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首先来自资料的极度匮乏。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当时的大陆学界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是在条件相对优厚、专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厦大这所机构，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
起步是艰辛的。虽然杨锦麟已经是竭尽所能地广泛、大量地搜集可能获得的报章、刊物和其他资料，但这些资料对于一个深入研究者而言，显然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那时的杨锦麟自然也无法像今天一样，自由地行走于两岸三地，他只能是在海峡这一边的大陆，凭窗眺望，苦思冥想，而无法实地考察李万居活动过的台湾外部环境，以增获更多感性体验。因此，从选题酝酿，收集、整理资料到撰写大纲、完成书稿，杨锦麟前后花费了近七年的时间。
杨锦麟这部早年著述，虽以评说结构，学术价值却远远高于此。
蜚声海内外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 台湾学”始创者陈孔立教授，一向非常得意杨锦麟，对自己的这个学生偏爱有加。大病初愈，陈孔立亲自为《李万居评传》作序，评价这是“ 一项为台湾反对运动寻根探源的工作”。“ 作者把李万居放在当时的台湾，台湾与整个中国，乃至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见解独到”，他还称赞该书“ 学术价值不囿于一部历史人物评传的范围内”。
初出茅庐的第一部专著就受到如此评价，并很快引起业界瞩目，可见杨锦麟出手不凡。
“ 鲁莽书生”，是杨锦麟对李万居二重性格的高度概括。评传中，杨锦麟大着笔墨，对这一互相排斥的概念，充分挖掘，将李万居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深邃痛苦的心理搏斗，模糊矛盾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李万居为人坦诚的豪放不羁，阔论嗜饮，评传也给予充分展示。
李万居性格充满矛盾，对其一生最具跌宕起伏、起承转合的时期，杨锦麟在评传中这样论述：“ 比如他的思想构成，既有相当传统的中国道德伦理观念，又嫁接有来自资产阶级精神文明发源地的法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既鼓吹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思想，但又极力反对其长子李南辉与著名影星林枫的恋情；他既希望为体制所容纳、所接受，但又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为仕途畅顺而卑膝奴颜；他实际上只要稍作姿态，既可以被当局所青睐，但他偏偏又执着选择另一条政治不归路。”实在是入木三分。难怪对于李万居的为人品行，政治人士不乏交口称赞，可他们偏偏不会去步之后尘。
由叙事而点评，直抒胸臆，或许可以这样说，杨锦麟日后在电视上读报点评，关注焦点，纵论国事天下事，此时已多少显露出端倪。
“ 尽瘁一生为自由”、“ 哪堪豪气尽销磨”，《李万居评传》全篇飞扬着杨锦麟的文采诗心，充盈灵气的文字比比皆是。断定自己的文学细胞不会逊色中文系学生，杨锦麟这方面很是自负。
办报是李万居生平最为重要的业绩之一，杨锦麟写道，李万居创办《公论报》除去不愿屈膝长揖、消磨傲骨之外，更充分体现其不改初衷的理想主义色彩。杨氏评传叙史夹议，评点抒怀，他又写道，李万居耿直坦率，嫉恶如仇，喜怒形于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性格，本来就很难适应官场政治，而办报立言，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经济风险，他的这种选择固然体现其理想抱负，但已经是一场政治悲剧的开始。
杨锦麟此一番描述，让人觉得不平之气砰然升起。“ 李万居创办的《公论报》寿终正寝了，回忆当年报纸惨淡经营的情形，今天已散处台湾各报服务的旧人，应该都感喟。”《公论报》伴随着李万居度过了十三个风雨如盘的岁月，走过了曲折坎坷的路程，它的被迫休刊，杨锦麟认为，这是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上一曲震愦人心的悲歌。
洋洋洒洒一部评传，杨锦麟依循主人公少年时代、抗战时期、台湾光复、“ 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办报、问政、组党过程展开，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思想活动纵向考察，叙述严谨而无刻意的渲染夸张。但对人物遭际中的真诚奉献与屡遭横逆，认同与排拒，追求与徘徊，充满悲剧、充满传奇的人生际遇，性情中人的杨锦麟自然不会放弃评点的机会，于是叙事述史之外，作者本人慷慨干云的豪气，升扬的哲思，浓厚的文人气质，纤毫毕现地展现出来。
阅读本身将是一种享受，这是对读者而言。
