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职业选择只是服从革命分配，而赵苍璧走上保卫工作道路，却包含个人的爱好。一次，保安处侦察科长赵苍璧到三边检查工作，正逢犯人逃跑，看押干部急着追踪，赵苍璧却说别忙。思索片刻，赵苍璧布置某某时间到某某地方设伏。果然，逃犯就按照赵苍璧估算的时间地点落入埋伏。老百姓赞叹：“保安处不得了，有个赵科长能掐会算，一摸鼻子就能算出坏人在哪儿！”赵苍璧是有个思考时摸鼻头的习惯，其实是盘算那个犯人会利用夜暗回家，什么时候该走到什么地方。这些招数在当时也算高明。小学文化的赵苍璧好动脑筋，破案时总是苦苦思索，实在为难就把脑袋浸在冷水中思考。赵苍璧后来成为公认的“侦察专家”，离职休养后还写了一本《政治专案侦察概论》。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长征干部周兴（2）
陕北这块干旱的土地，庄稼一旦得到天外雨露的滋养，总是生长极快。迷恋侦察业务的陕北干部赵苍璧，历任三边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绥德保安处处长、边区保安处的便衣队队队长、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解放战争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建国后，又在北京市、南京市、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历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厅长、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副省长，197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
从县保卫局秘书到国家公安部长，赵苍璧具有完整的公安保卫工作经历。许多公安干部称赞，赵苍璧具有丰富的侦察经验、缜密的工作作风、和蔼的待人态度，堪称公安保卫干部的楷模。①
李启明走上情报保卫战线的经历更是奇特——抓进来的！
李启明是山西人，1929年到太原一中读书，在这个中共山西党组织诞生的地方，看到日本共产党创始人河上肇的著作，参加共产党外围活动。1931年，李启明到监狱探望一个被捕的同学，这个党员同学小声提醒：赶快走！于是，李启明和一些同学跑到汾阳，参加冯玉祥举办的军官学校。1932年，李启明秘密加入共产党，随同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参加古北口战役。同盟军遭受日军和蒋介石的双重围剿，李启明等地下共产党员被迫转到绥远，1933年又到陕西苏区加入红二十六军。这里正缺有文化的干部，刘志丹将李启明调到红军学校工作。肃反开始，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遭到怀疑，有人揭发李启明是特务，于是两人一起被捕。在陕北肃反关押的干部中，李启明是比较年轻的一个。
中央到来后制止肃反，改组西北保卫局。秘书耿红发现，肃反关押的干部之中，有一个李启明政治品质很好，文化程度也高，就向周兴建议调来帮助工作。数十年后，耿红还为自己的眼光而得意，因为，这个李启明从西北保卫局的基层一直干到最高领导，连李克农也向自己了解这个未来女婿的情况。
省城名校的高中生甘心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学生从军自愿沉入外省基层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选择高起高打。肃反中与苏区最高领导人一起被捕受审，解脱后直接进入核心部门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际遇又是大落大起。
如果说军事工作需要“勇”的话，情报保卫战线则更强调“智”。李启明的才智正适于搞情报，秘书、检查站、训练班、外勤、情报科长，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李启明，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最年轻的副处长。建国后，这个西北公安部长又是各大区中最年轻的。中央本来准备调李启明去国外当大使，可是李启明的岳父李克农却说：不懂外语何必去国外受洋罪。后来，李启明一直留在陕西，文化大革命前任陕西省省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云南省委常务书记。①
分析周兴、赵苍璧、李启明这批边保干部的来源，可以看到，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配备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向来重视情报保卫系统的干部配备，高层领导送苏联培训，骨干成员强调工人成分。邓发是海员出身，周兴、陈复生、欧阳毅等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出身。可是，组织成分纯而又纯，并没有保证不出顾顺章那样的叛徒，并没有保证不犯李韶九那样的严重错误。
经历挫折的中共更会用人，新配备的保卫干部来源多方：既有一批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又重视培训陕北当地农民干部；既有许多来自红区的工农干部，又充实来自白区的地下党干部，还特别注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
人事上的变化，是否显示情报保卫工作整体的变化？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1）
中社部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干部。延安有马列学院，有军政大学，有中央党校，却没有一所情报保卫大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还得靠办班。创建特科时，周恩来于1928年春在武汉办班，亲自培训学员20多天。中央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过训练班。
中社部的训练班则是有计划地长期进行。第一期的学员查不全了，据说有李士英、周兴
等人。第二期学员罗青长，入门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去，从科员到科长，从室主任到秘书长，一直当到中央调查部部长。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加入红三十军。长征中，具有初中一年文化的罗青长，被调到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二、四方面军会合，又到红军总部任青年干事，上级领导是吴德峰。到达陕北后，罗青长又跟随吴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吴德峰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1921年入党，1925年国共合作时任武汉市公安局长，国共分裂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后来在中央苏区任湘赣省保卫局长，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央交通科科长，又到西安创建一个秘密情报系统。
曾与老情报吴德峰一起工作的罗青长，1938年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立即进入中社部的情报训练班学习，班长吴成是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北干部白栋才，罗青长兼任支部书记。当年12月从第二期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成为中社部的秘密干部，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罗青长领导八办内部和西安地下的情报系统，还包括安吴训练班的保卫工作。后来，罗青长又调回延安中社部本部。①
罗青长博闻强记，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经常掌管机要电台。罗青长善于整理情报，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激赏。罗青长还是个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系统情报部署如数家珍。
建国后，罗青长兼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参与李宗仁归国、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等多项重要工作。人们都记得，周恩来去世前召见的最后一个干部，就是罗青长。
