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或半主动下乡，作为青年学生在继续读书、做工、当兵之外的又一种生活选择，火热的“ 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感召是重要诱因。侯隽、邢燕子、董家耕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68年至1971年，“ 文革”中下乡的知青，所谓的革命闯将——红卫兵，各地的总数约一千八百万人，半主动或多半被动，更像是一次强制性的人口大迁徙，范围波及全国。1969年9月，也就是杨锦麟下乡的第二年，仅仅二十万人口的厦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 动员”了近三万人离乡背井，插队落户的地点是在闽西落后的边远山区。
下乡青年最后一拨是1972年至1979年的中学毕业生，那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有所改良，强制性的力度有所减弱。大部分的下乡地点由边远山区改为城市郊区，以集体农场取代星散的插队，注意给知青一些“ 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但这已经是杨锦麟弟弟妹妹们所经历的了。
杨锦麟再一次被命运裹胁而去。
学校草草发了张毕业文凭，算是个交代，杨锦麟初中毕业了。随即，离家的日子很快确定了，全部都是组织的安排。
等待出发的那些天，杨锦麟全家在一片忙乱中无所适从，时间过去得很快。奇怪的是，那时的杨锦麟居然一点伤感也没有。
屋角的阳光，檐下的清影，飘飞的纸鸢，邻家的玩伴……离开自己从小熟悉的环境，离开厦门，离开家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一无所知、完全陌生的生活……按常理说来，杨锦麟应该是感伤的。但确切地说，杨锦麟是怀着尽快摆脱的心态离开的——离家远行即将带来的刺激、兴奋，他几乎掩饰不住。
向往、渴求新知，原本属于青年人的天性，杨锦麟也不例外；而他内心深处期盼的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彻底洗尽身上的斑斑旧痕。事实上他一度不曾回家，很久以来他就希望逃之夭夭——背负原罪，一直沉重地压迫着，让他透不过气来。
二、出发，在十五岁生日那天
眼下的确是一个机会。开赴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妈妈在为儿子的远行准备着，小心翼翼地。一家人都刻意避开提起个“ 走”字，好像那样就可以留住时间。家人还约定，送站的时候谁都不许哭。
那个季节，和许多城市一样，厦门最忙碌的地方是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人从这里离开，更多的人来来往往地送行，而今天送行的人也###天就走，走的人却不知道何时归来。喧嚣、热闹的表面，悲凉早已从人们的心头蔓延开去。
生命中离别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反革命分子”的父亲照例是没有资格送行的，只是在自家的门前，父亲好像若无其事地和儿子挥挥手，杨锦麟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也许那一刻，他压根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那个场面，人们已经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反复熟悉过了。火车站台，锣鼓喧天，高音喇叭轮番播放着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激昂亢奋的人群，大家围成一圈，喊着唱着，各种队伍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火车还没开动，妈妈已经忍不住地偷偷抹着泪水。
此刻，杨锦麟们正在为莫名其妙的憧憬欣喜若狂。再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岂是革命战士的行为。一纸毕业证书算个什么，没有劳动者粗糙的双手，才是最可耻的。知青队伍中的每个人，手都捧着一双橡胶制成的“ 草鞋”、一套《毛泽东选集》，这才是最值得炫耀，最最珍贵的。
一声悠长的汽笛，车轮缓缓转动的时候，杨锦麟竟然不知该做怎样的告别，妈妈追着列车小跑，直到站台尽头。阳光依然照耀，妈妈、厦门、喧嚣统统被甩在了后面，渐渐消失；铁轨很亮，很耀眼，通到很远的无边。火车到达第一个停靠站，杨锦麟却悄悄流泪了——对未来的茫然和对陌生的恐惧，前方一片空白……
站台上的那一刻，杨锦麟的、一车年轻人的“ 成人仪式”就这样完成了。
火车早已看不见了，依然伫立站台的妈妈突然想起，今天是儿子的生日。
杨锦麟刚刚满十五岁。
“ 这往下你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不管怎样的。因为，除此之外这世界上没有你赖以存活之路，为此你自己一定要理解真正的顽强是怎么回事。”十五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杨锦麟离开家，去远方陌生的乡村，在那里求生。