对这本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充满期待，有着切肤感受的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李南雄教授。这位有幸先睹为快的传主后人称，专著对于“ 先父一生所反映的历史演变与政治现象淋漓尽致的发挥”，帮助他厘清了1949年后台湾政治早期发展中一些较为深远的背景因素，以及政治结构上的根源。父亲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与经历，都在李南雄未成年时，“ 这部著作最大的贡献应是对先父个性的特点、思想的形成和所处的时代及政治局面，有一个较为细腻的分析。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尤其是对于“ 二·二八”事件前后台湾政局的剖析，以及###运动涉及的错综复杂关系，李南雄称也是从这部“ 颇具见地”、“ 颇为严肃认真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中得到有说服力的研判。站在家属的立场，李南雄在拜读这部著作时，颇有追思之意，享受着缅怀先父的人生况味。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大十年（5）
一部作品，于作者、读者双方而言，能如此心有灵犀，亦为难能可贵。
五、书途多舛，付梓出版也是一个八年
书终于写成了，写得相当不错。
有幸成为第一批读者的人，都在为杨锦麟的出手不凡欣喜。
然而，出版成了问题，尤其是作为一部带有学术探讨类的著作。主要是经费的筹措，颇费了一番心思，却始终不见什么希望。著述和传主一样，再一次地饱尝寂寞。李万居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又何尝不是如此。
李万居春风得意之时，台湾有许多大公司，纷纷请他担任董事、监事、理事，车马费按月自动送上门来，整日里宾客盈门，应接不暇。而当他无权无势，办报组党相继告败时，当年的食客惟恐避犹不及，更遑论请他出任这样那样的美差，果然是应了“ 贫居闹市无人问”之语。而他自己的诗句“ 梦寐忧时歌当哭，岁阑何计遣悲愁”，“ 堪怜枯寂心灵里，绝似空山一老僧”，正是这位末路英雄悲凉心态的真实写照。对此，台湾的评论家们淡淡地写道，社会很现实。
倾尽了杨锦麟数年心血的著述，此刻只能静静地躺在家中书柜的一角。夜深人静的时候，杨锦麟会经常地信手翻上几章，李万居“ 那堪豪气尽销磨”，昔时的铁汉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历时数年，自己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及思想活动的考察分析；对他的一些政论文章，包括在省议会时期部分质询发言及提案记录等史料的挖掘，首次披露；也包括为传主生平要事的每一细节的核准、证实，因无缘实地考察李万居生活实境，而又希望增加对历史的感性、立体认识，遍访先生的诸多旧属、友人、同事，彻夜长谈的那一幕幕，同样是历历在目……
每次翻阅，杨锦麟的心绪都交织着百感的情愫。而一些同事、友人为引荐书稿，奔走四方；尤其是恩师陈孔立教授大病初愈后，不但审阅书稿，“ 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还为拙著题签作序”，万般感激之余，更是加重了杨锦麟的不安。
《李万居评传》的序言中，陈孔立这样写道：“ 我想说的是，作者之所以能把李万居这个人物写得有时代感、立体感，就是因为他不是就李万居写李万居，而是把李万居放在当时的台湾、台湾与整个中国，乃至放在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他最后的结论是：“ 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囿于一部历史人物评传的范围内。”
也正是因为这个序言，还引发了日后的一件美谈。
出书既为文人之盛事，自然格外看重。早年是恩师为自己得意门生作序，门面生辉，若干年后则由杨锦麟执弟子礼，以“ 拜读”的恭谦，阐发心得，是以为序——师生情谊之间，这不能不说是饶有趣味的一段谈资。
2004年，陈孔立教授新著《观察台湾》付梓出版，业界评价这本台湾学研究的“ 精要之作”，将成为后来者研究这一时期台湾政治变迁的“ 历史证言”。著作具有如此份量，想必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对新作序言的人选，也是思量再三。最终，他还是把任务托付给了早年的弟子杨锦麟。
陈先生当然是有眼光的。
这不仅仅是多年的师生私谊，性情上相互知晓，彼此投契，更因为学问见识上的传承，——“ 没有自己的看法不写文章”，这是陈孔立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也是多年来他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对此，杨锦麟评述道：“ 作为一位有责任的研究者，他的所有观察分析和研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刻意迎合和揣摩官方或上级的旨意，更不是为了争取媒体的能见度，写一些未必是官方立场，但希望哗众取宠的文章。”他批评这种在大陆和海外屡见不鲜的作秀，“ 博出位”、“ 政治扒粪”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无助于增进两岸之间的了解沟通。在他看来，陈先生研究台湾问题和其他政治现象的态度、立场、宗旨和出发点，与之截然不同，因而更加难能可贵。杨锦麟继而顺理成章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从事对台工作的官员，都应该对台湾和台湾人民有真实的感情，要学会用台湾人的眼睛去观察，用台湾人的心情去感受，这样才能做到真正了解台湾，了解台湾人在想什么。”“ 这必须是一种设身处地，也是真正了解台湾的必须前提。”
