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大，1919年中国人找到了另一个可行之路，不是回到传统道路而是俄国的新秩序。俄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类似于中国的传统社会通过一次大胆行动而一跃向前的范例。对西方的幻想的破灭、1911年之后对西方民主不愉快的体验以及俄国提供的道路，都使共产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那就是：1919年夏，俄国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放弃沙皇时代从中国夺取的领土和租界（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从未如此承诺，但当时中国人对俄国的慷慨印象非常深刻，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
巴黎和会一年之后，一群进步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许多1919年5月游行的领导者都成为党员。曾经在街角散发传单的人文学院的院长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领导下，共产党最终在1949年夺得政权。
在巴黎，顾维钧竭尽全力使和约对中国有利，但徒劳无功。至少他没有生命危险，因为1919年6月，中国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北京政府拿不定主意，因此没有任何指示和命令。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包围了鲁特西亚酒店以防止任何代表离开。最终，中国于1919年9月与德国签订和约。
通过施压，日本得到了山东。这究竟是因为它的欺骗，还是像其他国家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它威胁不在和约上签字？证据混杂，两方面都有。1919年4月，山东问题谈判到达高潮时，东京政府命令，如果日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不同意国联盟约。至于其政府是否意识到国联盟约是对德和约的一部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与此同时，国内文件显示日本害怕被孤立。如果和会坚决拒绝将山东转交给它，日本很可能就妥协了。4月30日，四人会议最终通过山东条款之前，日本首相原敬对在巴黎的代表说，如果遭到拒绝，就等待最新指示。
在巴黎迎接胜利时，日本人心情复杂。代表团回国时，群众抗议他们没有实现种族平等条款。西园寺在对天皇的正式报告中道歉说：“很遗憾，我们没能实现全部梦想。”然而，他指出日本在世界的地位比1914年时提高了。另一方面，日本代表团离开巴黎时确信美国将阻止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也许，他们是对的。1921年，沃伦·哈丁当选总统，美国政府更加反日。20世纪20年代，由于在中国和贷款联盟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日本公民在美国遭遇歧视，本已紧张的美日关系继续麻烦不断。
赢得山东在其他方面的代价是巨大的。中国的爱国运动迅速发展，严重阻碍了日本在中国的计划。另外，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受到破坏。英国人开始认真考虑盎格鲁与日本海军联盟的未来。西方人坚信日本是“黄色普鲁士”。1919年夏，寇松先对真达然后对日本驻伦敦大使谈论日本在中国的行为。他认为日本坚持在中国的要求是不明智的，既使中国敌视，又使英国忧虑。他督促日本大使考虑英日关系以及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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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8）
没有料到反对如此强烈的日本政府认为他们应该遵守诺言归还在山东的租界。1920年初，日本试图与中国政府协商从山东撤军，但中国拒绝讨论该问题。1921年秋，日本作了第二次尝试，并提出它放弃山东权益的条件，但中国政府拒绝明确回答。
最后，在华盛顿解除海军武装会议上，由英美作调停人，日本终于和中国达成协议，恢复中国在山东的全部主权。从青岛通往内陆的铁路通过复杂的计划售还给中国，但该计划使日本又把铁路控制了十年。中国很可能遭受了财政损失，因为，正如日本人所发现的，这条铁路毫无利润。1922年，日本在华盛顿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保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1937年，该保证失效，日本入侵中国大陆，并控制了山东以及所有沿海省份。
参与巴黎和会的代表后来从事了不同的职业。1919年6月，巴黎和会崩溃之后，陆征祥对外交失去了兴趣。他担任了几年中国驻瑞士大使。1926年，爱妻逝世之后，他加入比利时的本笃会修道院，并最终升为修道士。他于1949年去世，被埋葬在布鲁日。顾维钧则几次担任外交部长、总理以及驻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大使。他是国联的中国代表并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从1966年到1976年，他还担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1977年，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他的九十大寿。美丽的印度尼西亚女继承人黄蕙兰在回忆录中伤心地写道：“他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祖国，因此他不把我当个体看待也就不足为怪了。他是个可敬的人，正是中国需要的那种，但不适合作我的丈夫。”他于1985年去世。
