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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南下围攻麻城是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最为失策的决定。
7月份整整一个月，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队缠斗于麻城地区，而三十多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却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从容完成了对鄂豫皖苏区北面、东面、西面的“围剿”部署，开始收紧撒下的大网。
警报首先在皖西拉响。7月上旬，东线敌军徐庭瑶纵队向霍丘县城进攻，当时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旷继勋采取了以城攻城的错误对策，率领红七十三师抗击敌优势兵力的围攻。
“什么叫以城攻城？”张国焘拿着电报，迷惑不解地来找蔡申熙、徐向前。
“哎呀，糟了，这是要与敌人硬拼啊！”蔡申熙看完电报，忍不住大叫。
“综合敌我情报，霍丘我军仅有军部和警卫营、县独立团，共计两千多人，而围攻县城的是国民党徐庭瑶第四师，兵力超过六千人，如果不及时突围，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徐向前忧心忡忡。
总指挥部当即决定由蔡申熙星夜赶往皖西督促撤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新集到皖西，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天。在蔡申熙赶到之前，红二十五军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外，守敌部队牺牲1000余人，被俘1000余人，县城陷落。
红四方面军对付“围剿”的传*术就是利用根据地宽阔的回旋空间，东（皖西）西（鄂豫边）跳跃，配合作战，现在东线受挫，红四方面军失去了根据地内部的战役配合，只得挥舞独臂与敌对抗。
危险还不仅限于此。霍丘失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西线展开行动，陈继承纵队、卫立煌纵队分别向根据地中心区迫近，回师根据地抗击入侵之敌已成为燃眉之急。但是，张国焘仍然执着地坚持在南线打开更大的战争局面。
灿烂的太阳洒下了最后一抹晚霞，黑幕降临了。
有人曾经比较过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认为毛泽东是高明的战略家，但是对于战术问题不感兴趣，蒋介石是精明的战术家，但在战略问题却很蹩脚。这种判断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在”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初期，蒋介石采用小心缓进的战术，但是一旦他察觉到红四方面军执拗于南线、不肯回师时，便果断改变并头滚动、缓步推进的战略，严令各路纵队利用苏区空虚之机，挥兵疾进，迅速进占根据地腹地。8月7日，蒋介石下令发起总攻，限陈继承纵队于14日前占领七里坪。 。。
虎踞中原（14）
8月9日，陈继承纵队由罗山南下，一举占领黄安禹王城，前锋直指七里坪；
8月10日，卫立煌纵队由孝感西进，突破黄安河口防线，与陈继承纵队形成钳击之势。
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才如梦初醒，感觉到局势的严重，惊呼“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下令放弃进攻麻城，命令徐向前、陈昌浩星夜率军北撤。
8月11日，陈赓率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赶至黄安冯寿二地区，与卫立煌先头部队第十师遭遇，趁敌立足未稳，主动攻击，给其重大杀伤。13日，徐、陈率主力赶到黄安地区时，卫立煌纵队已修好工事，严阵以待。
到达黄安后，徐向前不顾夜行百余里的疲惫，带着几个参谋到前沿视察地形。这一带均为二三百米以上的丘陵，地面起伏较缓，高地、山头已被敌人占据。战场正面比较安静，而侧后不断有敌军调动的迹象。徐向前有一种预感，敌军很可能正在朝黄安县城两翼迂回。
张国焘与陈昌浩躺在指挥部休息，瞥见匆匆进来的徐向前，问道：“情况怎么样？为什么听不到枪声？”
徐向前说：“部队正在停止待命，我看应该马上转移。”
“转移？不打了？”张国焘从床铺上跃起，追问道。他正想通过一战扭转逆境。
徐向前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说：“如不转移，两侧的敌人迂回上来，更加不利。”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方面军退出黄安县城，放弃在黄安地区与敌作战的构想，转移至七里坪。
困境中的红军出现了迫切求战的急躁心理，大战连捷后的指战员不甘心委屈后退，不忍心看到自己打下的苏区被蹂躏，他们渴望一战退敌。徐向前滋生决战之心，他看好七里坪的地形，看好老苏区的人民，此外他也冷静地看到了红军的疲惫和兵锋渐钝的颓势，于是下达了作战令。
轮到徐向前犯错误了。
8月14日，七里坪战役打响，这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著名的恶仗，双方都抱着寸土不让的决心，毫无保留地投入了全部精锐部队，在倒水河两岸展开了生死决斗。
