起草文件时问辜鸿铭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书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你自己去查去！”
辜鸿铭的辫子，永远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谈资笑柄。他曾自辩：“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
辜鸿铭与胡适是思想上的论敌。辜常揭胡外语功力不够的老底：“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直是瞎胡闹！”“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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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北大 扬我中华（2）
胡适曾拍马上阵，在《每周评论》上撰《记辜鸿铭》，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剖析辜氏留辫子的原因：“当初是‘立意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了。”指出他并不是真的留恋前清，而是标新立异罢了。不日，酒会上两人正好相逢。胡将那张报纸给辜看。辜阅后厉声斥责：“胡先生，你公然毁谤我，你要在报纸上公开道歉。否则，我将到法院控告你！”胡适也不示弱：“辜先生，你是开玩笑吧。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半年后，两人再度相逢。胡戏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没有啊？”辜正色答：“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所以才不愿意控告你，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狗屁不如，谁愿意跟你计较？”
对辜鸿铭的这种清高、自大、傲慢和怪癖，蔡元培能容。陈独秀看了曾大发牢骚：“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蔡元培能容忍他摆架子，玩臭格，居然一点也不生气！”更刺激的是，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对于辜鸿铭的种种复辟论调，陈独秀、胡适以及蔡元培都曾把他作为东西方文化论战的靶子，在报刊上唇枪舌剑交锋过。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一时赋闲在家。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月薪五百元。这倒真应了他的老话： “中国人不识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惟王为尊”一生的辜鸿铭，于1924年初终于见到溥仪一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辜鸿铭赴台湾游历讲学，1927年秋返北京。
1928年4月30日终老于北京。
论名士，说风流，辜鸿铭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他是一位矛盾、复杂的人物。温源宁说得中肯：“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他自身的矛盾。
辜鸿铭服赝、推崇我国的固有文化。他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关于愚忠清室，辜氏有一段夫子自道：“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 ——乃忠于中国之政权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是位反传教斗士。辜氏之爱国最突出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 事件上。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