几个美国代表团成员因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而辞职。虽然心里讨厌，兰辛还是继续担任国务卿。他一向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在中国问题上和他国对抗。正如他早先警告的，“为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使美国陷入国际关系困境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当威尔逊试图说服美国人支持和约时，公开会议以及参议院反复提出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背叛。和会的美国法律专家大卫·亨特·米勒认为，“许多为‘受辱的山东’而落的眼泪都是共和党鳄鱼流的，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关心中国。”任期的最后一周，威尔逊为中国饥荒救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购买了舞会门票，“我很高兴能帮一点忙，不管多么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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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1）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在做了最后修改之后，四人会议发出付印《德国条约》的命令。劳合·乔治去枫丹白露野餐，其他人各自休息。两天后，召开了少有的全席会议，对条款进行投票。由于事先没有准备译本，代表们不得不听安德烈·塔迪厄用法语朗读冗长的摘要；许多英语国家代表打起盹来。亨利·威尔逊在日记里写道：“将要交给德国鬼子的条款我们自己事先竟然还未看过，真是史无前例。”葡萄牙人埋怨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中国人反对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移交给日本；意大利代表则对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确立条款有异议。让所有人惊讶的是，马歇尔·福煦要求大家听他发言，他最后请求把莱茵河作为德法分界线。克雷孟梭蛮横地质问他为什么如此激动？“可笑吗？”福煦回答说，“这是出于我的良知。”他对《纽约时报》说：“下一次，记住，德国会万无一失。他们将突围进入法国北部，并夺取英吉利海峡上的港口作为反英格兰的基地。”巧的是，他去世20周年的祭日恰好是希特勒的死期。
福煦警告不要刁难和谈者。“每个人似乎都为和平条款而欢呼，”弗朗西丝·史蒂文森报道说，“他们不会发现任何问题，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严格认真地对待。”看着印刷好的条约，威尔逊自豪地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我们四人完成了最伟大的工作。我希望余生能有足够的时间通读整个条款。”克雷孟梭也很高兴，“最后的结果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项事关人类的工作，作为结果，它并不尽善尽美。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做得既快又好。”当威尔逊问他们是否会带着大礼帽参加与德国的会面，这位老人回答，“是的，插着羽毛的帽子。”
在凡尔赛阴冷的喷泉酒店，有包括外交官、秘书和新闻记者在内的大约180名德国代表，他们在焦急地等待。如一位美国观察家所说，他们带着“兴奋而反常的情绪”从柏林出发，确信将被当作贱民对待，他们在法国受到的待遇验证了这种糟糕的恐惧。当载着他们的专列进入被战争毁坏的区域时，法国人将车速降了下来：一位德国人说，这是一种“精神鞭笞”，也是一种预兆。“可怕的四年半时间里，生命被残害，财富被摧毁，却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我们。”一到巴黎，他们就匆忙钻进了巴士，在重重护卫下被送到凡尔赛，他们的行李被随便地堆放在酒店庭院里，并被粗鲁地告知自己取行李。1871年，法国领导人与俾斯麦曾在这个酒店谈判。现在酒店四周安了栅栏，法国人称是为了德国人的安全。德国人嘟囔这是把他们当作“展览会上被展出的黑人村庄里的黑人村民”。
代表团团长是德国外交部长布罗克多夫·兰曹。他是理所当然的人选。他曾为旧帝国外交部门工作，成绩卓著，与其他同僚不同，他接受新的统治并与现当政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良好关系。战争期间，他严厉批评德国政策，并强烈要求达成妥协的和平。他也是糟糕的人选。他戴着单眼镜，傲慢、狡猾，受过很好的训练，看起来像刚从德皇庭院里溜达出来（确实，他的孪生兄弟为德皇管理财产）。他的家族古老而显赫：兰曹家族曾为丹麦、德国以及17世纪的法国工作。据传，马歇尔·兰曹是路易十四的亲生父亲。当法国军官向布罗克多夫·兰曹问及此事时，这位伯爵回答：“哦，是的，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在我的家族里，波旁皇族一直被认为是兰曹家族的私生子。”他机智诙谐、残酷且反复无常，许多人惧怕他。他喜欢香槟和白兰地，据说是非常嗜好。柏林英军使团头领认为他还吸毒。
