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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患者跟平常一样，到处走动，后来上床睡觉。在夜间10点20分、11点30分和12点例行巡视时，两名患者都已入睡，观察她们的呼吸，并无异样。到了3月12日上午12点45分，双胞胎甲被人发现已经死亡，大家急忙察看双胞胎乙，发现也已死亡。医院立即组织检查两姊妹遗体，发现她们死于差不多的时间。双胞胎甲死亡时无人知悉，双胞胎乙则还有一名患者同住。显然，就在两人死亡前不久，双胞胎乙站在病房窗户旁边，眼睛看着楼上姐姐那间病房的窗户，随后倒在地板上，这是她的遗体被发现的地方。由于病人早已习惯其他患者的怪异行为，因此他们觉得这种不寻常的事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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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让心脏破碎
上文提到的心脏病案例里，亲人死亡不久即出现的猝死，倒是有若干临床上笼统的直觉和假设。虽然对于上述的个案，顶多只是直觉和假设，不过学者最近已能在这一类的个案研究里，为心脏病独立出一个重要的危险因子。
1999年底，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发出一份名为《 沮丧将让你的心脏破碎 》的医学报告。（ 就纯粹的私人感受而言，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后，我第一本书的书名终于进入了主流的医学思考，让我不禁有一丝快慰。 ）在该份报告里，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引述近期许多医学上的发现，包括在巴尔的摩和蒙特利所做的研究，提醒临床医师应更加认识到，情绪沮丧是心脏病一大危险因子的事实，必须连同其他如高血压、高胆固醇等危险因子给予同样的重视。
巴尔的摩的研究由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委托的专家主持，选择1551名研究对象，他们参与研究计划时没有任何心脏病的症状，然而，在历经十四年以上的追踪之后发现，情绪沮丧者罹患心脏病的可能性竟四倍于没有这种心理问题的人。蒙特利的研究前者类似，研究者观察罹患心脏病的病人，结果发现：心情沮丧的患者半年内死亡的可能性，也是四倍于没有这方面困扰的患者。
1996年，苏珊·艾芙森博士和她的伙伴以芬兰库皮欧的942名中年男士为观察对象，也有类似的发现。她们指出：心情灰黯绝望的人，在四年内罹患动脉硬化症的比率，比心态乐观的人高出了20％。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区别就像是每天抽一包烟的人跟不抽烟的人在危险性上的区别。”
若干重大研究经过重新探讨，也发现心情沮丧与心脏病及猝死的危险增加关系密切。艾摩利大学和宾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为数甚多的研究结果显示，心情沮丧不但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心律不齐和猝死的重要原因。
美国国家老年学研究所的白朗黛·朋尼克丝博士（ DrBrenda Pennix ）和她的研究伙伴最近也报告，长期心情沮丧的老年人罹患癌症的危险性高达88％。在《 美国癌症学会期刊 》刊出的一篇论文里，朋尼克丝博士等人推断说，心情沮丧可能使人体免疫系统受到抑制，使其无法和癌细胞对抗。这项论点的依据，是从马萨诸塞州、康涅迪克州和爱荷华州4800位70岁以上男性和女性身上得出的。
研究人员分别在1982年、1985年和1988年访问了所有的人，当时没有一个人罹患癌症。受访时，每一位参与者都接受了标准心理状况评估的测试，看看有没有心情沮丧的问题。1992年，研究人员又回过头来检查纪录，结果发现当中的146人有长年的心情沮丧问题，这些人罹患癌症的危险性比其他的受访者高出88％。
心情沮丧几乎总是伴随着逃避他人的倾向，他们很少与别人打交道，很难沟通，寂寞、自暴自弃的感受越来越严重。这些现象从心情沮丧的患者身上都能看到。威廉·史泰伦有一篇描述自己和沮丧搏斗的自传文章，在写到这些倾向时尤为扣人心弦。这篇文章名为《 看得见的黑暗 》，他捕捉到人在极度沮丧时寂寞和社交孤立的痛苦感受。他也丝丝入扣地描写妻子给予的支持，那种爱成功阻止了他毁掉自己的行为。
可见在最近这些专题研究之前的数十年，已有不少的先驱研究者，指出了沮丧、社交孤立、生命中的打击、孤单这些因素与突然死亡之间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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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寂寞的巫毒之死