作战初期，红军取得了成功。徐向前采取防守反击的战术，先是沿悟仙山布防，乘敌仰攻之机，予以重大杀伤，然后趁敌动摇溃退之时，以泰山压顶之势尾追反击，徒涉倒水河，突破敌前沿阵地，迫使黄杰带领的第二师全线溃退。陈继承急令第二师向第三师靠拢，退居笔架山，另催第八十师火速增援，他本人亲自赶到笔架山督战。陈继承把数万人马和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赌在笔架山上。
笔架山，山高如笔立，易守难攻。但是，红四方面军拿出以往不惜力、不怕死、不要命的狠劲，入夜展开贴身肉搏，一步一个血印地向上挪。一个夜晚，两军肉搏十余次，几万人混战在一起，人影依稀难辨，铁器的撞击声、利刃入肉的穿刺声、战士的咒骂声、伤员的呻吟声清晰可闻。战争处于胶着状态。
这场战斗本来可以以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最后却败在一个人的手上，他就是卫立煌。
当黄杰第二师全线溃败之时，国民党西线纵队召开紧急会议，陈继承与各师长都主张退兵，惟有卫立煌主张坚守，双方争执不下，只好请蒋介石裁决。蒋介石赞赏卫立煌的意见，命令部队麇集笔架山坚守待援。
15日，天色将明，经过一昼夜激战，红军五个师再也攻不动，敌人大批后援部队投入战斗，形势愈发不利，徐向前只好下令收兵。
虎踞中原（15）
七里坪之战，实际上宣告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伤亡惨重，鄂豫边根据地陷落，苏区回旋空间被大幅度压缩，扭转逆势的希望日渐式微。
七里坪之战令红四方面军和它的指挥者蒙羞。对于扼杀七里坪战役胜利曙光的卫立煌，徐向前并不记恨，他把战役的败因归咎于自己指挥上的失策。后来，他检讨说：这次反“围剿”作战，在战争指导上犯了许多错误，首先是初战时机选择不当，过早与敌实行决战；其次，不应该屡次与敌正面死拼，打硬仗，消耗自己，应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选择适当的时机与地形，乘敌之隙与疲惫之际歼其一路。
短短几天，张国焘从胜利的巅峰跌入失败的深谷，沉重的坠落感令他惊慌失措，他开始重新判断形势，重新评估对手，重新打量让他成名与挫败的红土地。重新思量的结果，是悲观、绝望与颓丧。
8月，红四方面军北移檀树岗、新集，9月3日与敌在胡山寨地区激战，未能阻止其进攻，只得放弃苏区首府新集，向皖西转移；9月中下旬，红军在皖西寻机未果，退出皖西根据地中心区金家寨，南下英山。
行到英山以北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摆脱绝境的行动方针。
军史上称这次会议为燕子河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围绕解围方略，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徐向前提出的。他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主力暂时拉向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他的意见得到了张国焘、陈昌浩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支持。张国焘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念叨：“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气力了。”
东出潜太的主张遭到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据他掌握的情报，国民党总的“围剿”策略就是将红四方面军逐次逼出鄂东北、皖西，然后向潜太方向压迫，向东转移其实是主动投向敌人预设的陷阱。沈泽民不同意红军主力跳出外线，认为应该坚持内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击破敌人的“围剿”。
大多数地方干部赞同沈泽民的观点。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展开激烈争论，由于出席会议的军队负责人居多，会上转移外线的观点占据上风。
蔡申熙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是全区重大军事计划的起草人，同时，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也赢得了全体同事的信任，他的观点举足轻重。两派许多申辩和反诘都是冲着他去的，大家希望争取到他这关键的“一票”。
但是，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蔡申熙都保持着缄默。
张国焘催促道：“别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你也说说。”
“要说的我几个月前就说了，现在还说什么？”蔡申熙冷冷地回了一句。
经他这么一提，巨头们蓦然记起他三个月前关于“另觅退路”的提议。言犹在耳，而战场形势却是天渊之别。
张国焘自知理屈，为了解围，也顾不上计较他的态度，红着脸再次催促道：“你再跟大家说说，座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过你的高见。”