舒婷，著名诗人，余光中诗里称赞的“ 厦门的女儿”，恰巧比杨锦麟早一年升读厦门一中。同样因父亲问题受到牵连（在1957年国内那场著名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她在1969年那个九月，往闽西插队落户，经历过知青生活的所有苦难悲愤。这位不仅早期后来也是厦门文坛的中坚，她以诗歌崛起，用现代诗歌语言“ 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抒发胸臆。
广阔天地，“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2）
回忆插队生活，舒婷曾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我凝视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会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当然，这位杨锦麟的同龄兼同乡，差点还成为中学校友的诗人，最后结论是“ 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
三、最深刻的印象：一次次地挫败
随后八年的战天斗地，在那个地方，已没有多少人记得杨锦麟，而那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杨锦麟亲身体会着。
杨锦麟接受再教育的地方不是宝塔山下、延河岸边这一类的革命圣地。厦门老三届上山下乡，主要集中在闽西老区的上杭、永定、武平三县。“ 当时的古田是闽西最贫困的一个地方。闽西一共有八个县，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踏遍了闽西七个县，就是古田没有留下足迹。”在这块伟大领袖惟一没有踏足的贫瘠的乡土，杨锦麟一呆竟是八个年头。
八年间，杨锦麟担水砍柴、插秧种地、烧瓦熏炭、养羊放牛……那块土地上一切的活，他都干过，无一例外。凭着勉强混了三年的所谓初中，杨锦麟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这一切都深深地嵌入他烟涛渺茫的人生背景，难以褪却。
八年农村生活，完全陌生的自然环境，信息渠道闭塞，彼此间隔膜戒备的人际往来，加之精神重负、体力透支，这一切恰恰都发生在一个年轻人思想、身体同样需要滋养、长成的年代。八年光阴荏苒，杨锦麟那一代人陷入了极度贫困，极度饥饿，无论是精神抑或物质。
初来乍到，杨锦麟先是在武平象洞联防大队司前生产队，尔后又辗转联防大队的径子耕山队，象洞林场。不停地变动，个中缘由，仍然是受“ 反动家庭”的连坐。这种循环往复的情势一直持续，直到他到1977年病退回城。
当年，一场全国性的涉及并影响一代人，轰轰烈烈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其所造成的苦难生活，曾被一些备受推崇的知青文学，描述成道德自救而被放大、讴歌。从一片神奇土地上升腾出“ 悲壮的青春”，积蓄为一代人的巨大精神财富——所谓苦难是圣者必须的经历。同样地，对“ 那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批评者认为，那些充满浅薄诗意的粉饰，由于缺乏历史层面上的担当，忘记了自省与批判，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被透射在失败的历史上。
一直以来，杨锦麟以他执拗的诚实拒绝趋奉，这所谓“ 大有作为”的八年，在他，无疑是一串恶梦的连缀。
为母校追寻感怀之前，多年来，作为“ 老三届”知青其中的一分子，杨锦麟曾不止一次地获邀为知青集体回忆之类的出版物撰文增色，被他一概婉拒。“ 不是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乃理由之一，尤其对那段过往。他困惑于自己同龄伙伴的大多数，“ 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人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而忽略“ 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颤栗的那一面”，这到底是一种“ 善意的回避，还是刻意的遗忘”，对此，杨锦麟至今仍不得其解。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令杨锦麟徘徊再三，费尽踌躇。为了忘却的纪念，深刻的自省，恰恰成为杨锦麟知青生活难得的一段记述和感怀。
八年知青岁月，杨锦麟反思，给他记忆最多的居然只有苦难，只有挫败。他曾经千方百计地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打击依然一个接着一个。
下乡八年，杨锦麟换了记不清的地方。良种场，家里有点权势、有后门的人争破了头。杨锦麟靠着竭力表现，好不容易争取到，没几天还是让位；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当上了小学代课老师，却被揭发“ 黑五类”的家事，立即又被赶出学校……
还有一次，知青点分到一个中专名额，杨锦麟已经被提名，为保险起见，他赶了八十里路，去县里求人，结果还是被调包顶替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对方苦大仇深，可知青队都传开了，对方送给公社一部翻斗车，当时绝对的紧俏货。
…………
类似事情从没有间断过。
“ 三次招工、三次招生都没戏，那时做人还会有成功感吗？何来亲切的回忆，纯粹扯淡！”
