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上一一列上了35家祝贺单位，其中就有前文中所提到的让刘瑞旗狠狠吓了一跳的无锡东亭毛线厂。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已是94岁高龄的恒源祥创始人沈莱舟先生在病中看到了这则广告，兴奋异常。他掐指一算，对晚年经常陪伴着他的席孟博先生讲：他们少算了一年，恒源祥应该是60周年店庆了。刘瑞旗这个小家伙不简单，以后他的市面会做得非常大。席孟博看到沈莱舟先生那副高兴的样子，答应等他身体稍好一点，让他坐在轮椅上推着他到店里去一趟，看看恒源祥，会会刘瑞旗。沈莱舟含笑答应了，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还不到10天，沈莱舟便与世长辞。恒源祥的两代掌门沈莱舟与刘瑞旗擦肩而过，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得到当时绒线销售的火爆！1987年，广告业尚处在起步阶段，就拿传统媒体广告销售最好的《新民晚报》来讲，一天报纸刊登的广告不过四五条。但绒线羊毛衫广告却极为走俏，单单1987年的9月，刊登绒线羊毛衫的广告就超过10家，囊括了市百一店、二店、四店、五店、七店、九店等上海所有的大百货公司以及万象、开开、恒源祥等上海最大的绒线专业商店。9月18日，恒源祥店庆展销第一天，商店门口人山人海，排队的人围绕着广西路、九江路、贵州路一直到南京路足足兜了一个圈，连警察也出动了在一边维持秩序。此时绒线业已经开始放开，票证刚刚取消，但全毛绒线依然十分行俏。刘瑞旗惊讶地发现：好像全中国的绒线贩子都到恒源祥来了！他赶忙作出一个规定：不准卖大户，每人一次只能买２斤。
1987年终于顺利度过。恒源祥全年的营业额为1043万元，利润60余万元，比1986年恒源祥819万的经营额要高出224万，利润也多出10万元。但是恒源祥的这一次装修却花去了27万，刘瑞旗被上级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写了“深刻检查”。其实在写检查这个问题上，刘瑞旗只是“牛刀小试”，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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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 1（3）
1988年初，上海掀起了一股修志修史的热潮。黄浦区志史办的同志来到了恒源祥，找到了刘瑞旗。他们讲恒源祥是一个有60年历史的老店了。刘瑞旗回答说：这我知道。志史办的同志又对他讲：恒源祥的创始人沈莱舟先生是很有个性的、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听说他才刚刚去世……其实刘瑞旗是晓得沈莱舟先生在1987年9月25日去世的，他当时正在外地，所以委派了胡文忠代表自己出席了追悼会并代献了花圈，但他一直为没能最后见上沈莱舟先生一面感到遗憾。时间越久，这种内疚和遗憾越发磨人。于是他边听志史办的同志介绍，边找了一些恒源祥的老职工了解情况，更加深了对恒源祥的了解与对沈莱舟先生的敬佩之情！这两个并无血脉关系的人仿佛心是相通的。他立下了一个誓言，只要自己将恒源祥的事业做大了，一定为沈莱舟先生立下一个铜像——1997年11月11日，在恒源祥成立70周年的时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专门从北京送来了他的题辞“绒线大王恒源祥”。当时他的秘书给他准备了多条题辞，让邦国同志参考。诸如“祝贺恒源祥创建70周年”等等，但邦国同志稍加思索，写下了“绒线大王”这几个字。这自然是对恒源祥的极大褒奖！与此同时，恒源祥公司在金陵东路恒源祥大厦总部底层竖起了一个半人高的沈莱舟先生铜像。刘瑞旗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现在每一位到恒源祥来的人，第一眼便会看到沈莱舟先生那聪慧而又慈爱的目光。
志史办同志的到来，也促使刘瑞旗抓紧办了一件事，就是为恒源祥注册一个商标。现在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商标处处长的邢冬生非常清楚地记得：当年这位年轻的百货公司经理急匆匆地找上门来，说是要给他们的绒线店注册一个商标。他取出了一大堆当时著名绒线品牌的名字。其实当时人们的商标意识非常薄弱，有的名牌名字叫了几十年，但都没有注册过，要随便注册一个名字真是太容易了。邢冬生想了一下对他讲：你为什么不注册恒源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刘瑞旗大喜过望，于是花了200元的注册费，将恒源祥这个名牌注册下来了。现在经评估师的精确评估：恒源祥这3个字的品牌今天的价值至少是８个亿人民币！俗话说，一字千金，这当年仅仅花了200元人民币注册下来的3个字，现在是万金也难换了！
