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尤深的是，初到香港的日子，人生地不熟，生活上的拮据和居无定所，“ 太太的肩上也承担着超乎寻常的负担”。正是她的乐观和善解人意，很大程度上排解了杨锦麟心头的许多郁闷，以及无所适从的焦躁，对于陌生环境的隔膜。
还是报人时，杨锦麟的生活规律无疑异乎于一般朝九晚五的香港人，而是常年地昼伏夜出，频繁地异地采访，不可能像今天的新好男人一样，给家庭更多的照顾、家务上的分担。杨锦麟弥补内心愧疚的办法是，每年千方百计地抽出一个时间，陪太太和女儿外出度假。如今，爱女远在大洋彼岸求学，漂洋过海探望女儿或女儿放假的时间，就是成为杨锦麟夫妇最期待的天伦之乐。
加盟凤凰卫视，彻底改变了杨锦麟多年的生活起居习惯。虽然还是像从前一样忙碌奔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毕竟晚上可以早睡早起，没有了宵夜醉酒，在杨锦麟当然是少了平生的一大乐趣，但对太太而言，反倒是件大好事。
1975年，杨锦麟为了检验自己还能不能在更艰苦的环境中继续挣扎求存，花了三个月时间，把抽了###年的烟给戒了，至今已有三十年，算是男人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如今，为了做好节目，以及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酒也掌握在“ 适度调控”的范围之内。表面上看，杨锦麟大男人似地牢骚满腹，但家人的关切，他又何尝不心领神会，私底下充满感激和得意呢！
新人也好，性感的糟老头也罢，总之作为公众人物、公众知识分子的杨锦麟知名度自然是大大超过从前了。每天众多的观众来函、电子邮件中，包括外出的场合，向杨老师致意致敬，称自己是铁杆“ 麟迷”、超级粉丝的大有人在。对此，杨锦麟说，心里没有几分得意是骗人的，但同时保持几分惶恐更好，这能让自己始终抱着一种平常心。
七、重返母校，“ 当年我们就封他为铁嘴”
厦大始终是广开学府大门的厦大。
2004年仲春，厦门大学盛情延请杨锦麟为客座教授，并视之为厦大的骄傲。授赠仪式十分隆重，颇显气派，看得出母校的心思。以校友的身份重返，却如此礼遇和厚待，倒让杨锦麟这位昔日的学生“ 至今仍如坐针毡，坐立不安”，虽然杨锦麟一向自傲。
还是那个美丽如画的校园。当年，与自己一道共事、彼此熟悉的同事，现于今大多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或为重点学科、科技攻关带头人，响当当的知名学者，待遇优厚，令人仰视，这让自嘲仍在为稻粱谋、“ 香港负资产”的杨锦麟很是艳羡。“ 如果杨锦麟这家伙，当年不离开学校，也应该混个这导那导当当吧。”宴席间，杨锦麟还不忘拿自己来开涮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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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大十年（7）
虽然，杨锦麟同样被冠之于学者之名，还被母校延为教授，但比起过往的同事，杨锦麟经常地有几分惶恐。自忖“ 学者龄”实在太短，“ 坐”的学问仍不够厚重，而这又非胡适博士“ 女子的裙子，越短便越好”的著名演讲辞可以比照。学问要做得深、钻得透，除了天资、方法和识见，在杨锦麟看来，的确还需要有经年累月的积攒，皓首穷经，甚至为一辈子、几代人孜孜以求。这也正是母校给他的启迪——学者、学者，当是有能力学习者。
离开台湾研究所，确切说法应该是研究院多年，所幸杨锦麟从来没有停止过“ 自我增值”。他始终未敢有丝毫的松懈、倦怠，这不仅是曾经经历过的知识极度贫困，又或因为香港社会生活重压的驱使，在杨锦麟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已经成为了多年的一种养成，一种自觉与自醒，是渗透到骨子里的根深蒂固的东西。这既成为了杨锦麟《有报天天读》的本钱，并将使他终身受益。
被告知自己是在母校最高层次的南强学术讲座上发表演讲，最初杨锦麟还是谦虚了一番。他的报告以《和平崛起中的香港问题》为题，谈及香港目前面临的诸多困惑和各种挑战。他的结论是，请充分理解、相信、依靠和信任香港的中国人。
显然，这是一次校园版的《有报天天读》，杨锦麟无疑将电视里的做派风格搬到了厦大礼堂。虽然厦大人已无从在他身上找到当年那个每天挣两元钱的下水道工人的影子，但是他的机智、敏捷，他的情感的真实流露，还是让当年的同事们看到了自己熟悉的“ 那个他”。
作为一次主题演讲，杨锦麟的立论有据，分析入理，加上旁征博引的滔滔辩才，着实让听者大饱眼耳之福。杨锦麟的厦门同乡、林语堂博士“ 引进”的“ 幽默”一词，也被他现场激活，礼堂里充满了会意的笑声。
