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和我的许多诗文图书，他一直认为最宝贵，最欢喜的几页，尤其是泰戈尔来申时住在我家写的那两页，也制版放在一起凑一个热闹。我的一本原本放在《爱眉小札》后面的日记，这次还是放在最后，作个附录。
此后，我要把他两次出国时写给我的信，好好整理一下，把英文的译成中文，编成一部小说式的书信集，大约不久可以出版。其他小说、散文、诗等等，我也将为他整理编辑，一本一本的给他出版，我觉得我不能再迟延、再等待了。志摩文字的那种风格、情调和他的诗，我这十几年来没有看见有人接续下去，尤其是新诗，好像从他走了以后，一直没有生气似的，以前写的已不常写，后来的也不多见了，我担心着，他的一路写作从此就完了么？
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的健康今年也是一个转变年，从此我不是一个半死半活的人，我已经脱离了二十多年来锁着我的铁链，我不再是个无尽无期的俘虏，以后我可以不必终年陪伴药炉，可以有精力做一点事情。我预备慢慢的拿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后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够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意了。
三十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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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在我家做客——兼忆志摩（1）
“回忆”！这两个字早就在我脑子里失去了意义，□年前，我就将“回忆”丢在九霄云外去了！我不想回忆，不要回忆，不管以前所遭遇到的是甚么味儿，甜的也好，悲的也好，乐的也好，早就跟着志摩一块儿消失了，我脑子里早就甚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空虚。甚么是喜，甚么是悲，我都感觉不清楚，我已是一个失去灵魂的木头人了。我一直是闭门家中坐，每天消磨在烟云围绕的病魔中。日历对我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我从来也不看看今天是几号或是礼拜几，对我是任何一个日子都是一样的，天亮而睡，月上初醒，白天黑夜跟我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只迷迷糊糊的随着日子向前去，决不回头。想一想，二十几年来，一直是如此的。最近从子叫我为《文艺（汇）月刊》写一篇回忆志摩的小文，这一下不由我又从麻醉了多年的脑子里来找寻一点旧事，我倒不是想不起来，我是怕想！想起来就要神经不定，卧睡不宁，过去的愉快就是今日的悲哀。他的一举一动又要活跃在我眼前，我真不知从何说起！
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尤其是我们那位印度的老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同他的感情更为深厚。从泰戈尔初次来华，他们就订下了深交（那时我同志摩还不相识）。老头子的讲演都是志摩翻译的，并且还翻了许多诗。在北京他们是怎样在一块儿盘桓，我不大清楚。后来老诗人走后不久，我同志摩认识了，可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使我们不能继续交往，所以他又一次出国去。他去的目的就是想去看看老诗人，诉一诉他心里累积的愁闷，准备见着时就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后来因为我患重病，把志摩从欧洲请了回来，没有见到。但当老诗人听到了我们两人的情况，非常赞成，立刻劝他继续为恋爱奋斗，不要气馁。我们结婚后，老诗人一直来信说要来看看我。事前他来信说，这次的拜访只是来看我们两人，他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时那样大家都知道，到处去演讲。他要静悄悄的在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虽然他是这样讲，可是志摩就大动脑筋了。对印度人的生活习惯，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叫我怎样招待？准备些甚么呢？志摩当然比我知道得多，他就动手将我们的三楼布置成一个印度式房间，里边一切都模仿印度的风格，费了许多心血。我看看倒是别有风趣，很觉好玩。忙了好些天，总算把他盼来了。
