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说:“你怎么像个愤青?又和黎鹏吵架了吧,大晚上跑回来,不用想都知道你为了什么,没出息。”
我问:“我怎么没出息了,每次和黎鹏吵架,我都赢!”
她说:“赢了你干嘛跑回来?”
我说:“我这是谦让,眼不见为净,我不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躺在同一张床上。”
说完,我转身走进了书房,我爸已经送完了表姨,正躲在里面喝茶。
我一屁股坐到他面前,双目灼灼的盯着他,令他不得不放下手里的书,抬头看我,接着摘下老花眼镜,叹气道:“说吧,怎么了?”
我说:“采访您一下,请您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回答我,而不是父亲的。”
我爸撇撇嘴,道:“又和黎鹏吵架了吧?”
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用嘴说出来,而不愿意装在心里?
我将和黎先生吵架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然后补充了一句:“我不想和我妈说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永远只会站在黎鹏的立场替他考虑他的难处,难道我不需要被人理解么,我也不求她能和我一起声讨黎鹏,只希望在这样的时候,她能给我点精神鼓励,而不是一味的说黎鹏有多好,是我任性,黎鹏处处人让我,是我不懂得珍惜,这类拱火儿的话!”
我爸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道:“你知道结婚最需要什么么?”
我说:“不会是理解吧?这个我知道,问题是……做不到。”
他说:“是忍耐。”
我不语,眼下最恨的就是这两个字。
我爸说:“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和人打交道,再建立自我的诚信度。遇到狡猾的人,就要绷紧全身的弦,片刻不能松怠,遇到大大咧咧的人也不能放松,也许他的大大咧咧就是为了让你放松好从中获利的假象。做生意,心很累,不比居家过日子轻松,可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做生意?”
我说:“因为商人赚得多,回报高,高回报可以弥补精神上的损失。”
我爸问:“那你为什么要和黎鹏结婚?”
我又不语了。
我爸说:“因为你爱黎鹏,他也爱你,就算你们总是为了同一件事吵架,你们之间的爱情也可以弥补这些精神损失。”
我问:“是不是不管和什么样的人结婚,都会为了这些琐事吵架?”
我爸说:“只要是人,就有分歧,你和你妈还曾为了吃药的问题吵过几次,那件事是大事么?”
我说:“那是不是在你们男人眼里,家里的事都不能算是大事?不值得计较?”
我爸不说话,但他脸上的表情已经给了我答案。
男人和女人看事的角度不同,他们不能理解女人所谓的“大事”,却又试图让女人理解他们所谓的“大事”,两种“大事”有天壤之别,男人和女人却很少去想每个人对事的大小都有不同定义,只会想自己的事才是“大事”,尤其是比起对方的。
这天晚上,黎先生来了四通电话,十五条短信,从开始的“你在哪里”、“晚上早点睡,明天我去接你”,发展到“若若,别气了,是我不好”。很显然,我妈透露了我的去处。
我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他当初对林若的道歉短信,还是现在对我的,都一样动听。
于是,鉴于他认错态度良好,他打来的第四通电话,我接了。
他问:“还生气么?我道歉。”
我说:“不气了,我接受你的道歉。”
沉默了一下,他说:“明天下了班,就回家吧,我在地铁站接你。”
我不答,说:“以后再吵架,你走,我不走。”
他说:“不会的,咱们以后不会再吵了。”
我说:“要是万一吵了呢?今天吵架之前,咱们也没预料到会吵架吧?”
他说:“要是再吵架,我也会让着你。”
我说:“你今天可没表现出谦让的美德。”
他说:“那好,如果再吵架,我走,你留守,行么?”
我“嗯”了一声,说:“这是你说的,说到要做到。”
我希望黎先生能明白,吵架的重点不是谁能赢得口头上的胜利,而是看着对方在行动上的落荒而逃,即使我在口头上赢了,也不能弥补我跑回娘家的屈辱。
第二天,我是坐地铁上班去的,从娘家出发,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中间还需要转换一次。
转换的时候,我遇到了张总。
他站在交叉口,左看右看,很明显是第一次换乘。
我走过去,叫住他,他回头,松了口气,说:“碰到你就好了,我正不知道从哪里走。”
我们一起走了左边的路,我不言,他不语,直到排在等候地铁的队伍里,他才问我是不是春节过的太累了。
我说:“过节好像就是为了当散财童子吧,一年的辛苦钱,花在七天里,还要支付体力当利息。”
他说:“是啊,花钱受累,不知道图什么。”
我见他也是一脸疲倦,问道:“您春节怎么过的?”
