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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接受了斯马兹的建议，但美国专家认为他的论证荒唐而不合逻辑。“逻辑！逻辑！我不在乎逻辑，我将把抚恤金包括在内！”威尔逊告诉他们。他的决定最终只影响了赔款的分配，因为最后的数目只能由德国的实际支付能力决定。
虽然威尔逊因放弃原主张而受责备，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劳合·乔治遭受的指责更多。他迷惑了美国人，使英国公众梦想得到大量德国赔款。他被当时的许多人看作是不敢坚持自己原则的自由党人。当然，他前后不一致：当澳大利亚的休斯最初索赔成百上千万英镑时，劳合·乔治指出德国只能依靠扩大生产和在世界市场倾销便宜商品才能筹集这笔资金。“这意味着我们将使两代德国人沦为奴隶。”另外，它还将损害英国及其贸易。可是后来劳合·乔治转变了态度，并任命休斯为某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主要由著名的强硬派组成，负责为英国政府起草德国赔偿能力的初级估算。来自加拿大的乔治·福斯特男爵说：“这是我所任职的最奇怪的委员会。”他们几乎不搜集证据而主要依靠个人印象及想当然的想法；如福斯特所说，“最大限度地让匈奴赔款，不论这是否会导致几十年的占有和管辖。”
和会上，劳合·乔治依然犹豫不决。他激烈地与威尔逊和克雷孟梭争论，要求巨额赔款，却又在三月底在其著名的《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大谈节制适度。他反对在和约中写下确定数目，因为它有可能太低；而后，六月，当德国人抱怨说协约国应该规定一个确切数字时，他立刻改变了主意。他有时听从温和派凯恩斯和蒙太古，有时听从英格兰银行前主管坝利夫勋爵和一位法官萨姆纳勋爵。凯恩斯戏称他们为“绝配”，这二人普遍被视为和会的坏人；“他们经常形影不离，而且一有极坏的事要做总是找他们。”劳合·乔治任命他们为赔款委员会的英国代表，但当3月为打破僵局而成立特殊委员会时，他选择了蒙太古。一个美国人说：“当他想做事时，他就选择蒙太古和凯恩斯；当他想避免正面交锋时，就选择萨姆纳和坎利夫。”凯恩斯憎恶这两位对手，劳合·乔治后来也称，他为他们缺乏判断力而感到震惊。和会期间，他毫无诚意地对美国人说，他自己可以接受低额赔款，但却无法让这对“绝配”同意。
坎利夫和萨姆纳都认为他们应该最大限度地为祖国赢得利益，但他们随时准备妥协并接受劳合·乔治的指示。当他反对夸大战争费用时，萨姆纳对赔款委员会的同僚说，“在这儿，我们应该有点政治家的样子。”如果有劳合·乔治的指示，两人都会要求在条约中规定具体金额并且是较低的数目。他为什么不那么做呢？他的优柔寡断毁坏了他的名声也使巴黎的同僚备受其苦。美国专家拉蒙特说：“我希望劳合·乔治先生能够告诉我们他到底想要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判断他和威尔逊总统的想法究竟是大相径庭还是紧密一致。”由于劳合·乔治激怒了包括威尔逊在内的美国人，他使自认为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处于危险之中。问题是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或者英国人民到底想要什么。在巴黎，劳合·乔治似乎一直在思考，在摸索。
赔款（4）
他性格中的一面促使他希望看到德国被罚。无论他的敌人怎么说，劳合·乔治在道义上都憎恨战争，而德国发动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他还以一个律师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他对大英帝国代表团说：“按所有适用于个体之间的公正原则来看，德国人应承担所有损失及修复这些破坏所需的费用。”由于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英国，他必须确保德国的其他债权国没有夸大索赔要求。“那是向濒临破产的庄园索赔时惯用的老把戏。”
然而，他也是一位政治家。战前，他曾是财政部长，懂得金融和贸易，他知道英国迟早要向德国出口商品，他不想毁灭德国。3月初，威尔逊还在美国，劳合·乔治在午饭期间与豪斯讨论赔款问题。他说他必须向英国人民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明他为何在战争费用及赔款问题上愚弄了他们。他承认德国无力支付英法索要的赔款。返回巴黎的威尔逊听说此事时并不同情，并督促劳合·乔治抵制要求巨额赔款的呼声。“在这种危机中，没有比因正义而被解雇更好的事了。”想到子孙后代会高度评价他，劳合·乔治就会感到一些安慰。威尔逊对他说：“我无法奢望在历史上拥有更高贵的地位。”