华特·坎农是哈佛大学一位著名的生理学教授（ 也就是率先提出战/逃生理反应的那位科学家 ），他曾经开放式地写文章讨论“巫毒之死”现象。在巴西、非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夏威夷群岛、海地和英属盖亚纳有很多关于原始部落中突然死亡的报道，坎农教授对此深感兴趣。他详细研究之后发现：这些不幸的人在猝死之前，通常都经历了与人群疏离、极度寂寞、社交孤立以及完全得不到任何社会支持的痛苦。要想逃避这种迫人的社会氛围，死亡是唯一的选择。坎农的结论是：
与生活在文明社会、受过教育、得到良好保护的现代人相比，原始部落居民对他们所置身的洪荒世界欠缺深度的认识，惶惑不安，作为精神支柱的社会环境对他们而言可能更重要，意义更重大。
他进而推测说，少了部落的社会支持，内心的恐惧可能膨胀到无远弗届，从而导致精神状态剧烈改变，甚至可能生命突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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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所爱后猝死
然而，随后出现的数据却强有力地反驳了坎农所谓“现代人相对不容易像原始部落的人那样猝死”的论断。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乔治·恩格尔博士指出，关于猝死，有相当多数据让人想到坎农所说的那种巫毒般的死亡。恩格尔博士花了六年时间，搜集到有关猝死报道的170份报纸（ 有很多是罗彻斯特大学印的 ），排除掉自杀因素，并且重建猝死发生时的环境氛围。
恩格尔博士指出，在猝死事件中，有59％的当事人在事发之前都碰到与人际受挫有关的生活事件。这些猝死发生在：
（ 1 ）某个亲密之人的健康崩溃或死亡之后——36例；
（ 2 ）心情极度哀伤的一段期间里（ 十六天内 ）——35例；
（ 3 ）受到即将失去某位亲密之人的威胁——16例；
（ 4 ）失去地位或自尊之后——9例；
（ 5 ）哀悼某一事件或在事件发生的周年里——5例。
恩格尔博士所述的许多案例的确很有代表性。他说，在得知某位亲密的人死去时，有两名青少年竟然猝死。此外，一名14岁女孩，在得知自己17岁的哥哥突然死亡时，女孩当场死亡。第三个案例，一名18岁女孩，在得知抚养自己长大的祖父死讯时，也是当场死亡。
恩格尔还引述了一个跟前述精神分裂症双胞胎类似的案例：一对十分友爱的双胞胎，在39岁那年，竟于一周之内相继身亡，死因不明。
恩格尔博士还引述了以下案例：
（ 1 ）一名52岁男子，妻子罹患晚期肺癌。他与医生保持着密切联系，也做过心电图等健康检查，在太太病亡前六个月并未发现有罹患心脏病的迹象。但就在妻子葬礼的当天，他却突然因严重的心肌梗死而死亡。
（ 2 ）一名40岁的父亲，儿子在大街上骑车发生车祸。当儿子满身是伤躺在怀里时，他自己突然倒地身亡。
（ 3 ）一名17岁男孩，1970年6月4日上午6时突然病发死亡。而一年之前的1969年6月4日，他的哥哥因车祸严重受伤，数个小时后，于5点12分宣告不治。弟弟的死因是前传导性动脉瘤破裂，导致下蛛网膜大量出血。
（ 4 ）一名55岁的男子，在与分离二十年的父亲重逢时当场死亡，88岁的父亲随即倒地身亡。
（ 5 ）一名70岁老人在他妻子心脏病康复返家后6小时后突然死亡。13个小时后，他的妻子心脏病再度发作，不治身亡。
内心哀痛与生离死别在这么多猝死事件中的“巧合”现象，促使威廉·葛林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回头研究环绕着心脏病猝死的心理社会背景。他们访问了26名突然死亡男性的亲属（ 多半是死者的妻子 ），这些男性死者是位于罗彻斯特的伊士曼·柯达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共有44万名雇员。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突然死亡的案例中，大部分在事发前都有包括心情沮丧和工作量增加的情况发生。
突然死亡事件中，至少50％的共同点是“家里最小或唯一的孩子因为念大学或结婚而离开家门，父母因此心情沮丧”。研究小组提到，有非常多的人心脏病发作送到医院时，口中还在念叨着自己的孩子最近远离家门。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史都华·吴尔夫博士做了一项研究，受访对象有65人罹患心肌梗死，另外65人健康指标完全合格。这130人每个月定期接受回访，进行一整套心理测验，以评估他们心情沮丧和社会挫折的程度。经过一系列的访谈，研究人员预测其中10个人极有可能心脏病复发，并且死亡——这项预测完全根据当事人内心沮丧和社会挫折的程度而给出，研究人员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曾经患过心脏病。