他说,和父母吃了一顿饭,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顿饭,剩下的时间都在忙工作。
我说,张总,您可真是运筹帷幄。
他说,他不是运筹帷幄,他只是有忧患意识。
我问什么叫忧患意识,在和谐社会,用得着忧患么?
他说,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国家,人都要有忧患意识,爬得越高,忧患的东西越多。他还说,很多人在他这个位置已经放松了精神,以为名利双收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其实灾难和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你最最志得意满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钱,不给你防备和反击的时间,甚至是再爬起来的机会。
我说,这样活着太累了,您准备忧患一辈子么?
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一辈子,但会忧患到决定不再忧患的那一天。
张总的话让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张总忧患实多的七天里,黎先生都在干什么?被亲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吓得面无血色,又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和我吵了一架。
这七天真是紧锣密鼓,让我们连喘口气都觉得奢侈。
忧患,我们只忧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为会风平浪静,因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没有返回,三五个北京户口的懒懒散散,闲磕牙,闲聊天,抽空给客户打电话,互问春节是否愉快,尽管大家心里都有数,春节过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许只有十八岁以下还在拿压岁钱的祖国花朵。
为了应验了张总说的“忧患论”,在我最无防备的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都不一般。
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和我谈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这有悖于她公事公办的一贯作风,令我猝不及防。
她说,邹之明给了她很大打击。
我能理解,邹之明一向擅长打击人。
她说,她发现了邹之明三个秘密,一个是他的笔名,一个是他的博客,一个是他的书居然卖得很好。
我玩味着“居然”二字,心道,在梵融这样的女强人眼里,邹之明的家庭地位应该是很低的,如今被反客为主了,可能会开始怀疑人生。
她说,从知道邹之明的笔名那一刻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在网上搜索到“和睦”博客,看到了强大的点击率和幽默诙谐的文字,然后,她又读了邹之明写的书,心情五味杂陈,一面认同书里那些体谅和了解女人的探讨,一面怀疑为何写这本书的人做不到自己写的观念,她有些崇拜邹之明,却又厌恶他的纸上谈兵。接着,在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邹之明的粉丝,全是女性,她看得出来,邹之明是一个深得女人缘的才子,尽管她一直忽略了这点。
种种迹象显示,“和睦”就是邹之明的面具,邹之明一直戴着面具生活,睡在她身边,令她不安和兴奋。
我问,为什么不安,又为什么兴奋。
她说,不安在于,她怀疑邹之明有双重人格,兴奋在于,她又找回了当初恋爱的不确定感,因为不确定,所以才患得患失,所以恋爱才显得更朦胧和琢磨不透,令人更向往,更想探求。
然后,她反问我:“你和他呢,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梵融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和真诚,让我有种若是不认真作答就会亵渎爱情的罪恶感。
就在我不禁怀疑她是不是故意试探的刹那,我说:“有吧,我也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想说,黎先生确实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可是这种感觉并不令人向往,只觉得忐忑。
第二件事,是关于张总的。
张总请大家吃午饭,去把我安排在他的左手边位置。
这是个意外,因为有人早到了,有人晚到了,还有人不到,比方说,梵融去见了客户。张总为了避免大家挪动不方便,便从善如流的和我坐到一起。
我的对面是黎先生,可碍于前一晚的争吵,我看向他的时候并不多。
电话和解是一回事,面对面和解是另外一回事。
张总真是个热心人,尤其是这顿饭,他的热心令在场八位同事都很惊讶。他居然知道我爱喝鱼汤,知道我爱吃鱼,知道我爱吃西兰花和蘑菇,还时不时把我爱吃的菜转到我面前,再替我夹上一筷子。
我如坐针毡,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心虚,更不明白脸上**的感觉是因何而来,我只知道,这个误会闹得大了。
我在桌下给张总发了一条短信,说:“张总,我自己能吃,您不用关照我了。”
张总也回了一条:“我今天心情好,先吃吧,有事回去再说。”
我不敢揣测他是用什么心情打的这句话,又好似明白那么一点,可我情愿那一点不是真的。
收起了手机,也试图收起不明不白的偷情感觉,站起身,借故去了洗手间。
刘琤琤把我堵截在洗手间里,冷着脸,问我和张总是怎么一回事,还说据她的分析,在春节这几天,我和张总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相信刘琤琤的想法可以代表包间里的所有人,除了黎先生和张总,连我这个当事人都不禁怀疑是不是和张总发生过什么,也不怪别人会想歪。
我说:“我发誓我没对他想法,我不想回去吃了,要不你就说我肚子疼,去医院了,下午帮我请假。”
刘琤琤皱皱眉,说选择相信我,还说在她眼里的我,是黎先生的人,所以相信我。
我说,我和黎先生分手了,不是他的人了。说这话时,我更心虚了。
刘琤琤说:“得了吧,你没看到黎鹏刚才怎么看你……们么?”
