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意大利人甚至俄国人，肯定都会赞同他的观点。
他还谈到另一个热门话题：美国参战绝对不是出于私利。正如其他方面一样，在这点上，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因为它不想争夺领土，不想索取赔款，也不想报复（因为美国参战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威尔逊一贯坚持美国只是协约国的伙伴而不是其成员）。从行动上来看，美国大体上还是公正无私的，比如占领古巴。他说：“我们和西班牙开战不是为了吞并领土，而是给无助的殖民地一个争取自由的机会。”
威尔逊喜欢用拉丁美洲的例子，因为他外交形成时期的大部分经验都源于此。这一原则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也有很多人说是美国控制邻国的借口。威尔逊认为它是拉美各国和平共处的框架，也是战事不休的欧洲效仿的榜样。兰辛以他一贯的作风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一原则是纯粹的美国国家政策，关系到国家安全及重大利益。”
威尔逊认为兰辛的反对意见无关紧要，他很清楚自己的动机是好的。美国军队前往海地、尼加拉瓜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为了推行秩序和民主。在他总统第一任期内，他曾说过，“我要教南美各共和国如何选举好的领导人！”
但对保护巴拿马运河及美国投资他却很少提及。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多次干涉墨西哥以试图建立符合美国意愿的政府，威尔逊说：“美国的惟一目的，是通过确保中美洲自治进程不被打断或搁浅，以保障该地区的和平和秩序。”当墨西哥人没有看到美军登陆以及随之而来的威胁时，威尔逊大为震惊。
这次墨西哥奇遇也反映出威尔逊无意中忽视事实的倾向，他第一次派兵墨西哥时，对国会说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引发墨西哥革命的韦尔塔将军对美国及美国人民的多次挑衅和侮辱。但实际上，这正是韦尔塔一直小心避免的。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声称他从未见到协约国内部的秘密战时协定， 但1917年英国外交部长阿瑟·鲍尔弗向威尔逊展示过这些文件。兰辛尖酸地评价他的总统：“如果既成事实不合他意，他就会视而不见。”
墨西哥错综复杂的局面表明，威尔逊不怕运用美国强大的国力，无论是财政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大战结束时，美国比1914年更加强大。那时，它只有一只规模极小的陆军和中等规模的海军，而现在，仅在欧洲就有100多万美军，海军也可以与英国海军抗衡。当然，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为欧洲同盟打赢了这场战争。由于美国农民及工厂为盟国输出大量小麦、猪肉、铁和钢以供战争之需，美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其生产与贸易份额急剧增加，而欧洲列强的份额却停滞不前或者有所下降。对未来欧美关系最重要的是，美国成了欧洲的债主，欧洲协约国共欠美国政府70多亿美元，同时欠美国银行将近35亿美元。威尔逊过分自信地认为，只要美国施加财政压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正如他的法律顾问大卫·亨特·米勒所说：“欧洲在财政上已经破产，政府在道德上也已经破产。只要美国因为它追求正义、公正及和平的意愿遭到反对而提出撤退，甚至只是暗示，都足以让欧洲各国政府毫无例外地垮台，并在除一国之外的其他各国引发革命。”
在乔治·华盛顿号上的那次会议上，威尔逊还简单地讲了美国与战后中欧涌现出的新国家之间面临的困难，如波兰、捷克和南斯拉夫等等。他们可以建立任何形式的政府，但只能包括那些自愿加入其中的地区。有位与会人员这样写道：“标准不是谁是知识、社会或经济领袖，而是谁是人民大众，他们必须拥有自由——那才是他们想要的政府。”
伍德罗·威尔逊欧洲之行（4）
在威尔逊带入欧洲的所有观点中，自决权始终是最具争议、最含糊其辞的一个。和会期间，在维也纳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多次致电巴黎和华盛顿要求解释这个名词，但一直没有回音。的确，想弄清威尔逊的真实含义实属不易。诸如“自治政府”、“屈服于权威的人民在自己政府的发言权”、“小国的权力和自由”以及“为每一个像美国一样爱好和平，渴望主宰自己命运，建立自己的机构的国家建立一个安定的世界”之类的新名词不时从白宫涌出。这些口号令全世界人民大受鼓舞，但有什么意义呢？威尔逊真的只是想推广民主的自治政府吗？他真的认为希望独立的任何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吗？在他起草但未被采用的一份说服美国人民支持和平方案的声明中，他说：“我们说，所有人都有权在自己选择建立的政府统治下自主生活，这是美国的原则。”但是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试图摆脱英国统治的斗争毫不同情。和会期间，他坚持爱尔兰问题是英国的内政。他对法律顾问说，当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代表团请求他的支持时，他真想让他们下地狱。他认为爱尔兰人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方式解决问题。
