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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1）
1935年10月的时候，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虽然已经看到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但是并未急于做出政治结论，而是避免争论，先纠正了再说。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刘志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西北办事处副主席。这个以周恩来为主任的西北办事处，实际是中央领导机构。此前，合法的中共中央之外，张国焘又擅自在四方面军中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出于调解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这边不称中央，而是以“西北办事处”名义工作，建议张国焘那边也不要成立“临时中央”。
由此，原“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改称“西北政治保卫局”。这个新成立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权限可谓空前绝后——集国家保卫局和西北保卫局两家权力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公安部与北京市公安局，不够，还要加上中央警卫局甚至国家安全部！长征中，除了国家保卫局之外，中共中央还设有特工科，对外称中央组织部四科，科长杜理卿（许建国）。成立西北保卫局时，杜理卿又兼任副局长。
名义上的权力并不等于实际上的权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此时就在毛主席的行李担子里，几枚印章而已。以前，国家主席尚可在名义上领导全国的各个根据地，现在，根据地逐个丢掉，“国家”只剩西北这一块了。所以，王首道领导的保卫局没有“国家”这个名头也有道理，叫“西北”保卫局才是名符其实。
虽然名符其实，却没有过去神气了。不知何时，西北保卫局的干部战士不再佩戴绿色領章，不再佩戴银色证章。自从搞了肃反，保卫局的钢铁形象就蒙上了灰尘。
西北政治保卫局还是雷厉风行地展开工作。1935年10月19日中央抵达陕北，24日决定改组西北保卫局，30日王首道局长接管工作，5天之后的11月5日，新的西北保卫局就发布了一号命令。局长王首道是南方人，同陕北人谈话还要用翻译，这个特殊任务就由陕北干部耿红担任。耿红一人做秘书忙不过来，就向王首道建议，借用肃反中关押的李启明。于是，李启明白天刻蜡版，晚上回号子睡觉，成了保卫局的特殊成员。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王首道调往前线，西北保卫局局长由周兴接任。此时，西北保卫局已经铺开摊子，有五十多个干部。侦察部部长韩宪琦，红军工作部部长陈复生，执行部部长谭政文，党总支书记李甫山、刘海滨。西北保卫局下辖5省保卫分局：陕北省保卫局局长刘子义，陕甘省保卫局局长郑自兴，陕甘宁省保卫局局长李握如，关中特区保卫局局长牛汉三，神府特区保卫局局长黄正明。
班子虽然不大，干部却都是老红军、老保卫。陈复生在长征前是红三军团五师特派员，谭政文在长征前就是闽赣省保卫局长，李甫山是陕北清涧县保卫局长，刘海滨在长征中是二师特派员。
周兴麾下缺兵，立即举办保卫干部训练班；抽调地方干部集中培训。学员来自边区各县，虽然都干过保卫，但大多是忠诚有余业务不足。毕业考试，周兴出了一个特殊题目：在教室里面寻找一条反动标语！学员们立即紧张起来；有的翻桌子；有的抠墙缝；可是到处都找不到。惟有延水县保卫局秘书赵苍璧冷静，四处观察；把目光停留在桌面的一张纸条上。那纸上写着四句成语：“明日黄花；日理万机；暴风骤雨；动作敏捷。”别人以为这贴在明处的四句话不会有什么问题，赵苍璧却说：“这是一首藏头反标；每句成语的头一个字连读，就是‘明日暴动’！”
周兴欣赏赵苍璧善于动脑，就在学习期间介绍赵苍璧入党，结业之后，又把赵苍璧留在西北保卫局当秘书。保卫局急需有文化的干部，那个刻蜡版的李启明，释放后在保卫局搞了一段后勤，相当可靠，就接替赵苍璧当了秘书。
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三人，将是本书的重要角色。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到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从西北保卫局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一直当一把手。赵苍璧和李启明两个新人，一个是陕北地方干部，一个是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解放战争时期都成了周兴的副职，一个主管侦察，一个主管情报。这三个经历不同的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成分来源。
无论是西北保卫局的“局长”还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处长”，周兴的名头始终不大，但职权确是极其重要——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的保卫负责人！皇上身边，有一品带刀侍卫、九门提督；总统身边，有便衣特工，情报局长；不必论证，任何领导人都会极其重视身边的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其忠诚、其能力，不言而喻。
周兴保卫生涯的起步，原本就在中央政府驻地、就在毛主席身边开始。
周兴1906年出生在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城，父亲在县城做爆竹，这是当地的传统手工业。周兴上了三年师范小学，就到染坊作学徒。大革命的风潮震荡着偏僻的赣西，周兴的同班同学宋大勋是赣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影响周兴积极参加进步组织恩江学会的活动。1925年，永丰最早的共产党员黄欧东介绍周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CY），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CP）。
古老的永丰被周兴和同志们搞得天地翻复，城里组织工会，乡下成立农会，甚至还创建了永丰的国民党组织。趁着北伐军逼近的有利时机，工农自卫队赤手空拳解除了敌人一个连的武装，掌握了永丰的政权。蒋介石进军南昌，国民党右派在永丰发动事变，一夜间抓捕了周兴等共产党员，游街示众！痛定思痛，赣西党吸取教训，开始抓枪杆子。年轻的周兴被派往南昌，参加朱德任团长的公安局教导团，既学军事，也学保卫。周兴随同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潜回永丰开展游击斗争。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2）
毛泽东率领红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红一军团攻占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周兴被调到省肃反委员会任秘书，就在毛主席的身边开始了自己的保卫生涯。