1989年初刘瑞旗又一次找到邢冬生，这一次他是要给恒源祥今后生产的绒线注册一个商标，名字也想好了，就叫小囡牌（小囡：吴方言，意思是乖孩子）。注册费花了800元。当时刘瑞旗还专门找了一个设计师设计小囡牌商标的图案。据外界普遍流传的故事版本，说现在小囡牌的注册商标中的那个男孩，是按照童年时代刘瑞旗的照片拷贝设计的，《新民晚报》、《文汇报》等都刊登过这个故事，刘瑞旗在讲演中也说过同样的话。尽管刘瑞旗长着一张非常中国化的脸，孩提时代的照片浓眉大眼、十分秀气，但这些都是刘瑞旗宣传恒源祥品牌的一个策略。现在，“小囡”作为恒源祥的一个副商标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对于一个并没有自己的工厂，只是销售别人的绒线和羊毛衫的商店来说，这两个举动令人费解。刘瑞旗为什么要通过法律来向世人昭示：这两块牌子是他的？他拿了这两块牌子想干点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几年以后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刘瑞旗的高瞻远瞩与良苦用心！
1989年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讲是终生难忘的一年，对于刘瑞旗来讲，更是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搏杀与考验。1989年初，国际市场上羊毛价格大涨，作为国家计划经济重点调控的绒线，1989年2月物价局发出指令：全毛绒线涨价百分之五十。这时候，绒线按人按户供应的票证早已取消，但涨价百分之五十以后，花色好的尚能销售，花色差一点的已经开始滞销。到了1989年10月，绒线的销售旺期到来，物价局再次发出指令：全毛绒线在2月份已经涨价百分之五十的基础上，再次涨价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讲10月份与2月份的价格相比，涨了一倍还不止。比如混纺毛线从原来的元1斤涨到了30元；编号为“272”的全毛绒线从元1斤涨到了45元！这一下花色好的毛线也难销动，而那些黑的，灰的，大红，大绿等颜色的毛线全部搁煞在柜台上或仓库里，营业额从平常每天销售绒线1200来斤，一下子跌到平均每天销售200斤都不到，有时一天下来一斤也卖不掉！
刘瑞旗心急如焚，这时候他急的不是没有绒线，而是绒线积压在仓库里实在是太多了，至少搁煞了他两三百万元的资金！而当时恒源祥一年的营业额也只有1000万！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市场，按市场经济的杠杆来调控价格，该涨价的时候涨，该降价的时候降，而现在首当其冲的是，应该将这些积压在仓库里滞销绒线的价格大大地降下来！
但是要想把绒线的价钱降下来，谈何容易！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价格是核心。每一样商品进价多少钱，卖多少钱都是由物价部门严格核定的，许多大人物说了都不算数，更不要讲像刘瑞旗这么一个小小的恒源祥绒线商店的经理了！但刘瑞旗决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心要碰一碰商品价格这个计划经济模式中的要害和核心。他打了报告，要求降价，他仔细算了一下，按照国际市场上的羊毛价格，高粗的全毛绒线从51元多降到36元，混纺绒线从30余元降到元。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和设想，按这样的价格销售，恒源祥积压在仓库里的两三百万元绒线均跌进了成本，至少要亏损10多万元。如果加上经销成本，还要亏损10多万元，两项相加，超过20多万元。但刘瑞旗胸有成竹，他义无反顾，一心一意要做成这一桩亏本的买卖。
破茧 1（4）
报告打了上去，区百货公司以及其它单位都没人敢批，有人还冷嘲热讽，讲刘瑞旗是痴人说梦！于是报告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刘瑞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亲自出马，直接将报告送到了上海市物价局。几天过去了，报告如石沉大海，一点信息也没有。刘瑞旗于是又将电话打到了物价局。电话是一位姓马的处长接的，历史应该好好地为这位马处长记上一笔。刘瑞旗问：我们恒源祥打上来的报告您收到了吗？马处长回答说收到了。刘瑞旗又问：那为什么还不批下来？马处长笑了：批下来？你是要批同意还是要批不同意？事情不象你想得这么简单——刘瑞旗连忙插上话去：自然是批同意喽！我们恒源祥是靠卖毛线吃饭的，毛线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我们拿什么来吃饭——马处长讲：这我晓得。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回答：你自己去卖吧，我们就不批了——说完搁下了电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等于默认了刘瑞旗大幅度降价的做法。刘瑞旗至今还记得马处长清晰而又明确的回答，以及长长的沉默与轻轻的叹息！在这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马处长将自己与刘瑞旗捆绑在了一条战船上，如果上面追究起来，两人将一起落水，永远也不会再有浮出水面的日子！有了马处长的这一句话，刘瑞旗就大胆地行动了。他拟了一个广告刊登在《新民晚报》上，说恒源祥将优惠供应各种绒线。这则广告在商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因为前已说过商品价格是有关方面统一制订的，全市各类商品一物一价，恒源祥凭什么可以自作主张进行降价？甚至有人还向上面写了举报信……
