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少年杨锦麟不可能想象出，当年父亲曾经一个人独自站在江水滔滔的桥墩底下，只身阻挡着刚刚从苏联引进的打桩船对桥墩不断的冲撞，长达二十个小时，几乎冻僵了，几乎因此丧失了性命，因此确保了东山战役惟一的运输管道——漳州江东桥畅通，所建立的功勋与自己生命之间的关系；但若干年后，杨锦麟时常提到，如若父亲在那场战斗中不但成就了英雄业绩，也由此成为了烈士，杨锦麟就成了孤儿，尔后人生故事就要改写。1953年，正是杨锦麟出生那年，儿子几乎是伴着父亲的捷报而来，双喜临门让杨锦麟一家赶上了。
感怀身世，童年时那些快乐和深忧的时光，杨锦麟深深体味了什么叫做造化弄人。显然，这都是后话。
造化，其实一直在捉弄人。
“ 厦门沦陷前，父亲参加了当时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以童子军大队长的身份，参与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在当时的陆军医院不眠不休数天数夜，坚持到最后一批才撤离到‘万国租借鼓浪屿’。”年幼时，父亲的形象高大，百分百儿子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然而，这一切异常地短暂，不等杨锦麟兄妹们细细品味、陶醉，已被一个个“ 地覆天翻”的运动裹胁而去，扫荡一空。
五、“ 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
1965年，杨锦麟以骄人成绩考入初中。
他的母校，是与辛亥革命齐名，享誉八闽大地的双十中学。台海关系紧张的六十年代初，学校一度更名为第八中学。所以，杨锦麟的履历表上，当其时填写的也只能是第八中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文革”结束，学校重新恢复为原来的“ 双十”。
当年的升中考试，杨锦麟是校方争抢的优生。如果不是八中捷足先登，杨锦麟很可能被另一所名校——厦门一中挖走。倘若这样，在那里他会遇到一位同乡、知青农友、厦门的女儿，著名诗人舒婷。
说到底，还是为了省钱，省下一笔搭公交车的钱，八中离杨锦麟家近。要知道，现在看来不过区区小数的车资，当年杨锦麟全都靠自己去挣的。厦门溽热的天气让人筋疲力尽，木板房里，整个暑假，兄妹几个没完没了地糊纸盒，简单几个动作重复又重复，机械无趣，一边劳作，一边算计，然后变现，结果不过是一个学期的学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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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过去（4）
杨锦麟最终没有就读厦门一中，时任校长的王毅林对孩子的父亲、自己的老朋友颇有微辞。王校长口里叨叨着，老杨连个就近照顾世侄的机会都不给，实在也是因为惜才心切，不愿失去一名好学生。
与王毅林校长的交情，在父亲看来是自己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这不仅因为王校长解放前担任过厦门地下党城工部（市委）书记，还在于俩人曾有过一段并肩相处的经历。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记忆。
对这段小插曲，几近四十年后，年已半百的杨锦麟在双十校友总会出版的《感悟双十》一书中慨叹：“ 当年，如果因此而进入一中，我也就没有感悟双十的福份了。”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是杨锦麟应双十校友总会所作。这篇杨锦麟鲜有的回忆过去的长文，起因于“ 双十”总会几代校友几度敦促，一番盛情难却，杨锦麟确实也有割舍不断的母校情结。“ 感怀双十”，还有杨锦麟无法推托的第三个理由——惊叹于厦门老三届知青群体追思过往，不懈的执着。为此，他还仔细拜读过《告诉后代——厦门老知青人生纪实》，这本厦门知青合著，被称为是“ 二十世纪中国老三届知青最大的一部书”。
厦门老三届知青的执着有目共睹，实例为证。
2001年，纪念厦门特区创办二十周年的系列庆典，专门安排了“ 中国厦门老三届知青文化周”。1969年9月，短短一个月时间，仅仅二十万人口的厦门，就动员了近三万人，背井离乡，到闽西落后边远山区插队落户，全城动容。三十五年后，“ 2004厦门知青文化活动年”——厦门似乎动员了全城，全年都在为此祭奠、追忆、找寻和唤醒。整个活动的最高潮，当早年名闻全国的三位知青英模侯隽、邢燕子、董加耕出现，竟然让年过半百的厦门知青排起长队签名合影，过足了“ 追星一族”的瘾。
回到杨锦麟开学第一天。
新生入学典礼设在校园宽敞的草坪上，这一天，阳光灿烂，照耀着祖国的花朵们，甜美的笑脸和炯炯的目光充满着期待。校长用宏大的嗓音致辞，一句接一句发问的声音，不等杨锦麟听清楚，整个操场，应声四起，好似“ 千营共呼”的军旅之象。就是这一幕，足以令初一新生杨锦麟欣喜，要说亢奋也不足为过了。
新校园、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一切从“ 新”开始，这种情绪持续着，第二学期很快到了。
1966年，“ 文革”爆发，这场由校园、从文化知识界起始的革命风暴，在多重因素的催化下，如火如荼，很快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社会政治运动。杨锦麟就读的八中，往日的风轻月白荡然无存，校园里也已经开始放不下一张书桌，所有那个时期各地上演的人间悲剧，八中无一幸免地演绎着。