值得称赞的是劳合·乔治没有这么做。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必须在正义与实用之间权衡；他还不得不重视公众的意见。在巴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部分自由党媒体开始谈论和解，但保守党报纸依然强烈要求大量赔款。北岩爵士擅自决定让劳合·乔治坚定立场，这位报业大王向《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编辑暗示，首相在受亲德势力的左右。
劳合·乔治还发现他在一定程度上受1918年大选的限制。他曾许诺严厉压制德国“直到他们发出尖叫”，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一时非常流行。他为德国制订了一张象征性的大额账单：“我们要搜遍他们的口袋让他们偿还。”选举前的最后一次联合声明是这样开头的：“第一、惩罚德国皇帝；第二、要求德国赔款。”许多当选的保守党人都是政界新手。用一位主要的保守党人的话说，这些人“神情严厉，似乎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他们自认为首要任务是让德国人尖叫。4月，当与威尔逊争执时，劳合·乔治收到一份由370位成员签名的电报，要求他履行竞选演讲的誓言并“拿出一张全额账单”。他火速赶回伦敦，并于4月16日在下议院发表演说驳倒其反对者。他对听众说他无意食言，他们不应该受那个满怀怨恨、自负而愚蠢的家伙的蛊惑——这时他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而应该相信政治家们会尽力为人类与和平而努力。临走时，全场掌声雷动。回到巴黎，他对忠诚的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他“完全控制了国会，但没有透露任何和会的消息”。
大英帝国内部也有压力。加拿大支持美国的立场，而澳大利亚要求最大限度地得到德国赔款。休斯讨厌德国人，和大多数同胞一样，他一直认为德国人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威胁；他还认为美国反对高额赔款不合原则，自私自利。正如他对劳合·乔治所说，作为中立国的美国在战争初期赚取了巨额利润，而大英帝国却付出了大量生命和财富。如果得不到大量赔偿，英国将在与美国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的竞争中失手。
实际上，劳合·乔治对赔款问题的处理比表面上看来要成功得多。他通过说服威尔逊将抚恤金纳入赔款，使英国赢得了更大份额。通过不在和约中提及具体赔款金额（对此有充分合理的技术原因），缓和了英国及殖民地国家的民意（对德国民意的影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当他私下督促一位杰出的欧洲社会主义者激起人民反对严惩德国的呼声时，他又提供了另一种保障；最后，他设法给法国人分配了贪婪的角色，其中，财政部长路易斯－路西恩·克劳兹是恶棍头子。
克劳兹被克雷孟梭称为“我所认识的惟一一个不懂财政的犹太人”，在回答所有有关法国前途的问题时，他本应该说：“德国必须赔偿。”但实际上，他警告说，不应该指望德国赔偿一切损失。和对许多其他同僚一样，克雷孟梭瞧不起克劳兹。劳合·乔治觉得他冷酷无情：“他满脑子都是债券，根本没有心思顾及人性方面的问题。”连威尔逊也被嘲弄克劳兹头脑的笑话逗乐了。凯恩斯描绘克劳兹，“矮小、肥胖、留着浓密胡子的犹太人，衣着整洁，但两眼游离不定，双肩略微弯曲，似乎总是本能地在向人求情。”他曾竭力阻拦运往饥饿的德国的食物。但无论克劳兹做什么，他都是以克雷孟梭下属的身份做的。如果克劳兹公开要求巨额赔款，就会使法国民众不再攻击克雷孟梭对德国不够严厉。私下里，克雷孟梭承认法国人永远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派他最信赖的经济顾问卢舍尔和美国私下商议更加温和的条款。在他们的谈话中，卢舍尔明确指出，他认为从长远利益来看，把德国逼向破产对法国没有好处。
和劳合·乔治一样，克雷孟梭也必须重视民意。大部分法国人想法简单：德国入侵了比利时和法国，侵犯了两国保持中立的权力，这是铁一样的事实；而且几乎所有战斗都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进行。保守的《世界报》头条问道：“谁应该被毁？法国还是德国？”当然，应该赔偿损失的是入侵者，而不该是受害者。美国人也许大谈没有赔款或罚款的新外交，但战败国赔款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法国人赔款了，1871年也一样。两次，德国都得到了补偿；现在轮到德国赔偿了。
赔款（5）