1919年，布罗克多夫·兰曹与许多同胞一样寄希望于美国。他认为经过这么久的磨合，美国应该认识到无论其经济还是政治利益都与一个复兴的德国密切相关。两国可以与英国并肩作战，或许还有法国，共同阻击东方布尔什维克。如果美英分裂，结果很可能是美国权衡利弊后选择联合强大的德国。与许多德国人一样，布罗克多夫·兰曹也认为威尔逊总统会确保和平条款温和适度。毕竟，根据威尔逊的建议德国成立了共和国。这已显示它良好的信用。
多数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因为十四点原则将作为和平条约依据而投降的。驻柏林美国外交官埃利斯·德雷泽尔报告说，“那些人民被告知，德国是在一次干净利落的战斗后被不幸击败的，罪魁祸首是国内士气遭到了封锁的毁灭性影响，或许还有领导者们不切实际的计划。但他们会请求中肯的威尔逊总统给德国一个折中的和平。”毫无疑问将会做一定补偿，但对战争耗费未提及。它将成为国联的一员。它的殖民地将得以保留，并且可以按他们的想法实施自治原则。德国奥地利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入德国。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德语区当然仍归德国所有。德国人占主导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可以用投票方式决定未来。
和平后的第一个月，德国紧紧抓住十四点原则这根救命稻草，丝毫没有意识到胜利者们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许多熟悉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物——皇帝、军队和官僚机构——不复存在，留下令人不安的希望和恐惧。这个国家还不到五十岁；它能够继续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巴伐利亚人和莱茵兰人期望重获在德国诞生的1870年失去的独立。极“左”革命派则梦想着另一个俄国革命，并且起义一度在不同城市不约而同地发生，他们的梦想似乎唾手可得。托马斯·曼恩近乎兴奋地谈论着文明的终结。各政党挣扎着试图重新自我定位。人们普遍恐惧德国社会将被取代；古老的道德标准已经消失。或许可以理解，人们不愿认真思考将来，尤其是正在巴黎被炮制的未来。德雷泽尔说，“奇怪的是大多数人对与和平相关问题的漠不关心。他们急欲利用片刻欢娱忘却过去的灾难，狂欢随处可见。剧院、舞厅、赌场以及跑马场空前人满为患。”一位杰出的德国学者牢记着那“停战时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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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2）
一些德国人开始调查他们等待的几个月里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外交部则研究协约国新闻报道，寻找胜利者之间的分歧。并与协约国直接接触，商谈解除封锁或是停战条款。协约国代表总是讨论重大问题。美国情报官员康格上校暗示他在巴黎代表中拥有很高的权力。他是哈佛毕业生，专门研究古老的东方宗教和东方古典音乐。他告诉与他相对应的德国官员，在停战问题上，美法关系紧张，并断言威尔逊总统将反对法国的过分要求。他还给了德国人许多建议。比如制订宪法时，可以借鉴美国模式，赋予总统相当的权力。德国外交部适时地将建议传达给了后来的《魏玛宪法》的制订者。阿格尼教授名义上是普通外交官，实际上是法国驻瑞士情报机构的头头，1919年3月他与柏林的德国知名人士秘密会谈。他留下的误导概念是，如果德国默许法国对萨尔矿山的控制权以及对莱茵兰的占领，法国准备缓和补偿问题和西里西亚问题。德国试图把这个人当作信使。1919年4月，当美国人德雷泽尔告诉布罗克多夫·兰曹，德国必须承认法国对萨尔以及自由城但泽的控制权时，这个德国人愤怒了。“我没有任何理由签订和平条约。”并且加上了至今仍很熟悉的警告语：“如果协约坚持这些条件，那么我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是不可避免的。”1919年，与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发现革命这个怪物在给和谈者施加压力上很有用。有资料显示，其实德国政府倒并未把这个威胁当回事。
德国关注的是将与协约国商谈赔款问题。1918年11月，德国政府成立特别和平代理处，艰难地工作了一个冬天，制作了一卷卷详细的计划、地图、备忘录、建议和反面意见，供德国代表使用。当专列驶向凡尔赛，随车携带的许多柳条箱里装满了为这次前所未有的谈判所准备的资料。
在凡尔赛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德国人不停地顽强工作。因为他们确信法国在监听，所以所有会议都演奏音乐，代表轮流演奏选自《汤豪舍》（瓦格纳的３幕歌剧，作于1842…1845年，完整标题为《汤豪舍以及瓦尔特堡的歌咏比赛》——译注）的“匈牙利狂想曲”或“朝圣进行曲”，或者播放特意从柏林带来的留声机。按民主新德国的精神，代表们一起坐在长长的餐桌旁吃饭，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