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别的不只是剑桥镇的景致，更是留恋着那里的人文氛围吧。
然而有无数的人进入了大学，又有无数的人从其中出去，我到底该找谁呢？
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为什么大学不曾老去？
也许，世界太神秘了，它不知何时开始，也不知何时结束。好像一直存在着，又好像只是水月镜花；我们被迷迷糊糊地抛到这世上，又会在某一天突然就离去，真可谓四顾茫然。为了不总如在真空中飘浮，人们尝试着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以期能稍许了解一些这世界的面目，即使最终只是“盲人摸象”，但心里也多少有了些踏实感。于是，人们来到大学学习、探究，并传承这项全人类的大行动。
也许，人太脆弱、太渺小了：一场飓风就让人叫苦不迭；大地颠一下，上万人便送了性命。上帝为这世界定了许多的规矩，若触犯了，便多少会遭报应。人犹如生存在一个布满机关的铁笼中，展不得手脚。于是，人们试着认识这个笼子，虽然不一定能开了锁逃出去，至少能了解其中的奥秘，也就能稍许放开些手脚了，甚至“以毒攻毒”，摆弄这些机关来为我所用。大学也许是离这自由最近的地方。
也许，人本身就太复杂了。若有面精神的镜子，人们一定会为照鉴出的千百个自我而惊诧。“我是谁？”这个问题尚且困扰了一代代人，更何况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为了让社会上的人们得到应有的欢乐，人们在大学里以各种方式剖析自我、剖析他人、剖析社会，让大家撩开几层生活的谜纱，少些迷茫，多些真善美……
大概，这些才是大学真正的精神内核。
原来，大学就在你我心中。
（2008年7月8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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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风奇：阳光的味道
我和同事到南方出差，在遭遇几天的连阴雨之后，自然而然想念起阳光来，期盼着雨后天晴，明媚的阳光普照着大地。终于在返程的列车上太阳惠顾了我们。这使我们非常兴奋，不禁想起多年以前，有位老人告诉我“阳光是有味道的”。说这话的人并非什么浪漫诗人，而是一位胼手胝足的老农民。
当年的农村，一到夏收和秋收时节，村头平阔的打谷场上，四周便堆满了圆圆的高高的麦垛和谷垛。夏夜缕缕清风吹来，这里是乡亲们饭后纳凉的去处；秋夜月光皎洁，这里又是孩子们娱乐打闹的场所，当然，更多的时候这里是铺展阳光的地方。场地上有成堆成垛收割来的庄稼等着晾晒、碾粒、扬净、归仓……这里太需要阳光了！如果麦收时赶上几天阴雨不晴，生产队只能将收割的麦子分派到各家各户去。男女老少齐上阵，人们或用手脚揉搓，或用木棍棒槌敲打，靠笨办法也是当时唯一有效的办法将麦粒儿脱出来，然后再放进烧热的大铁锅里烘干。不然的话，就只好吃带有霉味儿的黏馒头了。可以说，一年中有大半时光企求雨雪的农民们，只有此时盼上苍赐予阳光了。
记得那年秋天，天好像被谁捅漏了似的，不停地下雨。我跟着一位老伯看护场院，泥土垒就的场屋里潮湿极了，夜里钻进被窝里，感觉被子是黏的，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老伯蹲在墙根儿说：“这时候粮食比人还难受，恐怕就要发霉了。”老伯睡不着，不时到屋外看天，脸上布满愁容。第三天夜里，我突然被老伯推醒，他说明天肯定是个大晴天，高兴得像个孩子。大清早，生产队长就带人来了，在场地上铺晒了大片的黄豆秧儿，老伯又嘱我把被子晾晒出来。整整一个上午，久违的阳光关照着我们。晌午时分，就能听见豆荚儿爆裂的响声，我想这或许就是老伯最想听最爱听的“农家乐”了吧？老伯果然来了兴致，和着这响声扯开嗓子吼了一段河北梆子，唱腔高亢激扬，就像满地辐射的阳光一样透人肺腑……这天夜里，我躺进带着阳光体温的被窝里，感受惬意之余，总有一股说不清楚的土兮兮的味道直冲鼻孔，我问老伯：“这是什么味道呢？”老伯笑着说：“阳光的味道呗！”
这句话牢固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近三十年过去，我看阳光驱逐黑暗，看阳光消除霉变，看阳光孕育万物，心里一直揣摩阳光到底该是一种什么味道呢？百思不得其解。夜晚，在朦胧的灯光下，我发现儿子正美美地躺进刚刚晒过的被窝里，还情不自禁地抽了抽鼻子，我想他或许闻到阳光的味道了？至今没有人能准确地告诉我阳光究竟是个啥味道。我知道味道是品尝或者嗅出来的，而“阳光的味道”似乎只能感觉，是很难说清楚的。因此我总禁不住感慨，当年那位农民老伯能够说出那么令人回味无穷的话……
