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这种后来被概括为“逼供信”的方法效果极大，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反革命”越来越多！①
1930年底江西苏区出现“富田事变”，随之闽西苏区开始肃反，而后，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也都开展一个又一个波次的肃反，肃反的对象迅猛扩大，大批党员、团员、红军干部、战士被处死，一些根据地的领导人也被杀害，湘鄂西杀了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鄂豫皖杀了邝继勋、许继慎……直到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各地肃反才逐步平息。可是，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还杀了高级干部曾中生。1935年10月的时候，各地苏区的肃反都停止了，陕北这里才开搞。
虽然尚无条件核实肃反杀人的全部数字，但是可以肯定，肃反杀了那么多干部、特别是县团以上的高级干部，却是敌人都无法做到的。肃反扩大化还造成内部分裂，群众疑惑。由于害怕肃反，一些地方的群众不再支持革命，甚至“反水”跟着敌人跑。可以说，肃反造成的后果，动摇了革命根据地的生存。①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苏区肃反（2）
遍及全党的肃反，显然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相关。肃反期间，中共中央的领导先后是李立三、王明，整个路线越来越左，肃反左倾并不奇怪。
也有国际背景。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批评斯大林指导错误，斯大林在多数人的支持下反击了托洛茨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中，拥护托洛茨基的人呼喊反对斯大林的口号，其中，就有一些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苏共随即开始进行反“托派”斗争，将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遣送回国。回国后的托派学生形成了一些中国的托派小团体，又逐渐围绕在被撤销党内职务的陈独秀周围，1929年间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此时的苏联，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党内的反对派能够动摇革命队伍内部的信念，因而比敌人更危险。反托派斗争迅速升级，开除党籍，驱逐出境，肉体消灭，比对敌斗争还狠。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党，也有一句流行语言：“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动摇思想，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曾经提出“五不怕”——不怕受批判，不怕受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年轻的时候，作者以为这是故作惊人之语。成年之后才知道，这“五不怕”个个针对肃反中曾经出现的真实！
残酷的真实表明：生活不是乌托邦，没有错误的革命并不存在。
现实的真实又表明：不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泼掉孩子，错误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
回顾历史错误，与其追究个人责任，不如探讨主观客观条件。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生死斗争，新生的共产党确实面对强大而残忍的敌人。没有这些极其不利的客观条件，谁也不会想到采用肃反这种激烈措施。但是，把错误归于客观条件，又能得到什么收益呢？还是应从肃反的主体找教训。
发生在中国的苏区肃反，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的左倾领导直接相关。领导苏区肃反的中共干部和保卫系统，还是相当幼稚，尚无对付内部奸细的经验。
可是，这个如此幼稚的政党，居然还能从如此惨重的挫折中缓过来！错杀那么多自己人，队伍依然不散。对错误不满的人，依然相信这支队伍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即使是被害的人，也依然坚信整肃自己是出于革命的目的。那种认为中共只是一个恐怖团体的看法，难以解释这个实力弱小的团体怎能最终赢得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那种认为中共领袖玩弄个人权谋的看法，也难以解释毛泽东在失去权力之后还能被重新拥戴。
我们现在对于历史错误的回顾与总结，尽管也有难处，毕竟相对轻松。事后诸葛亮嘛！当年，中共中央对于肃反错误的纠正与总结，却要艰难许多。
周恩来在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很快发现肃反搞大了。一直领导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相对熟悉敌情，相对熟悉国际情况，果断抑制中央苏区的肃反。参与江西苏区肃反的毛泽东，本来就反对中央领导的左倾，也看到江西苏区这里的肃反也有左倾问题。但是，在中央领导继续走向左倾的条件下，在共产国际继续要求清党的条件下，中共不可能完全制止肃反的错误，更不可能对肃反做出整体性总结。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转变路线的遵义会议。重新调整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以往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刚刚进入核心地位的毛泽东，对于教条主义更是深恶痛绝。虽然遵义会议的结论还停留在军事方面，尚未对政治错误作出整体总结，但是，新的领导集体对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已有共识。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长征万里之后的第一动作（1）
1935年10月19日，损兵折将、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长征万里抵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的十万大军如今只剩八千，所幸，前面有个自己人的西北根据地，终于可以落脚休整。中共中央派出陕西籍贯干部贾拓夫与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带着一部电台，先行出发联络。
李维汉和贾拓夫到达甘泉县下寺湾，见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得知：西北这里正在肃反，已经杀了二百多党政军干部，连上级派来的特科干部张庆孚都抓起来了，刚刚又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①②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正在直罗镇指挥战斗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得到报告，当即回电：“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10月24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11月3日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听取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中央当即决定：撤销领导肃反的中央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时成立董必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小组，复查处理西北肃反。为了防止肃反继续发展，中央又指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现场查处。临行，毛泽东郑重向王首道交待：“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对于肃反如此紧张，是有来由的。1934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红色根据地，除了西北这一块以外，都被迫放弃了。这固然有强大敌人围剿的外因，但是，更为深刻的内因，却是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其中，肃反错杀，更是自毁长城的惨痛教训。①