对威尔逊自决权这一概念研究越多，问题就越多。兰辛曾自问道：“总统在讲‘自决权’时，他头脑里是什么单位呢？他是指一个种族、一个领土区域，还是一个社区？”兰辛认为威尔逊想出这个词组实在是个灾难，“它将挑起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希望，可能还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丧命，最终没有人会相信它，并会称之为理想主义者的美梦，当他们意识到它的危险并想阻止它付诸实践时已经太晚了。”正如兰辛所问，什么是民族？它是共同的公民身份如美国，还是共同的道德文化标准如爱尔兰？难道它必须自治吗？如果是，它应该享有多大的自治权呢？一个民族，无论怎么定义，可以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家愉快地生存吗？有时，威尔逊似乎是这样认为的，毕竟他来自一个包容诸多不同民族，并曾为统一而浴血奋战的国家。
起初，他不想分解诸如奥匈帝国和俄国之类的帝国。1918年2月，他对国会说，我们应该在“不引入破坏欧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不和谐及对抗性的旧因素”的前提下实现“定义恰当的”民族主义理想。
这又引出其他一系列问题。什么是“定义恰当的”民族主义？波兰（这个很明显）？但是乌克兰呢？或斯洛伐克？其分支又怎么办？比如说乌克兰天主教徒或波兰新教徒？由于中欧宗教及语言文化繁多复杂，很难将民族划分清楚。大约有一半中欧人民可以分属不同的少数民族。当不同民族的分界线如此模糊时，如何在不同国家间分配人口呢？一个办法是让专家解决，让他们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收集数据并咨询当地居民。另一个更民主的办法是在国际机构的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威尔逊自己似乎并不认为自决意味着公民投票，但1918年时，好多人都这么认为。谁将投票呢？只有男人还是包括女人？只有现住居民还是所有在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出生的人（法国人坚决抵制在其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举行公民投票的提议，理由是德国赶走了这两省的法国人，迁入德国人）？而且当地人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怎么办？1920年，一位调查人在俄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混杂的白俄罗斯边疆地区询问一位农民是谁时，他回答说：“我是这一带的天主教徒。”克恩顿的美国专家问，当有人“不想加入其血脉相连的同胞的国家，或对所有国家问题完全漠不关心”时，你会怎么办？
1919年末，威尔逊对国会说：“当我说‘所有国家都有自决权’时，头脑中并没有如今很热门的民族概念。” 因此，他对18世纪末以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运动的扩散没有责任。但是，正如意大利外交部长西德尼·桑理诺所说：“毫无疑问，这场战争使民族感过度兴奋……也许是美国直截了当的原则助长了它。”
会上，威尔逊主要和专家们讨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如何找到解决国际关系的新策略。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在他1918年1月提出的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及接下来的演讲中，他已经大致勾勒了他的想法。在1918年2月发表的题为“四条原则”的演讲中，他对国会说，均衡力量已不再是维持和平的方式。这种导致欧洲各国互相算计、草率承诺、结盟并最终陷入战争泥潭的秘密外交将不会重演。和平方案不得留下任何可能引发未来战争的隐患。战胜国不得向战败国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不得索要巨额罚金——赔款。1870年普鲁士打败法国时就犯了这个错误。巨额赔款及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使法国无法原谅德国。战争必定越来越艰难，因此必须控制武装甚至要普遍解除武装，而且船只可以在世界海域自由航行（英国人很清楚，这意味着他们通过封锁敌国港口、截获其船只以遏制其经济的传统战术完全失效。他们曾借此打败了拿破仑，所以他们认为它也加速了盟军对德的胜利）。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必须降低，以便使世界各国更加相互依赖。