“我的意见早在三个月之前就提交军事委员会了，四个字：向西转移。”蔡申熙解释道：“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鄂豫皖苏区本来空间就十分狭小，回旋余地有限，现在主要据点丢失，交通要道被占，中心区一下子涌进了几十万敌军，我们多达数万人的红军如何运动得开？当今之计，惟有向外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的最佳方向不是东出，而是西进，潜太地区不如京汉铁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根据我前期调查的情况，那里有党的组织基础，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也在那里活动过，那里地处鄂、豫、川、陕四省边界，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比较有利。”
军队和地方干部被蔡申熙说服了，放弃了东出潜太或坚守内线的主张，同意经英山转往黄麻老区，然后留一部分部队保卫根据地，主力向西转移。
红四方面军经罗田、团陂、新洲，转回黄安地区。10月9日，蔡申熙在河口战斗中中弹，翌晨牺牲。这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又一个沉重打击。在鄂豫皖军委会中，蔡申熙负责谋划和起草军事战略，早在四次反“围剿”前他就开始考虑红军进退两种方案，他是最早提出形势不利红四方面军应该朝西撤退的高级干部，为此他积极与各战略区域的红军联络，派人收集情报、布设秘密据点。他去世造成的被动情形后来显露在红军的西征之中。
10月10日，鄂豫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围坐河口黄柴畈一家农户的油灯下，讨论红军的军事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是以张国焘为代表，鉴于根据地中心区域被敌重兵占领，红军几次与敌作战都未能扭转局势，回旋余地很小，提出主动跳出包围圈。省委书记沈泽民坚决反对跳出去的意见，他主张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等待时机。争论的结果是，留下部分武装，由沈泽民领导，坚持苏区游击战争；方面军总部率主力跳出苏区，到平汉线以西活动。
11日，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踏上了西征之路。这些战士启程时只是把它视为一次普通的行军，就像他们往常的迁移一样，他们没有想到这就是后来令世界为之震撼的长征。这2万人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再活着回到生养他们的故乡——鄂豫皖苏区。
西征入川（1）
西征途中危机重重，存亡绝续系于一线。张国焘几次提出解散部队，徐向前怒斥他：“一到关键时候就拉稀！”漫川关血战，红四方面军硬是用二千壮士的头颅撞开了一道缺口，勇冠三军的骁将韩亮臣、许世友一死一伤，鲜血将整个山谷重新浆洗了一遍。
西征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在四方面军统帅心中大相径庭。
张国焘想到的是迁徙。他认为鄂豫皖苏区南北有淮河、长江两条天堑，东西有平汉、津浦两条铁路，这两河两路形如一个井字，枷住根据地和红军，便于国民党运兵，不利于红军发展：“梁园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张国焘打定主意另觅家园。
他的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部分指挥员的认同。李先念在回答撤出鄂豫皖是否正确时说：
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看不退也不行，是被逼出来的。自古有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怎么能让我们那么多人在他跟前革命？第四次“围剿”他亲自到武汉坐镇，是专门对付鄂豫皖的。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江苏、浙江、安徽，我们打了岳维峻，他又统一了河南，统一了湖北。所以说，留在鄂豫皖周转是不行的。如果说，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可能有第五次“围剿”、第六次“围剿”。再说，那里的政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徐帅交换过意见，鄂豫皖退出来是对的，那个地方长期占不住①。
徐向前则把西征设计为杀回马枪。他认为，红军在苏区内部已经失去了运动歼敌的机会，现存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到极限，继续逗留原地，可能遭到更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将红军主力拉出苏区去打，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在移动中调动和消灭敌军，伺机重返鄂豫皖，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西征之初，广大指战员都把这次开拔当作平常的兜圈子，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条渐行渐远、没有止境的退却，一路上充满了苦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