（2007年9月1日《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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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路：盘中之物
盘中之物，无论你对它微笑，还是对它苦恼，一天你必须三次面对，丰饶或者单调，这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见证。
经济拮据了，肉丝切得更细，装菜盛汤的碟与盆也换成更小的。坐在餐桌边，看一粒粒饭粒，禁不住要吟一首《悯农》诗。富足的生活中，《悯农》诗拯救不了一粒米，而窘困，让你离开了《悯农》诗，也知道如何去悯农。
好生活，餐桌边的时光，是令人迷恋的。写过《厨房里的哲学家》的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说，与其他场合相比，餐桌旁的时光最有趣。
读小学时，父亲让我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为了考我读得是否细致，出了道题。问，地主波鲁德金的汤里的胡萝卜切成了什么形状。我答不上来，父亲说，切成了菱形或梯形。翻书一看，果然是。
当时对这狗日的地主心怀怨恨，因为他的古怪吃法，让我在父亲面前丢了面子。后来恨其腐朽的生活方式，因为当时大多数农奴的汤里，放不起盐。现在想起，能宽容待之，因为富足的生活必然精细，精细，可能是有趣的一项内容。舍此，仿佛有愧于他们的财富和人生。
近来读书，又读到一佐证。以吃喝玩乐为己任的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写了本《有关品味》的书，书中，他把吃昂贵的鱼子酱喻为“满嘴黑珍珠”。
其中有一段表白，鱼子酱，你日子过得好时可以吃，日子过得坏时也可以吃；你凯旋时是一种犒赏，大难临头时是一种慰藉。在你赚到第一个一百万的那一天，品起鱼子酱来一定美味之极，而在破产前夕享此美味，则是最后展示不服输的姿态，滋味也许更胜一筹呢。
真是“以食为天”的主张，为一吃，可以拼却一生成败与肝胆。然而，真正的鱼子酱定义起来，又是那么的精细与严格：只有鲟鱼的鱼卵才有资格做鱼子酱；加工需要十多道工序，且只能在十五分钟完成，超过十五分钟，鱼卵就不新鲜而无法完成。而运输的过程则要求鱼卵颗颗完整，无一破损。
一颗完整的鱼卵进入口中，已历险情种种，千难万难，仿佛去险象环生的千年洞穴探宝而归。
可是，我更愿意相信，真正的盘中智慧在寻常的餐桌上，上海作家程小莹在《温情细节》里，提到他祖父教他吃饭的一个细节，祖父告诉他，在动筷前，用筷子先在汤里蘸一蘸，先用汤水湿润筷子，就不会粘饭了。
艰辛的生活，也让人们掌握了应对艰辛之法。诚如杰罗姆所说：“无论我们是用镀金的高脚酒杯畅饮，还是用粗陶瓷杯牛饮，生活的滋味都大同小异。”曾经在一户困难家庭吃饭。惊讶于一棵白菜有三种吃法，一碟葱绿的白菜叶，菜杆与辣椒丝炒成了红白相间的菜丝，菜心做成了散发浓香的泡菜。素菜米饭，味蕾大绽。
饥饿感，是最好的佐料，盘中无论是何物，吃嘛嘛香。
盘中之物，亦会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我带儿子去探望住在另一个城市的母亲，母亲不怎么跟我说话，只在厨房里忙活。盘子换成了大的，菜肴都越出了盘子的边界，母亲无言地看着我们吃。
我听见了盘中之物在说话：好吃你就多吃点！
（2008年7月22日《北京晚报》）
徐锦江：穿弄堂
真正的老上海，都知道穿弄堂走路。上海的弄堂，有许多是贯通两条马路的，比如颜文梁、赵丹曾经住过的新康花园，张元济租住过的尚方花园，都可以贯通复兴中路和淮海中路，这头进，那头出，知道的人，不光可以借此机会边走边欣赏弄内的洋楼建筑，还可以少绕很多圈子。虽然现在为安全起见，弄堂两头一般装了大铁门，但还都开了一扇小门，知道的人照样可以自由进出。自小母亲家住在愚园路，就读的安化二中在安化路上，可谓养在深闺，为抄近路，且赏心悦目，我们时常从小时候叫做峨嵋月路的“枪篱笆”小马路上穿进去。这马路，我小时候是只知其音，不知其字，随着大人们用上海闲话含含糊糊地叫，还以为是“话梅路”，要知道那时候没有东西吃，话梅是难得的零食，一路走着，想着，嘴角生津，足下长力。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研究了不少老上海的资料，方知此路的正确写法是“峨嵋月路”，充满了诗情画意，怪不得似路非路，两边高树遮荫，小别墅躲在“枪篱笆”后面，不能通车，却又时常见小汽车轻驰入内，原来弄底有一片叫做福司花园（原来误为法斯花园）的别墅区，闲人不得入内。当年东方海外的董事长宣轩，后来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都曾居住于此。