法国和比利时从一开始就要求直接损失赔偿应该放在赔款分配的首位。他们还指出有关德军占领区的问题：德国在比利时除了攫取有用的东西外，没有造成额外的破坏，而在工业发达的法国北部，德国在夺取了想要的东西之后，把剩余的大多都给毁了；甚至当1918年德军撤退时，他们还炸毁了法国最重要的几个煤矿。正如克雷孟梭愤恨地说：“历史上的野蛮人抢夺被侵略地区的一切，但不搞破坏，他们定居下来，与当地人共同生活。然而现在，敌人看见什么都毁。”从截获的德国文件来看，德国似乎原想削弱法国工业，为自己留一块空地。
法国和比利时希望赔款中包括战争费用。比利时这次立场坚定，因为威尔逊曾明确表示，他所说的赔偿指的是1914年德国最初非法入侵时造成的破坏。法国的态度没有这么强硬，克雷孟梭不想因此和美国作对，因为在对法国安全更重要的一些问题上他还需要美国的支持。他意识到德国赔偿能力有限，但没有明说。克劳兹的确向法国众议院的外事委员会承认说，战争费用之大连小说家都想不到。
和会期间，法国人还意识到，由于英国的战争费用比法国还大，如果赔款包括战争费用，英国所得占德国赔款总数的比例就会增大。法国人悄悄改变方针，要求赔款只包括直接损失——毁坏的城镇、村庄，被淹的煤矿和瘫痪的铁路。这样的话，法国就能得到70％的德国赔款，英国得到20％，然后是其他国家——比利时、意大利或塞尔维亚——获得剩余部分。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英国坚持要求得到30％，法国得50％，剩下20％在小国之间分配。该问题直到1920年才最终达成协议，英国得28％，法国得52％。
必须注意的是，法国人做出了最大让步。他们在德国赔款数目问题上也有相同表现，一心想从整体解决问题的克雷孟梭先把数字设得很高，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说服美国考虑法国要求继续开展盟国经济合作的建议。2月底，很明显，美国人对此不感兴趣，卢舍尔把数字压到80亿英镑（400亿美元），仅是法国要求的四分之一多一点。代表英国的坎利夫坚决要求不得低于94亿英镑（470亿美元）。英国怀疑法国与美国串通一气把数目设得较低，以便使英国显得最苛求。由凯恩斯等人描绘的一心想搞垮德国、报复心很强的法国的面目开始逐渐消失。
最后，主要由于英国的反对，和约中没有确定具体赔款金额。3月底，协约国领导人——以四人会议的形式开会——决定由特别委员会处理此事。某美国专家在日记中写道，拖延的时间“使英法免去了公开他们将从德国得到的少量赔款而带来的麻烦，因为两位领导人都认为，一旦公开，他们的政府就会被推翻”。他说对了，1921年，委员会最终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大约是65亿英镑或340亿美元），公众的对德情绪，尤其在英国，才逐渐平静下来。
5月，前往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对该程序非常不满。“除了德国人民的偿付能力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明确限度，而偿付能力不是根据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仅根据他们通过劳动所能达到敌人要求的能力确定的。因此，德国人民将永世为奴。”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解读得太悲观。特别委员会不得不考虑德国的赔偿能力；它还必须咨询德国人。另外，需要赔偿的损失的种类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也许限制得还不够，因为仍包括了抚恤金，但绝对不是永无止境。
条约中有关赔款的部分由两个条款开始——第231条和第232条——这成了德国厌恶的对象和协约国良心不安的原因。第231条规定德国及其盟国负责赔偿所有战争损失。接着第232条说由于德国资源有限，把赔款范围限定在指定损失上。第一个子条款——后来称为战争罪行条款——是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正后加进去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英法的要求，明确德国的合法债务。为此，美国指派了一名精明的青年律师——未来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认为他不但确定了债务同时还成功地限制了它，整体看来，条约相当公正。欧洲盟国对此很满意：一向善于从政治方面考虑问题的劳合·乔治说：“和法国公众一样，英国公众认为，德国必须首先承认它负有赔偿其侵略所造成损失的义务，然后再讨论赔偿能力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它只能赔偿该文件规定的这么多。”卢舍尔认为，如果德国人不愿赔偿某项损失，协约国可以用无限的索赔来威胁他们。没有人觉得这些条款本身有任何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