在作出预测后的四年之内，共有23名研究对象死亡，纯粹用心理测验标准筛选出的那10个人，全部在23名死者名单内！吴尔夫博士补充说，那十个人无法在他们的社交及休闲活动中得到有意义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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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单摧毁了免疫系统
有时候，对一个人生活中私人感情的细节了解得更多，我们对于此人过早罹患致命性疾病的疑虑便越会升高。我的一个病人，50岁的玛格丽特，在睽违八年之后，又开始上门请求我的治疗。看完她的病历，我很快就想起，她大半生都在承受着人际交往的煎熬。电脑数据显示，八年前我对她的初步诊断是“反应式沮丧”——那是一种速记式的诊断，大意是说她基本上还算正常，只是经历过一连串可怕的生活磨难，使她招架不住，从而引发内心沮丧。
玛格丽特是个事业有成的女性，既聪明又富有魅力，成功地凭着自己的力量抚育了两名子女。不幸的是，自上次一别，她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的眼神显示，很多健康问题严重威胁着她的生命。
她一坐下就几乎脱口而出：“我罹患了阶段式非霍金氏淋巴瘤。肿瘤医师告诉我，必须接受骨髓移植，才能保住性命。”她一面讲，一面为自己失控伤心表示歉意：“每次想到得自己一个人经历这个过程，我就害怕得无法忍受，所以我回来找你，也许你能帮得上忙。我独自一人实在受不了了。”
停顿片刻，她接着说：“我为什么会浪费了那么多年的生命？我到底在想什么？我的脑筋一定穿了个孔，才会跟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住在一起！我怎么会那么傻！”
这种罪恶和自责感，突显了她生命中的许多层面。她那沮丧的心情，从未有所改变。她毫不留情地谴责自己当初的决定，即使现在已经经历过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挑战。她从小就充满了罪恶和自责感。她说自己的父亲是冷酷无情的人，有时候还会动粗，这让她深感恐惧。记忆中的母亲则是个温柔和善的女人，受尽了丈夫的折磨。
还在孩提时代，她就是个“小心翼翼的人”了， “极力不让任何事情出错”。20岁刚出头，她就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两任丈夫都是情绪放纵的人，都是酗酒成瘾，但她仍苦苦挽回。再度离婚后，玛格丽特单身了好些年，最后跟“一个不爱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伴侣关系带来的痛苦，使她在8年前跑来找我治疗。
显然，和她一起生活的男人是个情感疏离、心理不健康，又不肯接受治疗寻求改善的人，我劝她放弃两人的关系。不幸的是，她说她感情上已经陷进去了，没有勇气离开那个男人。然而跟大多数这类个案不同的是，她作出维系这段失灵的两性关系的决定，不是基于经济需要。她工作努力，经济上完全能够自立。
她反倒是一想到独自生活的那种寂寞难耐就害怕，即使自己跟这个男人的生活其实也是寂寞无比。她一再希望他能够改变，只要她在工作上够卖力就行。那时她已中止治疗，一旦这种关系结束，她肯定无法面对孤单。七年之后，她再也受不了了，跟那个男人分手，搬到佛罗里达州照顾病重的母亲。她补充说，母亲和两个孩子是她欢乐的一大源泉，但即便是他们的爱，也不足以填补个人生活中的空虚。
母亲过世后，寂寞和孤独的感受渐次加温，压垮了玛格丽特。她离开马里兰州的朋友与母亲结伴居住，现在却成了彻底的孤家寡人，被遗弃在佛罗里达州。她的孤单是如此沉重，以致在一个星期五晚上，她大声哭泣起来，希望就此死去，一了百了。三个月后，心力交瘁的她感觉到下腹部有一块东西。又过了数月，她依旧极度憔悴，又在颈部摸到了一个硬块。她返回了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肿瘤科大夫说，她患上了阶段式非霍金氏淋巴瘤。
“真是奇怪了。”她近乎压抑地说，“怎么你心里想要什么，身体就会给你什么。太好笑了，人的身体怎么会那么帮忙！”她停顿片刻，彷佛陷入思绪之中，然后露出微笑，提醒我说：“你对自己的愿望得小心！”随后单刀直入问我：“你在想是孤单摧毁了免疫系统，让我在母亲死后更容易罹患癌症吗？你在想我是因为极度沮丧，免疫系统和抵抗力因此而垮掉的吗？”
我试着不给她的自责与沮丧感受再次打击，只是说：“这个谁也不敢讲。”我并没有提到，根据全国癌症学会公布的数据，非霍金氏淋巴瘤的罹患率在过去20年来（ 1973—1993 ）已经上升为原来的两倍，而且跟艾滋病不同的是，这种病的增加原因目前所知不多。我虽然没谈到这方面的任何发现，却联想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研究结果——越来越高的癌症罹患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