那天船到码头，他真的是简单得很，只带了一位秘书叫Chanda，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我们只好把他领到旅馆里去开了一个房间，因为那间印度式房间只可以住一个人。谁知这位老诗人对我们费了许多时间准备的房子倒并不喜欢，反而对我们的卧室有了好感。他说，“我爱这间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在这一间罢！”真有趣！他是那样的自然，和蔼，一片慈爱的抚着我的头管我叫小孩子。他对我特别有好感，我也觉得他那一头长长的白发拂在两边，一对大眼睛晶光闪闪的含着无限的热忱对我看着，真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他的声音又是那样好听，英语讲得婉转流利，我们三人常常谈到深夜不忍分开。
虽然我们相聚了只有短短两三天，可是在这个时间，我听到了许多不易听到的东西，尤其是对英语的进步是不可以计算了。他的生活很简单，睡得晚，起得早，不愿出去玩，爱坐下清谈，有时同志摩谈起诗来，可以谈几个钟头。他还常常把他的诗篇读给我听，那一种音调，虽不是朗诵，可是那低声的喃喃吟唱，更是动人，听得你好像连自己的人都走进了他的诗里边去了，可以忘记一切，忘记世界上还有我。那一种情景，真使人难以忘怀，至今想起还有些儿神往，比两个爱人喁喁情话的味儿还要好多呢！
在这几天中，志摩同我的全副精神都溶化在他一个人身上了。这也是我们婚后最快活的几天。泰戈尔对待我俩像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宠爱。有一次，他带我们去赴一个他们同乡人请他的晚餐，都是印度人。他介绍我们给他的乡亲们，却说是他的儿子媳妇，真有意思！在这点上可以看出他对志摩是多么喜爱。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件事不妨提一提，就是在一九四九年，我接到一封信，是泰戈尔的孙子写来的，他管我叫Cmtie，他在北大留学，研究中文，他说他寻了我许久，好不容易才寻到我的地方，他说他祖父已经死了，他要我给他几本志摩的诗、散文，他们的图书馆预备拿它翻译成印度文。可巧那时我在生重病，家里人没有拿这封信给我看，一直到一九五○年我才看到这封信，再去信北大，他已经离开了，从此失去联系。我是非常的抱恨，以后还想设法来寻找他。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泰戈尔的家里人都拿志摩当做他们自己人一样的关心，朋友的感情有时可以胜过亲生的骨肉，志摩这位寄父对他的爱护真比自己的父亲还要深厚得多。所以在泰戈尔离开我们到美国去的时代，他们二人都是十分的伤感，在码头上昂着头看到他老人家倚在甲板的栏杆上，对着我们噙着眼泪挥手的时候，我的心一阵阵直□酸！恨不能抱着志摩痛哭一场！可是转脸看到我边儿上的摩，脸色更比我难看，苍白的脸，瘪着嘴，咬紧牙，含着满腔的热泪，不敢往下落，他也在强忍着呢！我再一哭，他更要忍不住了。离别的味儿我这才尝到。在归途中，志摩只是□着头一言不发，好几天都没有见着他那自然天真的笑容。过了一时，忽然接到老头子来信，说在美国受到了侮辱，所以预备立刻回到印度去了，看他的语气是非常之愤怒。志摩接到信，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到他的身旁。所以在他死前不久，他又到印度去过一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他在印度的时候大受当地人们的欢迎，报上也时常有赞扬他的文章，同他自己写的诗□，他还带回来给我看的呢！他在泰戈尔的家里住了没有多久，因为生活不大习惯，那儿的蛇和壁虎实在太多，睡在床上它们都会爬上来的，虽然不伤人，可是这种情□也并不好受，讲起来都有点儿余悸呢！他回来后老是闷闷不乐，对老头子的受辱的事是悲愤到极点，恨透美国人的蛮无情理，轻视诗人，同我一谈起就气得满脸飞红，凸出了大眼睛乱骂。我是不大看见志摩骂人的，因为他平时对任何人都是笑容满面一团和气的。谁若是心里有气，只要看到他那天真活泼的笑脸，再加上几句笑话，准保你的怒气立刻就会消失。可是那一个时期他是一直沉默寡言，我知道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怒在煎熬着他呢！不久他遭母丧，他对他母亲的爱是比家里一切人要深厚，在丧中本来已经十二分的伤心了，再加上家庭中又起了纠纷，使他痛上加痛，每天晚上老是一声不响的在屋子里来回的转圈子，气得脸上铁青，一阵阵的胃气痛，这种情况至今想起还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转。封建家庭的无情、无理，真是害死人，我也不愿意再细讲了。总而言之，志摩在死前的一年中，他的身心是一直沉湎在不愉快的环境中，他的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所以他本来只预备在北大教一学期书，后来却决定在年假时，我也一同搬去，预备□居了。谁知道在十一月中，在他突然飞回来的那次就遇险了。
泰戈尔在我家做客——兼忆志摩（2）