威尔逊设想的核心是一个能提供集体安全保障的国家联盟。这种保障在统治管理得当的社会是由政府、法律、法庭及警察提供的。一位专家在总统讲话时草草写道：“旧的权力体系，权力平衡，都很难实践”。国联必须有能解决纠纷的委员会，“如果不成功，国联将宣布挑衅国非法——‘目前非法者吃不开’”。
伍德罗·威尔逊欧洲之行（5）
威尔逊是自由党人，信仰基督教。他认为，均衡国家之间的力量或通过国联平衡各国，不是维持和平的最好方式，国家的强大不能保证其免遭进攻，集体安全才是有效途径。为了回应俄国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备选方案，威尔逊提出革命可以带来没有冲突的新世界。他坚信独立和民主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也是正义的力量。如果各国政府是由人民选举的，他们就不会也不可能发生战争。1917年，他对参议院说：“这就是美国的原则，是我们坚持的惟一原则，也是所有思想进步人士、所有现代国家以及一切文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更是全人类的原则，因此一定会胜利。”他认为他的话代表了全人类的心声。美国人总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他们的政府和社会是其他国家的楷模。毕竟，美国的开国元勋想摆脱旧世界，美国革命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美国民主、美国宪法甚至美国人的行为方式都是他人应当效仿的。正如一个在巴黎的美国青年所说：“完成此行任务之前，我们将教会他们如何快速高效地办事。”
美国人对欧洲怀有复杂的感情，他们敬仰欧洲历史上的辉煌成果，但坚信如果没有美国，协约国早已不复存在，同时也怀疑，美国人一不小心，狡猾的欧洲人就会再次奴役他们。在为和会作准备时，美国人就怀疑英法已经布置了陷阱。也许，提出让给美国一个非洲殖民地，或让它保护亚美尼亚和巴勒斯坦会让美国人落入圈套，然后一切悔之晚矣。那时，欧洲人洋洋自得，而美国人就遭殃了。
美国的例外论通常有两面：一方面想让世界依法办事，一方面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又会轻蔑地置之不理。威尔逊对同船的乘客说，和平方案必须建立在新原则的基础上：“如果处理不当，世界将变成地狱。”那时候，他半开玩笑地说，他要找个地方，“很可能是关岛，把头埋起来”。 这种例外论的信念有时让美国人愚钝，使他们爱对其他国家指手划脚却不善于聆听，总以为自己的动机最纯。劳合·乔治评价说，威尔逊是典型的美国人，他就像一个传教士，去和会拯救欧洲异教徒，“布道”中充满直白的话语。
要嘲笑威尔逊很容易，很多人都笑话他。忘记他提出的原则在1919年时有多么重要是很容易的；忘记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相信他那个建立更美好的世界的梦想也很容易。毕竟，大战遗留的废墟中有着他们痛苦的回忆。而威尔逊始终满怀希望地认为，人类社会在不断改善（虽然没有证据），而且世界各国总有一天会和谐共处。1919年，幻想破灭之前，全世界都迫不及待地想听他的看法。他的话不但打动了自由党人和和平主义者，也在欧洲政治、外交领域的精英中引起共鸣，虽然后来误传这些精英并不赞同威尔逊的观点。英国战时内阁部长及和会秘书长莫里斯·汉克爵士总在装重要文件的盒子里带一份十四点原则并称之为“道德基础”；写有威尔逊大名的广场、街道、火车站和公园遍布欧洲，墙报呼吁：“我们要威尔逊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们拜倒在他的画像前；在法国，左翼报纸发专刊报道法国左翼领袖人物争相称赞威尔逊的文章。沙漠里的阿拉伯叛军、华沙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希腊群岛的起义军、北京的学生以及试图摆脱日本控制的朝鲜人都把十四点原则当作他们的救星。这让威尔逊既兴奋又恐惧。他对在乔治·华盛顿号上的宣传部长乔治·格里尔说：“我在想你是不是在无意中给我织了一张无法逃脱的网。”全世界都把希望寄托于美国，但他们都清楚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似乎看到了辜负众望的悲剧，但我衷心希望我的感觉错了。”
乔治·华盛顿号于1918年12月13日抵达法国布列斯特港口。大战刚刚结束一个月，总统伫立在舰桥上，他搭乘的船缓缓驶过一排英、法、美三国海军战舰。几天来，阳光第一次这么明媚，街道两旁布满桂枝、花环和旗帜，墙上贴满海报欢迎威尔逊。右翼欢迎他是因为威尔逊把他们从德国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左翼则是因为威尔逊许诺的新世界。街道上、屋顶上、树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甚至连路灯杆也被占上了。人们身着华丽的布列塔尼传统礼服，空气中弥漫着布列塔尼风笛嘹亮的乐声以及群众狂热的呼喊：“美国万岁，威尔逊万岁！”法国外交部长欢迎道：“非常感谢你的到来，感谢你带给我们真正的和平。”威尔逊的答复则没作任何表态。美国代表团乘当晚的火车前往巴黎，凌晨3点，威尔逊的医生无意中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