但是上级领导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大环境毕竟变了，大家都要看一看刘瑞旗走的降价这着险棋的效果。效果立即出来了：从广告刊登的第二天起，恒源祥顾客盈门，大冷天里营业员个个忙得满头大汗，连刘瑞旗也跑到店堂里去帮忙。一个星期卖掉100多万元的绒线，200多万元的库存，半个多月卖个精光！而与恒源祥斜对面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市百一店绒线柜台，原先一天可卖200来斤的绒线，在恒源祥降价后的第一天仅卖出了19斤。
人们常说，千做万做亏本的买卖不能做。刘瑞旗自然不是一个傻子，他决不会只想到要将自己积压库存的商品都卖个空，他是要盘活这两三百万元的资金。从降价销售的第一天起，他就忙着从市场上采购羊毛，按照市面上最旺销的绒线色彩和品种，联系工厂，做来料加工——顺便说一句，当时的政策已稍有宽松，工厂可以替商家做来料加工。绒线的生产周期非常短，不过一个礼拜的时间。还没等恒源祥积压库存的绒线全部销售完，令人眼睛一亮的新产品已经纷纷上柜，价格自然也比积压商品向上跳了一个台阶。市场永远是正确的，恒源祥的两类商品，两类价格为不同需求的顾客所接受，营业额直线上升，真的应了一句商界的俗话：“生意兴隆，财源旺盛”。1989年，恒源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营业额达到1700万元，更重要的是利润首次突破100万元！此刻的刘瑞旗并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他悄悄地进行着蓄谋已久的第三个动作：恒源祥降价一举成功，但其它一些中小绒线店依然积压严重，生存非常困难。刘瑞旗拖上毛麻公司经营部，做起了批发生意。刘瑞旗始终认为：一家商店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将其它绒线商店，尤其是在浦东的一些店家积压的绒线，按照恒源祥对外销售的价格统统吃进来，折换成恒源祥定点生产的各类市面上旺销的绒线。于是皆大欢喜，各家绒线商店的生意盘活了，恒源祥通过这一进一出获得了每一笔生意百分之六的利润，更重要的是无形之中区区一家普通绒线商店做起了批发业务。这又是触犯计划经济模式中商品运行规则的大忌的。但刘瑞旗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对于他来讲死一回与死十回是一样的事。
他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的重重壁垒，他小试锋芒，大获成功。他已经下海，彻底的走向市场。他将要按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里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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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 2（1）
一部手扶拖拉机将刘瑞旗拉到了无锡藕塘乡的井亭村。双方一拍即合，开创了互联互惠发展双赢的恒源祥模式的雏形。加盟厂在苏南遍地开花。刘瑞旗点石成金，恒源祥为大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无锡藕塘乡的井亭村，一座座高不过百米绵延数里的小山丘，将井亭与烟波浩淼的太湖分隔了开来，让人丝毫感觉不到“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处在山凹凹后面的井亭村地不过百，人不过千，曾经是无锡地区最穷的一个贫困村，绝大多数人依然“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以田耕为生。上一世纪70年代末村里也办起了几个乡镇企业，其中之一便是与上海华丰毛纺厂联姻的藕塘绒线厂，说是一个厂其实不过36个工人，一个车间里摆着６00纺锭子，年景最好时一年生产200吨绒线，包括金鱼牌混纺绒线与群英牌全毛绒线，一日两班开足马力一年的产量不过400吨。
传说中明清时期有一条通往京城的驿道从这里路过，所谓驿道也就象今天国家级的高速公路了，公路有加油站休息区，古驿道5里一亭10里一井，也是供车马饮水休息“加油”的，到了这儿恰好井亭交汇，水井就挖在亭子里，故取名井亭。
1990年的年末还是1991年的岁初，在井亭村担任了26年党支部书记的陈伯清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担任着绒线厂厂长的王公翼打来电话；说是上海著名的绒线店恒源祥的刘瑞旗刘总要到井亭厂里来考察；要他亲自去接。其实不用小丁关照；陈伯清也会亲自去接的。1989年的那一场政治风波以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不少乡镇企业要下马关门，藕塘厂也处在下马关门之列。要生存下去只有自寻出路，刘瑞旗的到来，自然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纯朴的乡下人用自己可以拿得出手的最隆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