第三期学员，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病逝，有的在文革中被斗死，健在的只有王炎堂一人了。
王炎堂年少志大，在陕西合阳中学读书的时候，非要找共产党去打日本，15岁入党，没带组织关系就跑到延安上陕北公学。好在这时中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王炎堂又在陕公再次入党，跟着又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没几个月，又被选调到中社部训练班。中央领导和老情报干部多次到这个班讲课。王炎堂听到：情报、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工作，情报、保卫工作也是最艰险的工作；情报、保卫干部是最受信任的干部，情报、保卫干部也是无名英雄。思想单纯的王炎堂，从此决心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奉献终身。
培训毕业，王炎堂就被调到中社部秘书科工作。这个15岁的青年只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日常接触的干部都是老师。既有康生、潘汉年、李克农这样的经历丰富的文化人，也有周兴、谭政文、叶运高这样的任劳任怨的老红军。王炎堂边干边学，起初不过是收发文件，归类处理；接着就整理情报，撰写通报；而后又调查分析，研究情报。上级领导经常手把手地指导，王炎堂还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特情突击运动”的文章，以“阿黄”的笔名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经手大量文件的王炎堂，逐渐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专家，圈内戏称“反革命科长”。
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王炎堂辗转西部边疆；建国以后曾驻外工作，后来又回到中央机关工作。青少年就从事情报工作的王炎堂，至今注重学习研究，着力总结历史经验。②
第四期训练班学员陈龙来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毕业后曾任中社部三室主任，成为延安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卫。解放战争中陈龙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东北公安部副部长，建国之初被急调北京任公安部一局局长。一局负责政治保卫，陈龙经手诸多重大案件，还提出中国侦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内线侦察。①
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从事保卫工作并不很早，是第七期学员。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在家乡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部队。长征时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延安任中央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有人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汪东兴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建国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一生涉险，陕北转战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天安门广场面见数百万红卫兵，视察大江南北逃脱林立果的暗杀，一生涉险的毛泽东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汪东兴的警卫工作有功。②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2）
凌云1941年入学，后来就留在中社部二室工作。建国初期，凌云到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工作，先后任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长期主管反间谍工作，侦破诸多国民党特务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经手机密的凌云受到林彪、江青的猜忌，在公安部首当其冲地被关押。文化大革命后凌云重新担当重任，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调整情报系统时，反间谍专家凌云又被任命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③
前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是第八期学员，这最后一期结束于1941年。
当年的中社部训练班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干部。王任安全部副部长，甘露任江苏省公安厅长，慕丰韵任边防总局局长，孙振任经济保卫局局长，王初任公安部副局长。④
1992年6月24日，一批年近八旬的老人汇聚在北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职务不同的老人凑在一起相当蹊跷，莫非是时下流行的同学会？
有人暗道：中共情报战线的“黄埔一期”！
整整54年前，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7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保的三十里铺训练班。你七里铺称为“黄埔一期”，别家怎么算？
老人们笑道，这“黄埔一期”不过是一句笑谈。然而，这七里铺训练班称为黄埔一期，还是有些道理的——出干部啊！就说1992年应国家安全部之邀举办的这次聚会，尚且在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长邹瑜、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艾丁、前陕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乔苍松、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吕璜、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姜鹏、前公安部顾问谢衡、前湖北高级人民检察院院长房照义、作家柯蓝、邓涛、杨黄林、柳峰、晏家华、汪琦……
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的培训目的是打入敌后，三十里铺的培训目的是做边区本地公开工作。比较起来，三十里铺的学员虽然资格更老，但是文化偏低，毕业后一直留在边区工作，升迁的机会就少些。而七里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所以，这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洋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第一期训练班的领导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布鲁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出身的老干部，走南闯北，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相当丰富。训练班的支部书记王凡、班长赵君实都是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小班长、党小组长都是红军时代的工农干部，有李启明等人。学员则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的大学，谢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份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
刚刚参加革命就被挑选参加情报、侦察训练班，学员们紧张而兴奋。天当教室地当桌，并没有减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都是神秘的情报保卫业务，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这些年轻人毕业后都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