那时候，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迅速蔓延，追随、捍卫是大多数青年人的自觉，加入“ 红卫兵”则是最鲜亮的标志之一。杨锦麟当然不甘落后。
一次，学校发给杨锦麟一张申请表，要求他“ 如实填写家庭成员及政治履历、历史问题，不得隐瞒”。杨锦麟兴冲冲地赶回家报喜，阳光洒在这个快乐的少年身上，一路上连小鸟儿都在枝头歌个不停。奇怪的是，父母亲却没有想象的那样兴奋，祖父脸上掠过丝丝不安，也许，他已经感到了什么。
果然，自从那以后，许多事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这种戏剧性的急转直下，因何而起，又从何而来，杨锦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点回过味道的。总之，一切都变了。
其实，家里的气氛早在学校填表之前就不同往日了。以前热闹的门庭稀落了，父母的笑声也少了，祖父、祖母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只是，学校里的革命正天翻地覆、轰轰烈烈，追赶革命形势都来不及，杨锦麟正在积极进步，根本无暇也无从顾及家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
这一天终于来了。
晚饭过后，天色渐暗兼带细雨，密密匝匝，到处湿漉漉的，像是连声音都湿了。父亲少有的关起房门，神色凝重，欲言又止。望着父亲，杨锦麟脑子里突然冒出“ 背影”两个字，那是他读过的课文，朱自清的名篇。父亲的衰老也是像突然间到来的，其实，父亲那时正值男人最骄傲的壮年。
杨锦麟感觉屋子里空气慢慢稀薄，让他窒息。时间在那一刻停滞了，屋外同样一片寂静，只有雨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嚅嗫、呓语般，终于把自己被定性为“ 敌我矛盾”的真实，告诉了杨锦麟——这个尚不满十四岁的男孩。
日后看来，这实际上是一次成人间的谈话。
父亲捶胸顿足、失声饮泣。那双充满负疚愧责、茫然不知所措的眼睛，深深定格在杨锦麟的记忆中。
从此，杨锦麟面前的父亲不再伟岸。
“ 也就是从那一刻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十四岁花季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付铁镣伴随我走上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如果说，历史为每一代人提供的机会大致相等，那么，它向每一人昭示的“ 神喻”的确不尽相同。
同样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杨锦麟那一代人从降生起，就已经被按照出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红五类”是革命当然的接班人，“ 黑五类”则是革命对象。当时的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算不上工整对仗，却因为真实在那个时代不胫而走。这样说来，“ 黑五类”子女的改造不但必须，而且必须彻底，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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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过去（5）
“ 我是在努力争取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为红卫兵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原来一早就是‘黑五类’的孩子，早就烙上政治另类的印记，没有资格接受红色风暴的洗礼，连边缘体都没有资格。”感怀“ 双十”的岁月，杨锦麟曾这样写道。
脱胎换骨，要从骨血里认清自己的王八蛋、黑五类本质，而后挤进灵魂的屠场，阉割肢解，虔诚地改造、本真地救赎。这一幕像极了绍兴鲁镇上的祥林嫂，不断地表白，试图以各种机会洗刷干净自己的罪孽，等待那个获救的除夕来临。
从“ 祖国的花朵”，一下子变成改造的对象，突如其来的巨大落差，正如同人们熟知的，鲁迅先生所描述的“ 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途路中”，杨锦麟看见了“ 世人的真面目”，“ 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自然地理中的厦门，原本是没有寒冬的，似火的烈日渐渐退去，社会政治气候风刀霜剑冰冷如冬，全然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始终不愿意回顾，实在是因为那一段少年往事，在杨锦麟看来，欢笑或许存在过，却亦淡忘模糊，刻骨铭心的只有盲从的愚昧，辛酸的痛楚。
中学时代，杨锦麟经历了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
六、转眼间，成了老三届