张老健在时，我拜访他还曾走进北欧式的小别墅，我们的中学即毗邻那片别墅群，有时候操场上的篮球打过高墙，会有隔壁警卫送过来。但自己攀墙过去是绝对不行的，有几个捣蛋鬼出于神秘感偷偷爬过墙去，结果被卫兵抓住“吃生活”。从峨嵋月路进去，还要拐几个弯，再从一扇弄堂小门进去，穿过又一条套在里面的弄堂，方可到达就读的中学，从中学处出发，还可北抵武夷路，南到安西路（那是一片棚户区），东至江苏路。小时候，到江苏路上的市女三中去看露天电影，穿的是愚园路上宏业花园的弄堂；到万航渡路外婆家去，穿的是长宁路上的兆丰别墅，若不是当地人，是决计设计不出这种最佳捷径的，有时候为了计算哪条路近，我们甚至会分头比着走，把赶路也变成一种乐趣。工作后曾暂居虹口的海宁路一带，发现那里的弄堂，大多是连着后面武进路的。
绝的是，前几天朋友杨君带我去他幼时住过的重庆南路万宜坊，我们从思南路上周公馆所在的别墅弄堂进，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是经常从这里一条小弄穿行回家的，弄里正进行别墅成片保养改造，有保安挡驾，说是已砌墙不能通，我们还是执意一走，结果还是从废墟旁的一扇小铁门走到了重庆南路上，穿过马路，便是万宜坊，坊内有韬奋纪念馆，即在杨君家隔壁，李安拍的《色？戒》中的女主角郑苹茹，也曾居住于此，杨君带我走向弄底，居然从一幢建筑背后的一条仅容两人走过的夹弄里穿到了另一个大弄堂，我笑称一线天，其隐蔽，不要说外人不知，即便走到近前，如无人告知，也断然无法发现此背后居然还有一线天，妙的是公用电话即设在两条弄堂的一线天间，两头喊电话方便。走过一线天，进入的是花园公寓，颇负盛名，据杨君云，之所以叫做花园公寓，就是因为当初这里的花园绿地很大，惜乎“*”中花园之间又造起两幢特别难看的新工房，使仅存的一片绿地变得逼仄，一边公寓也加了三层，形成不和谐的两截生。这种情形，我母亲家弄堂口的公寓也如此。因为基础好，“*”时为解决住房困难，能加层的公寓都加了层。说到一线天，我还想起愚园路上同仁医院急诊室弄堂深处，躲藏着几幢大汉奸周佛海、吴四宝住过的房子，之所以选择此处安生，是因为汉奸怕被暗杀，选择曲巷通幽便于藏生，一旦有暗杀行为发生，便可从两头通的马路另一头快速逃生，谁也不知道平时关闭的小铁门逢急还有此用。熟门熟路的小偷难抓住，人生地不熟的小偷却往往死路一条。前不久有人偷金店首饰大摇大摆从后弄溜掉，凭的也是熟门熟路。
什么时候，再穿穿弄堂，抄抄近路，其乐无穷。“内环线讲外国话，中环线讲普通话，外环线讲上海话”。上海人据民谣所唱，已边缘化到了外环线，内环线里的弄堂也随着大建设拆除了不少，穿弄堂，既是一种怀旧，也是上海人残存的一点底气，令人感慨。
（2008年7月13日《新民晚报》）
罗文华：遇堵车拐进故宫
那一天，我还真遇到了一个岔路口。
那一天，大约是1984年的秋季，我被堵在了北京西城的一个岔路口。那天我乘公交车从西郊的北大进城，想到城南天坛附近我舅舅家。当时我在北大上学，我唯一的舅舅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亲戚。我经常在周日到舅舅家，四川来的舅母喜欢用红辣椒炒菜招待我，我也特喜欢吃辣椒炒菜。但是那天我辜负了舅母，她的辣椒炒菜我没吃成，因为我乘的公交车被堵在了西城的一个岔路口。
那一天，我坐在被死死堵住前方道路的公交车上十分焦急。堵车的原因当时我并不知道，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也许是前面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吧。当已经堵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年4月底我曾经有过一次被堵得好惨的经历。那天我已提前买好了火车票，一大早就从北大出发，乘公交车到北京站，打算回天津过“五一”，谁知正赶上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北京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我乘的公交车被堵在离钓鱼台不远的路上蹲了好几个小时，待我回到天津时已是万家灯火。想到4月底那次惨痛经历，秋天的我毅然决定不能再在公交车上傻等下去了，要赶紧寻找出路。
那一天，面临岔路口，我有三个选择。一是待路通后继续乘公交车往南到舅舅家，但我已经说了我不想等，因为我不愿浪费时间；二是掉头往北返回北大，只当白跑了这十几公里路，但我不想半途而废；三是往东拐，钻过几条胡同再寻机往南，这样可以绕过堵车的路段。于是，既不愿浪费时间又不想半途而废的我，既被动又主动地选择了往东。然而，当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