第二天出版的《厦门日报》，这样描述杨锦麟的演讲，他的机智在一些敏感话题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像一位外交家一样委婉地回避它们。但是，和很多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又无法忘记自己的责任。有时讲到不高兴时，他会很江湖气甚至有点匪气地大拍桌子。
其实，“ 名誉教授”头衔，杨锦麟的确称得上实至名归，大可欣然接受。斗胆在自己的母校“ 班门弄斧”，杨锦麟得益的正是母校的学习、研究经历，母校的治学态度方法，给他的滋养、熏陶和启迪。由学院派而变身媒体人，得天独厚，资讯先得的优势，二者接通贯穿，遂使得他对香港问题的意见、看法和思索，拿捏得体、到位，超越了高墙深院的经学式研究，有着异乎寻常的现实针对性。
学问能经国济事，才是杨锦麟最想做的。
那一场演讲，还衍生出这样的几段轶事。
传闻之一——据称，杨锦麟以前厦大台湾研究所的同事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就封他为铁嘴。只要是他开口讲台湾问题，就好像是参加完国民党“ 中常委”会议，刚刚回来似的。还有说，杨锦麟当时在校的名气，甚至连外系的师生们都有所风闻。
传闻之二——凤凰卫视杨锦麟即将在厦大演讲，消息传开，一些人犯起了嘀咕，这会不会是和当年我们历史系的那个人重名。直到杨锦麟如期出现，一位老师甚是激动，就是他！
第三则，不是传闻。如今已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的潘世墨，演讲现场向师生们介绍着自己当年的老同学、农友兼朋友杨锦麟，不无骄傲。他还乘兴翻出底牌，大谈杨锦麟下乡种地、养猪、淘下水道的经历，以及每天一元钱工资的窘迫，再一次激励今天的学生们。
每逢演讲，主讲人杨锦麟总是喜欢把充裕的时间留给提问者。这是对自我的高度自信，对提问和回答者双方都具有挑战性，杨锦麟喜欢这样的互动。在母校，被问到自己节目成功的缘由，杨锦麟这样回答：“ 可能是因为我仰视我的观众，始终对他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不虚伪。”
演讲台上，杨锦麟怀抱着母校学生送上的一大束鲜花，满脸幸福：今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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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香港的视角（一）（1）
一、这里的一切是新鲜刺激，而且犯冲
离开闽北武平，由待业青年而跻身大学讲师，传道授业解惑，著书立说，洋洋洒洒论述李万居办报缘起、思想动机，探寻《公论报》运作过程，最后的被迫易手，寿终正寝，并借此探讨台湾党外运动和政治局势，杨锦麟还只是一个高校深院里坐而论道的旁观者、评论者。
不经意间，返回厦门十年有余了。
鼓浪屿岛的四周，海水蔚蓝，海岸蜿蜒，金黄色的沙滩迎送着雪花般的细浪扑岸而来，悠然而去。岛上房屋，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绝非等闲，都是依山而建，青石板铺成的小道蛇行盘桓山间，岛上车马绝迹，没有自行车，更不见汽车，只有运货的电瓶车偶尔与游人擦肩而过，不远处飘来的琴声，于诗意间更添了岛上的宁静、悠然。
鼓浪屿是哺育名人的摇篮。
高校教师的红底金字校牌，那时候，别在胸前还是很耀眼的，而这同时意味着饭碗是铁的，住房医疗等等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何况教授、研究员，出人头地，社会地位也足以令人羡慕——前景该是光明一片。还有，各方面得心应手，小日子一天天富裕、殷实起来，再有相当重要的一点，杨锦麟当爸爸了。
像所有的父亲一样，杨锦麟非常疼爱、怜惜这个自己三十出头才得到的女儿，何况小家伙又是那样聪颖、乖巧。家庭原本的和睦甜美、举案齐眉，又因为这个小天使的降临平添了欢乐，生机盎然。
杨锦麟该心满意足了。
不知为什么，杨锦麟反倒生出了几分惆怅。
厦门依然是安逸而平和的，是讲求唯美和放松的，透着一种既高贵又平实的精神风味。但到了雨天，寻常巷陌里，一座座花墙，一层层台阶，一串串的人生故事，似乎总是在向杨锦麟昭示着什么。
机会只是一个偶然。
1988年，杨锦麟依然再一次地选择了离开。与二十年前的那次离别完全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他主动与故乡厦门挥手告别。
说起来，这是杨锦麟第三个逢五的年份，浑沌未开、乳臭未干的童年不在此列。
十五岁、二十五岁、三十五岁，冥冥之中于杨锦麟总是动荡之年、多变之秋，也是机会之所在——要说完全出于巧合，实在是太过凑巧，而宿命也不见得是全部答案。总之，这些个年份，杨锦麟总是和命运中某些不可名状的因素不期而遇。