号称三年初中，开课学习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足八个月光景。其余的，不是在病态的自闭、压抑中泯灭着青春期最可贵的好奇、无拘无束；就是取消升学考试之后，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老师们挨批被斗，外加枪声哀声不断。杨锦麟说，那是家家放低灯罩、涂黑玻璃窗的日子；是人人“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思想亢奋，推翻一切的臆症的日子；又是人人情绪紧绷、彼此仇视的日子。怀疑就是冒犯，多愁善感只会妨碍进步，退却更是绝望，“ 如若你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就和他们在一起”，“ 打倒”和“ 万岁”……还有比这更不幸的吗？
1966年冬天，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是杨锦麟的头等大事。学校僻静的教研室里，由学姐学兄们带着，杨锦麟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印制革命传单。工序本身不难，只要重复，杨锦麟很快掌握了，但每天满手油墨、昏天黑地地忙碌着，一想到校园内外红卫兵手里的传单是自己亲手印制的，狂热、亢奋才是要命，至于其他事情相比起来已显得毫无意义。杨锦麟欣喜若狂，意乱情迷。
嘴里叼着香烟，三指宽的硬牛皮皮带，紧紧束着不知从哪里搞到的褪了色的军装，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装束，同学们全副武装起来，思想上跟上时代的步伐还不足够，还要彻头彻尾、从内到外。
尽管杨锦麟依然不是名义上的“ 红卫兵”，却还在虔诚、积极地做着能够改造、洗刷自己的任何事情。他一直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
投入战斗吧，行动起来，才是重要的。
那些日子杨锦麟很少与家人见面，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没日没夜地印制传单，这也是他洗涮自己原罪的惟一方式。
前景依然灰雾般的迷茫、混沌，可青春却在不停地焕发，按照其特有的方式。生命激情使杨锦麟无时无刻不在幻想一个壮举——希望自己能在为一场保卫革命路线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献身。他无数次地沉浸在自己制造的场景，像一个狂想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弹射中心脏，自己缓缓地倒在血泊中，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心头的夙愿，虽然夸张，但并非血腥、恐怖，甚至带有几分曼妙，不可思议。死亡的光辉，让痴狂光彩夺目。
当然，这一辉煌瞬间，杨锦麟终于没有如愿所偿，但这场白日梦还是让他向往了很久。
真实情形却处处显现严酷。
校园里接连不断的武斗，好几次，呼啸的子弹几乎是贴着他的鼻子、身体穿过，而且不止一次。命虽然捡回来了，但多少有些后怕，不时脑子里会冒出胆怯、动摇，使杨锦麟对自己有了一种卑鄙感，这让他痛苦不安。
所谓三年初中，实际上杨锦麟和同学们只接受了少得可怜的教育，而“ 老三届”集体却被创造性地称之为“ 知识青年”。“ 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倒是很够格的（当时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像同时期的北京下乡知青王小波所说的。本该是读书的年龄，却天南地北地在北大荒开垦、在内蒙古草原牧羊、在云南挖坑、在海南岛割橡胶……只有再教育，才是他们惟一的出路。
历史在这里上演了滑稽、荒唐的一幕。
在大陆，按毕业时间计算，人们把1966、1967、1968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统称为“ 老三届”。这在中国是有着特殊社会政治含义的专有名词，纪录着整个民族心痛的历史，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因而也成为那一代人共同拥有的名字。
杨锦麟属于“ 老三届”的尾巴，同样是亲历者。
广阔天地，“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1）
一、一代人全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抵押
1968年夏天，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个高潮年中，杨锦麟初中“ 毕业”。
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杨锦麟和他的同代人“ 很有必要”，也是惟一的出路。
按照时间的划分，当年知青下乡大体分为三拨，第一拨是杨锦麟出生的1953年到1966年“ 文革”前夕，响应“ 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口号，城市青年主动或半主动下乡，作为青年学生在继续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