回忆！如果回忆起来，事情太多了。我虽然同他结合了没有多少年，可是其中悲欢离合的情形倒是不少！写几天几晚也写不完！我倒是想写，可是我不敢写，我没有这个毅力和勇气，一回想起来，我这久病的残躯和这已经受创伤的神经，更负担不起这种打击，平静的心中又涌起烦杂的念头，刺得我终夜不能合眼。我一直想给志摩写一个传，这是我的愿望，蜷伏在我脑子里好久了，最近我是极力的在设法恢复我的康健，以便更好的写点东西，然而荒了许久的笔已经生了锈，一定要好好的磨炼一番才能应用呢！这短短的一点只能算是记述一小段泰戈尔二次来华的小聚，以后等我精神稍觉回复，再多写一些往事罢。
1957年，上海
遗文编就答君心（1）
——《志摩全集》编排经过
我想不到在“百花齐放”的今天，会有一朵已经死了二十余年的“死花”再度复活，从枯萎中又放出它以往的灿烂光辉，让人们重见到那朵一直在怀念中的旧花的风姿。这不仅是我意想不到的，恐怕有许多人也想不到的，所以我拿起笔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自己心中是甚么味儿，又是欢欣，又是愧恨。我高兴的是盼望了二十多年的事情，今天居然实现了。我首先要感谢共产党！若是没有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恐怕这朵被人们遗忘的异花，还是埋葬在泥土下呢！这些年来，每天缠绕在我心头的，只是这件事。几次重病中，我老是希望快点好——我要活，我只是希望未死前能再看到他的作品出版，可以永远的在世界上流传下去。这是他一生的心血，他的灵魂，决不能让它永远泯灭！我怀着这个愿望活着，每天在盼望它的复活。今天居然达到了我的目的，在极度欢欣与感慰下，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代表我内心的狂欢。可是在欢欣中我还忘不了愧恨，恨我没有能力使它早一点复活。我没有好好的尽职，这是我心上永远不能忘记的遗憾。
照理来说，他已经去世了整整二十六年了，他的书早就该出的了，怎会一直拖延到今天呢？说来话长。在他遇难后，我一直病倒在床上有一年多。在这个时间，昏昏沉沉，甚么也没有想到。病好以后，赵家璧来同我商议出版全集的事，我当然是十分高兴，不过他的著作，除了已经出版的书籍，还有不少散留在各杂志及刊物上，需要到各方面去收集。这不是简单的事，幸而家璧帮助我收集，许多时候才算完全编好，一共是十本。当时我就与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一大包稿子全部交出。等到他们编排好，来信问我要不要自己校对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抗战已经快要开始了。我又是卧病在床，他们接到我的回信后，就派人来同我接洽，我还是在病床上与他们接洽的罢！我答应病起后立刻就去馆看排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在床上就听得炮弹在我的房顶上飞来飞去。“八·一三”战争在上海开始了。
我那时倒不怕头上飞过的炮弹，我只是怕志摩的全###不会因此而停止出版。那时上海的人们都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一天天的过去，我又是在床一病三月多不能起身，我也只能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直到我病好，中国军队已从上海撤退。再去“商务”问信，他们已经预备迁走，一切都在纷乱的状态下，也谈不到出版书的问题了。他们只是答应我，一有安定的地方是会出的。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家里，前途一片渺茫，志摩的全集初度投入了厄运，我的心情也从此浸入了忧怨中。除了与病魔为伴，就是成天在烟云中过着暗灰色的生活。一年年过去，从此与“商务”失去了联系。
好容易八年的岁月终算度过，胜利来到，我又一度的兴奋，心想这回一定有希望了。我等到他们迁回时，怀着希望，跑到商务印书馆去询问，几次的奔跑，好容易寻到一个熟人，才知道他们当时匆匆忙忙撤退的时候是先到香港，再转重庆。在抗战时候，忙着出版抗战刊物，所以就没有想到志摩的书，现在虽然迁回，可是以前的稿子，有许多连他们自己人都不知道在甚么地方。志摩的稿子，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庆，要查起来才能知道这一包稿子是否还存在。###年来所盼望的只是得到这样一个回答，我走出“商务”的门口，连方向都摸不清楚了，自己要走到甚么地方去都不知道了；我说不出当时的情绪，我不知道想甚么好！我怨谁？我恨谁？我简直没有法子形容我那时的心情，我向谁去诉我心中的怨愤？在绝望中，我只好再存一线希望——就是希望将来还是能够找到他的原稿，因为若是全部遗失，我是再没有办法来收集了，因为我家里已经甚么也没有了。
那时我心里只是怕，怕他的作品从此全部遗失，可是我又有甚么办法呢？除了多次的催问，那些办事的人又是那样不负责任，你推我，我推你，有时我简直气得要发疯，恨不得打人。最后我知道朱经农当了“商务”的经理，我就去找他，他是志摩的老朋友。总算他尽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