十五岁下乡，火车开动的时候，杨锦麟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二十五岁考上大学，虽然依照正常情况该是毕业的年龄，但他仍是那个年代不多的幸运儿。要知道，高考录取比例那时只有个位数的百分比。三十五岁，已是离开“ 而立”的憧憬，即将踏进“ 不惑”的年龄——说年富力强是对自己的安慰，心底下中年的惶恐已渐渐袭来。1988年，就在三十五岁这个当口，杨锦麟挈妇将雏，跨过了罗湖桥……
“ 静静的林子里有两条路，两条路有不同的景致，我选择一条走了下去，回头想想另一条，该是一段不同的人生。”人生在于选择，选择带给人不同的境遇。选择使生命丰富，使生命之花绚丽多彩。
香港，这是一片对杨锦麟充满着诱惑又完全陌生的天地。香港的自然地理环境接近热带，这里蓝的海，红土的山崖，泼刺妖异的植物，浓得化不开的景物，杨锦麟姑且不算太陌生，但这里明显的殖民地怪异的风土人情，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使他既新鲜又陌生。而从他长成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这里的现实，眼前的一切都几乎是刺激的、犯冲的，水火不相容。
八十年代末的香港，凭借其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自由贸易、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优势，方便的营商环境，高度的法制精神等特点，已进入高速多元发展阶段，成为全球贸易、航运、金融、商业、通讯、制造等六大中心，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日益显著。作为一名学者，杨锦麟对香港历史、发展沿革，以及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了解，应该说是已经高于一般人，包括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然而，这些都仅限于理性层面的认识。如今，他将要作为一个新移民，实实在在地呼吸，生存在这片土地上，新的一页将如何展开。
还是要追溯杨锦麟的过去，感谢他与故乡的渊源——青少年时代的磨难，大学研究所的根基、养成，厦门的润泽同时给了杨锦麟庄敬之外的灵敏，顺时而变的鲜活。杨锦麟很快明白，他必须抛下过去的所有，一切从零开始。
杨锦麟告诫自己，要紧紧抓住与香港直接照面的任何机会。
二、抓住与香港直接照面的任何机会
初来乍到的日子，香港给外来者杨锦麟的不都是笑脸、礼遇。
街道上没有尘土，也不见遍地黄金；国际最顶尖的时尚资讯与巴黎、纽约、伦敦同步销售，旗舰店价格自然也与世界等量齐观；人们衣着光鲜，可以品尝到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却也步履匆匆，手停口停；相互间彬彬有礼，同时又保持距离，各有各的算计。生意失败，股票崩盘，楼市暴跌暴涨，合伙人走佬；亿万富豪和街头露宿者，炒老板鱿鱼和被老板炒的，坑蒙诈骗和慈善捐赠……当代资本主义最先进与最肮脏、最合理也最残酷的现实，就这样赤裸裸、活生生，一古脑儿地倾泻在自诩对此尚不陌生的文人杨锦麟面前。
新移民……香港的视角（一）（2）
性情豪爽的杨锦麟果然是相当勇敢的冒险家。
多年以来，尽管杨锦麟一路成功，但却从不安分于惯性地延续，而是时时起身告别辉煌，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这一次，他仍是言起立行，咬紧牙关重新开始闯荡了。
做生意、炒股票、合伙办厂，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挑战自我生存能力的底线，以文谋生、专栏写作的路渐渐显出了机会。在内地，能在报纸杂志上开设专栏，首先突出的是名望和地位，而稿费只是象征性的。但在香港，对杨锦麟而言，养家糊口才是第一要务。“ 有过半年的时间，一家三口吃喝拉撒靠的只有我这一只笔。”香港人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叫做手停口停。想必对此，杨锦麟的体会尤为透彻。
不断地寻找工作，不停地变换身份，曾经有过不到一年的时间，杨锦麟一家搬了三次家，没有别的理由，就是为了减轻房租和经济压力。
卖文、同时包揽几家报刊的不同专栏，除了必须掌握超乎寻常的大量资讯，思路、笔头要快，更需要有见地和趣识。做到言之有物，这绝不是轻而易举，一挥而就的。
香港的高度自由和高度发达，给新移民杨锦麟的压力，充满了无奈，但是很快变成了一种无穷无尽的新鲜刺激。他甚至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观察者，香港提供的资讯空间可遇不可求——如此广阔而多向度的视角，杨锦麟因此而获得了观察、打量两岸三地样貌的最佳视点、最佳维度和最佳方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锦麟如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