杨锦麟推崇陈孔立和他所代表的“ 南派”学者的孜孜以求，认为陈老先生“ 则是这种实事求是研究台湾问题方法论最突出的集成者”，而这也是杨锦麟矢志效法追求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有责任心的学者，借老师专著出版，杨锦麟直抒胸臆，终于说出了多年一直想说的话。
言归正传。直到1992年，由香港林耀明基金会慷慨资助，一个在###奋斗的战士李万居，经由大陆学者杨锦麟的发掘、笔润，最终获得了新生。
整本书谈不上所谓的包装设计，浅绿色的封面上只简单地印着书名、作者姓名，内页的纸张很脆且薄，每一页都印的密密麻麻，如今也已经泛黄，根本无从和现在装帧考究、外表看上去很是阔绰富裕的出版物相比。但这洋洋二十多万字的专著，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其价值自然也不是秀外而内空的快餐读物所能相提并论的。
从提笔到出版，时隔八年，《李万居评传》终于尘埃落定。虽然，这时的杨锦麟已身在香港，成为了香港新移民，然而，他将这部自谦“ 可作为研究战后台湾政治社会发展史的辅助参考”著作的荣誉，始终归功于母校、归功于母校台研所的栽培。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大十年（6）
六、特别想感谢、特别要感谢的一个人
历时八年成就此书，杨锦麟需要表达谢意，恩师、友朋，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人当然都不在话下，既发自内心，也依循惯例。
新书出版的时候，还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不吐不快，并且只能对一个人，在书的后记，杨锦麟把看似平淡的一笔，重重地落在一个人，那个已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身上。
大学毕业，杨锦麟恋爱了。确切地说，应该是开始谈对象了。
没有什么浪漫的过程。
那天，系里某位热心的老师为杨锦麟介绍了对象。都是厦门同乡，没有丝毫言语不畅、习俗不同的沟通障碍。例行见面“ 相亲”，男女双方都是第一次。娴静大方、朴实善良，女性让人称道的品行，面前的这个姑娘皆有，何况她正值青春韶华。
亲事很快被订下来了，杨锦麟心理上的准备却不够充分。进照相馆拍结婚照，那时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的，也没有婚纱不婚纱的，全都是最简单快捷的俩人半身大头照。去照相那天，碰巧在照相馆门前遇到中学的一位女同学，还带了个孩子，可是不等对方开口，杨锦麟自己先闹了个满脸通红，像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现如今的年轻人感叹，结婚是坟墓，再炙热、浪漫的爱情，也经不起婚后生活的平凡、琐屑、俗气的磨蚀殆尽。对于杨锦麟恰恰相反，婚前许多被省略，或是不完全的恋爱过程，却是在婚后的日子里，被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滋养、长成的。厦门，阳光和雨水是那样的充沛。《李万居评传》前后耗费了杨锦麟八年时间，而杨锦麟的姻缘显然比一本书的时间开始得早，至今依然存活着，于平实之中透着一种坚韧。
在《李万居评传》里，有一节专门的篇章，叫做“ 佳侣良缘”，诗意地记述了传主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钟贤静，李万居相伴三十一年的爱妻，湘江岸边长成的大家闺秀，当年由章士钊先生引荐，结识了李万居，后来两人又在章士钊等一众见证下缔结良缘。李太太钟贤静名如其人，不仅是位温厚和蔼的贤妻良母，也是一生陪伴李万居共赴患难的挚友和助手。杨锦麟对这位女性不吝笔墨，大加褒奖赞美，是否有所寄寓，这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写作的艰辛难于言尽。“ 妻子为拙稿的撰写同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她不仅承担了繁重工作之外的所有繁重家务，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而且为了我的事业和学业，她牺牲了许多得以发挥其专长的机会。”杨锦麟惟有铭记，惟有“ 我深深地感激她”。
其实，在日后更长的时间里，也正是因为太太默默地付出，家里家外地操持忙碌，对父女俩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体贴，才有女儿学业上骄人的成绩，杨锦麟事业上的突飞猛进。杨锦麟记忆尤深的是，初到香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