不幸的是，周兴也在李韶九直接领导下工作。身兼红一方面军与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在肃反中大开杀戒，秘书周兴只得唯命是听，抄抄写写。李韶九心怀叵测，许多好干部被他打成反革命处决，其中包括周兴的亲弟弟。最后省保卫局就剩局长李韶九和秘书周兴两个人了，正当李韶九准备对周兴下手时，中央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罪行累累的李韶九受到严厉处分，接任局长的吴德峰认为周兴不过是执行者，将其留任。后来，中央领导博古到了苏区，指示将周兴调出保卫局，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省保卫局党的分总支讨论，书记李克农等不同意给周兴处分，上报国家保卫局党总支，局长邓发等也同意分总支意见。由于始终处于组织处理过程，结论就没有对周兴个人讲。然而，在苏区肃反搞扩大化，却成为许多干部对周兴的重要印象。周兴原名刘维新，参加革命改了个“周兴”，保卫干部与唐朝酷吏同名，不免有人讥讽。外来干部秦平与周兴是忘年交，冒昧相问：为什么起了个酷吏的名字？周兴叹气：凑巧……
周兴自己深深痛悔肃反的教训，总是在档案中填写：“在苏区肃反后受过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工作中也不时以自己的教训提醒青年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追查周兴历史，才发现这个处分从未实施。听来令人感叹，到底是共产党员，居然主动承担并未受过的处分！
党性端正的周兴继续受到组织信任，先后担任保卫局秘书长、侦察部长、执行部长等职，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的指战员都是准备提拔的班排长与连营以上干部，各级干部都是低职高配，任职特派员的周兴相当于师级干部。红军时期的特派员级别很高，与军政首长平级，职责是警卫首长、审查干部、抓捕逃兵、侦察敌情。周兴在干部团积极协助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休整训练，总是及时调查掌握部队和社会的政治情况。汪东兴当时任干部团三连指导员，保卫工作做得细致周到，引起周兴重视。强渡金沙江时，三连处于重要作战位置，周兴特地到现场检查，布置控制对岸敌人的火力点。①
遵义会议期间，周兴负责外围警卫工作，率领警卫连在距会场一公里的红土坡三次打垮土匪武装，捕获两个国民党特务，受到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艰难困苦的长征，周兴与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二营特派员肖赤脚腕负伤掉队；待到收容队发现已经奄奄一息。周兴立即派人到军委纵队找来中央首长的用药；终于挽救了肖赤的生命。过草地时，周兴身患肺病昏迷不醒，宋任穷特意安排用担架抬着周兴行军。行军艰苦，周兴病情越来越重，大口大口吐血，医生说再行军会有生命危险，劝他留下养病。周兴却说：“我是红军的人，离开红军就结束了政治生命，活着还有什么用？”周兴带病坚持长征，病情稍好就拄着棍子徒步行军，终于平安到达陕北。在新成立的西北保卫局中，周兴任侦察部长，不久，局长王首道另有重任，中央决定由周兴任代局长，很快又是局长。此时，中央特科已经停止活动，西北保卫局就是中共的最高情报保卫机构。这样，手握重权的周兴，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注目。
1936年7月，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到陕北保安采访中共情况。作为一个以客观公正为职业道德的记者，虽然国民党把共产党涂抹得青面獠牙，斯诺却要眼见为实。好不容易潜入陕甘宁边区，当然不会放过共产党的“特务”。所以，在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斯诺盯上了保卫局局长周兴。
斯诺之行，大概是中共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1936年10月9日周兴与斯诺的交谈，大概就是中共保卫史上的第一次“外事”活动了。斯诺提了六个问题：
1。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现在保卫局的任务同江西时有了什么不同：“国家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在死心塌地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权力，现在是保护扩大统一战线。”“在江西时反革命的定义是非常严厉的，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就没有那么严厉。在江西时，没有人说合作来反对帝国主义，现在不同了（现在可以说合作抗日）。在江西时，谁不同意我们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他的财产就被充公，要是他反对我们，他就会被剥夺一切权利，虽则他还没有直接采取行动来反对我们。”“在江西，我们的政策是直接保护人口中主要那部分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的人的利益，而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不应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总而言之，保卫局现在不但在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而且还在保卫统一战线的基础。”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3）
周兴这段论述显示：紧随党中央克服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步伐，情报保卫部门也改变了江西肃反时的左倾做法！
对于斯诺的六个问题，周兴也一一回答。引人注意的是，周兴强调：“现在死刑案件很少。”周兴还说，政治犯的审判程序同一般犯人一样，要由法院审判，“但非常时期除外。所谓‘非常时期’指的是出现了叛变、倒戈或暴动，那时保卫局就得及时地处理那些头目，来不及等候开庭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周兴还展开论述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前者只是贯彻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的要求，我们是不会杀人的，更不会是秘密地杀的，而国民党则不然。其中原因群众是知道的。”“另外一个不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人犯（政治）罪，全家被捕，甚至连小孩都会被杀。而苏维埃是不允许这个政策的。我们认为，一人犯罪一人当，与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无关。更不会剥夺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第三个不同是：苏维埃对政治犯的宽大政策，那些人（政治犯）只要接受教育，并有好的表现，很快就释放，并恢复他的一切权利。”“第四个不同是：犯人的口粮和我们的职员一样，他们被发给与我们的职员同样的衣粮，他们没有像在国民党的狱里那样受到拷打和虐待。”
周兴的介绍内容，显示较高的政策水平，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原则。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共杂记》。
陕北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在斯诺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土匪变成中国的希望之星！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使世界认识了中共。①
好几个延安老保卫向作者讲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