“ 你可以想象，一个要进步、赎罪的人，为了争取入团，他要不停地像祥林嫂一样讲述自己家庭的不是。当时冲动起来，真想把对方给杀了。”时光无情地流逝，往事其实从未销声匿迹，回忆起来每每令杨锦麟愤恨难平。
四、难得的片刻欢娱
改天换地的豪迈，在现实面前很快变成沧海一粟的孤寂。
饥饿、超强劳作，发生在每一个知青点。在乡村里，知青们为了生存，悲剧不断发生，挨不住饥饿，去偷能偷到的一切，冲突、集体械斗，互相残杀绝非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有一次，杨锦麟到公社墟场卖甘蔗，发现小孩偷甘蔗，他大声喝止，可那些孩子非但不理，还高喊叫骂着“ 黑五类”，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几乎变成了杨锦麟的批斗会。下意识地一种冲动，如果不是在场另一位同学死死抓住不放，杨锦麟当时就想抓起一把镰刀劈过去，“ 那是一种疯狂，也是一种反抗。”
激愤和不安，是当时知青心中的两种情绪。公开站出来抵抗是不可想象的，消极、抵触都只能沉默于内心，最多发生在私下范围中。
广阔天地，“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3）
还有一件小事，杨锦麟至今印象深刻，提起来不免动容。
从代课老师的讲台被赶回农场，杨锦麟的接受再教育变成了劳动改造。一天，他挑着大粪经过学校操场，孩子们发现后，一个个从教室里跑出来，把小杨老师团团围住，哭喊着要小杨老师回来教书，一出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现实版——不同年龄却同处一间教室的孩子，恳求着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小杨老师留下来。当着孩子们的面，杨锦麟流泪了。“ 那次，大粪特别臭，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每每提及此事，他总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像是这样才能彻底摆脱大粪的其臭无比。
日后很长一段时间，杨锦麟时常会定格在那个特殊场面，想来心下定是一片悲凉。
应该说，当年所谓的初中毕业生杨锦麟的学识非常有限，但他的“ 诲人不倦”却滋养了和那块土地一样贫瘠的孩子们。
代课小学老师的时间不长，但小杨老师的到来，让乡村的孩子们觉得世界变大了许多。实际上，小杨老师的年龄比学生大不了多少，可老师毕竟是老师，含糊不得。看上去，杨老师很“ 外气（洋气）”，教起课来却很有趣，再难的课文，老师一讲立刻变得好懂又好玩。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赏识教育，那时的小杨老师每天用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杨锦麟第一次了解什么叫“ 复式教学”，他代的就是四年级、五年级合一的班级，半节课教的是四年级，半节课教的是五年级，一边布置课堂作业，另一边背诵课文，不亦乐乎。
仅仅是“ 代课”身份，杨锦麟的语文课居然短时间内名声在外，当地公社还曾组织过其他学校的语文教师，专门听他示范作文课。“ 可见，当时自己还是很努力的。”杨锦麟追忆往事，这是少有的宽慰之一。幸福的光阴总是很短暂的，杨锦麟的代课教师生涯，因为自己被列入“ 可再教育好的子女”行列，不久就结束了。命途多舛，对杨锦麟来说，已经见怪不怪。
初到知青队，杨锦麟属积极分子，在大队小学代课，还是“ 一打三反贫宣队”成员，白天协助割“ 资本主义尾巴”，他记得很清楚，三只鸭子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三只鸭子以上，就是“ 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白天带人下田下地割“ 资本主义尾巴”，晚上被抓来的“ 资本主义尾巴”，统统被宰了，煮了，打了牙祭。“ 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是大队知青唯一一位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的人。傍晚，杨锦麟回到农友的保管仓库时，一屋子满满都是大队男知青。一伙人聚在仓库里，等着杨锦麟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急于想知道。还有知青扬言，如果杨锦麟不照实说来，就把他灭了。
杨锦麟终于回来了。按照上级规定，杨锦麟没有传达的义务，也不敢乱说。于是，所有在场的知青发誓，谁要把杨锦麟今天说的事捅出去，先收拾掉他。事情到了这步，杨锦麟不说看来是不可能了，毕竟事关重大，怎么说才好。所幸杨锦麟记忆力超强，几乎倒背如流。但在当时，杨锦麟的口才表演纯属于泄密。
一般记载，“ 林彪事件”是从1971年10月中旬以后，由党内逐步向党外传开的。“ 文革”中对接班人林彪高频度的宣传，使很多人听闻“ 林彪事件”的机密，目瞪口呆，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据说，当时还有个别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出现了反应性精神病。更多人们包括孩子却因此牢记了一个外国地名：温都尔汗；知道了一种外国飞机：三叉机。对一个隐藏如此之深的阴谋家的揭露，也让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