第三件事起因于第二件事。
先一步离开饭馆后,我利用两小时的时间走遍了饭馆隔壁街的商场的四层楼,然后接到了黎先生的电话。
他问我在哪儿,叫我在原地等待,接着不到十五分钟就赶到现场。
我问,你怎么出来了。
他说,吃完了饭,他去见了客户,客户也在附近办公。
我说,我心情很不好。
他说,他心情更不好。
我们同时站住脚步,就在内衣区的入口处。
曾经,我们面红耳赤的争吵,就像辩论大赛上的两位最佳辩手。如果我们是最佳辩手,那一定会惺惺相惜,再暗通款曲,一面在辩论赛上眉来眼去,一面在私下打情骂俏。
在两性磁场的吸引下,此刻,我们相对无言,无声胜有声,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被我们驱逐出境了,我正准备说:“大毛,我给你买身新内衣吧,咱们公司不做男士内衣,你的内衣都旧了,咱们就买敌对品牌的吧,你可以亲自体会对手的竞争力量。”
却不料,有人极不识相的打搅了我们。
来人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却是黎先生的熟人。
他们握手寒暄,接着和我互相介绍。
这人是我们的同行,也是竞争对手。
我说,我姓韦,叫韦若。
黎先生却一手搭上了我的肩膀,对那人道:“或者称呼黎太太,也行。”
作者有话要说:
咳咳,今天居筱亦问我,33你十指上有几个月牙。
我数了数,说,一两个……心虚ing
她说,她也是。还说朋友告诉她,身体好的人都有八到十个,少的人容易疲累,免疫力差……
于是,我们一起怀念起小时候,那时候我们都有六七个月牙
男+女=靠 04
我一句话都接不上来,甚至连笑容也扯不出来,我失去了最本能的反应,傻站在原地,接受对方目光的注视,和黎先生口头上的定位。
那人问:“结婚了?三日不见刮目相看。”
他说:“去年年底领的证。”
黎先生的话带点得意,语气带点炫耀,这令我受宠若惊。
接着就是互相寒暄,是真的寒暄,说到最后已经无话可说,便谈到了天气,诸如“今年的北京没下雪啊”等等。
英国人只要没了话题就会说起天气,还能说很久,此刻的他们将这一点诠释得很好。
寒暄之后,那人走了,我却很久没能说出话,还在消化。
直到我们走进一家叫不上名字的咖啡店里,点了咖啡,我还在发呆,这才有暇看向黎先生小人得志的嘴脸。
说实话,我是五味杂陈的,并且不能说很为他刚才的行为感到高兴,准确的说,我觉得被涮了。
原因有三。
一、起初坚持保密关系的人是黎先生,打破的人也是他。为什么他不能将这个权利留给我,而是私自做决定。当初我同意,那是出于尊重和体谅,我希望最起码在表面上不要表现的斤斤计较,力求做一个对他宽大为怀的女人,可是,他似乎没能里领受这层意思。这也不赖他,只能怪我们理解能力的层次不一致。所以现在又发生了先斩后奏的同类事件,我也只能自认倒霉。但是自认倒霉之余,我也有权利生闷气和为自己打抱不平,这是我的劣根性,一时戒不了,一辈子也戒不了。
二、那个人我不认识,黎先生认识,还是同行。他凭什么认为这位同行不会将这段小插曲和其它同行们分享?也许一转眼,那人已经四处八卦,等不急的散播他的第一手资料,再由别人的嘴加以渲染,一传十十传百,成为行内皆知的秘密。那便意味着,我们的婚姻将要浮出水面,连带后果就是势必要有一个人退出公司。而这个人,多半会是我。
三、如果黎先生的行为是出于张总的刺激,站在妻子的角度上,我能理解,但是站在人的角度上,我觉得我没有受到他的理解。清白的男女关系,可以解释清楚,解释的不清楚还可以靠行动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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