痛定思痛，中共中央不能让肃反错误再毁掉陕北这最后一块落脚之地！
10月30日，王首道飞马赶到瓦窑堡，立即宣布命令，从原局长戴季英手中接管保卫局工作，重新审查刘志丹等人的案件。王首道任湘赣边省委书记时，曾因抵制错误肃反被撤职，此时来复查西北肃反，很快看出问题。
西北这里，本有两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人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8月，谢子长胸部中弹负伤，当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展开大围剿。陕北特委写信给陕甘边特委，建议两军联合作战。刘志丹率队于1935年2月来到陕北，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个革命根据地。会后不久，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伤重牺牲，就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作战。1935年7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义从北方局来到陕北，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到陕北，9月15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会师之后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10月，红十五军团劳山大胜，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10师大部、107师一个团。俘虏的东北军旅长张汉民自称是地下共产党员，同刘志丹等人有联系，却被怀疑为特务处死。
作战期间，后方的瓦窑堡开始肃反。北方局中央代表指示陕甘晋省委，黄子文、蔡子伟等人是右派人物。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挥鞭逼供，审出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红军领导人也是右派。于是，省委通知前线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②③
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内奸？省委通讯员驰马赶往部队送信，半路遇到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就把省委给前方军委的信件交给这位首长。刘志丹拆信一看，居然是命令西北军委逮捕刘志丹！刘志丹此刻完全可以扣押信件，继续赶往八十一师，这个自己带出来的老部队肯定会保护自己的首长，甚至不惜一战。但是，刘志丹却封好信件，交还通讯员，自己主动来到军委所在地：“你们不是要逮捕我吗？我来了。”①
案情继续扩大，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也得到开会通知，省保卫局特务队队长涂占奎赶紧拦住：“不敢去！他们把老刘、老高都抓起来了！”涂占奎是当地人，西北军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军部正驻扎在他家那个村庄张槐湾，家人告知：老刘（陕北群众对刘志丹的称呼）和老高（高岗）被二十五军关在你二嫂家的窑洞里面了！
习仲勋却说：“不管他，总会搞清楚。”临行又对大家交待：“我去开会也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不管谁来领导，你们都要好好工作。”又叮嘱当过自己警卫员的涂占奎：“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别乱说乱动！”到了张槐湾，习仲勋的警卫就被下了枪，习仲勋也被关进窑洞。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正在患病，独自跑了二十里去“开会”，实在走不动休息了一晚，就被保卫局手枪队公开逮捕。②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西北红军已经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是不是白军？红宜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导马文瑞被捕，七百多户逃往白区。敌人乘机挑拨，三边地区出现游击队叛变，部分群众打白旗“反水”。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长征万里之后的第一动作（2）
红军内部眼看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③
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立即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毛泽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11月7日，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刘志丹代表被捕人员讲话，感谢中央的解救，批评原中央代表团的错误，同时劝大家不要埋怨主持肃反的同志。11月30日，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
历史创造了如此惊险的真实情节。
1935年10月，陕北苏区正在爆发错误的肃反，中共的最后一块立锥之地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来到陕北，而且，来到陕北的这个中央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左倾的中央。
陕北幸运，它的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得以保全性命。
中共中央幸运，它的落脚之地陕北根据地得以稳住根基。
差上几天如何？陕北这里早几天杀掉刘志丹，或是中共中央晚几天到达陕北，那会出现什么局面？
经历诸多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也该有一次幸运的机遇了。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第一举措就是制止错误肃反，第一举措就赢得陕北的党心军心民心。
但是，全党对于肃反错误的全面认识，还要等上许久。
1944年4月20日通过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1945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1954年，内务部报请中央同意，发出《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者及其家属处理问题的通知》，各地着手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平反。段德昌、柳直荀等一批肃反中被错杀的人，都被宣布为革命烈士。但是，当时并未披露这些人遇害的真相，就连家属也以为亲人是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
肃反的错误逐步披露出来，文革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成批处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肃反中被错杀的人终于得到公开的平反与恢复名誉。
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首次完整地对苏区肃反做出官方结论：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同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1）
1935年10月的时候，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