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的故事- 第1部分

心在花海　身在书海
春天来了！《光荣绽放》要出书了！虽然我的心早已沦陷在花海里，可我的身体却沦陷在新书的修正工作中。人生的很多时候就是幸福和无奈相伴，痛苦和快乐为伍。
　　30年，在记忆的长廊里有些漫长，在时间的长河里只是回一瞬眸。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相信在未来的眼睛里，“改革开放”几个字是多么的奇怪和费解，但经历过这30年的人对这几个字感受一定是“波澜壮阔”。
　　更多的人会感恩这30年，因为人是懂得感恩的动物；当然人也是容易忘却的动物，因此需要提醒；人更是需要倾诉的动物，所以需要一种表达的方式。于是我用我的方式来纪念这不同凡响的30年，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了这些我们熟悉的面孔来讲述这30年。虽然面孔会老，但这些面孔带给我们的故事不会老。
　　女人是花，故事是血，女人讲的故事一定动听，一定动人。
　　就写到此吧，我要去嗅春的味道，我要去听花开的声音，我要去和百花恋爱一场。
　　2009…3…28于老故事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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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祥（1）
我一生受到很大的挫折，不让我播音这个太小菜一碟了，只是我有点儿不服气，觉得人家不太承认我。有的时候我往往觉得离开我不成，但是事实教育我，离开我也成。
　　1942年1月出生于北京，中国中央电视台资深播音员、主持人、播音指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在中央电视台40余年的工作中，担任过新闻、专题、综艺等各类重要节目的播音与主持工作。曾获过“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奖”、“学会奖”等多项大奖。在环保方面，也有杰出作为，1997年荣获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授予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先进个人奖，1999年荣获林业局颁发的保护野生动物“大熊猫奖”，以及同为林业局颁发的有关专题节目的十余个奖项。
　　开场白：浑厚的声音穿透了岁月之墙，咏叹人与自然的和谐。他用声音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沧海桑田，流淌在互不相识，却都在用心倾听的人群之中。他让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声音也可以加入历史的乐章，回响在半个世纪之久的岁月长廊。
　　田歌：认识赵老师很久很久了。但是有机会静静地坐在这儿和您交谈，确实是非常难得。为什么时光对待您那么的客气，在您的脸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您为什么总是这么年轻？
　　赵忠祥：我非常理解，这是你对我的一种宽慰。其实时光不可能在一个人的面孔上不留痕迹。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天天看我，所以就觉不出多大的反差来了。但是我们一回首，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正像我也想问你，为什么老那么漂亮！
　　田歌：我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化妆师。等一卸完妆，我就成卖鸡蛋的了。据说赵老师几十年主持节目都是自己化妆？
　　赵忠祥：也不都是自己，很多时候是自己化。所以化得不好，也挺对不起大家的。
　　中学时代的赵忠祥就很喜欢主持和表演，还加入过话剧团。高中毕业以后，年仅18岁的赵忠祥被直接选入了中央电视台。他给自己琢磨了一个“艺名”叫赵方，希望自己的声音能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谁知道那时候，电视播音员根本就不报名字，结果赵方这个名字也没能派上用场。
　　赵忠祥：现在大家都知道主持人。广播电台有主持人，婚礼上也有主持人……我们就是电视里面的主持人。但是主持人和主持的概念，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前是没有主持这两个字的。
　　田歌：那个时候，播音员和主持，距离真的就非常大吗？
　　赵忠祥：是有一定的差异。播音员是一个传达的工种，也就是说我们拿到的稿子不是我们自己写的，也不可以任意变更稿子的内容，我们要准确地、鲜明地、生动地把这篇稿件播报出去。但是主持人出现了以后，就有了“自我”，使人耳目一新。我觉得他带有很浓的人性色彩。他让人们能够从节目里感觉到他自己的个性、情感、思维，就更容易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跟大家交流，更有一种亲切感。
　　田歌：也更有一些自由度。
　　赵忠祥：是。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特点、年龄、经历、爱好……甚至于你的口味，一些细微的元素都可以注入到其中。这是给我们工作的一个宽松度。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变的情怀：电视广播的这只话筒，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得服从一个原则，服从一个任务。

赵忠祥（2）
从最初“草根”状态的高中生，经历了近50年的磨炼，成为现在央视的“首席说官”，无论是播音还是主持，都在赵忠祥的身上留下了职业痕迹。
　　赵忠祥：在这样一个很有权威性，管理非常严格、非常细化的机关里面工作，我们都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这么多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形成了你的生活习惯，形成了你的思维习惯，也几乎成了你生命的一个部分。我无法去设想，这50年我不干这个，会去干什么？我会用非常负责任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会用正确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约束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从事这个职业，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
　　田歌：播音员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要求你在一个特别严格的规矩下去工作。有人说选择了一种职业，就选择了一种生存状态。那在生活中，您对自己的规矩是什么？
　　赵忠祥：我18岁就进入职场了，几十年以后，我把职场的很多规矩和要求，都带到生活里面去了。因此有时候跟人家谈话，其实也不是很正式的一个谈话，可是我不自觉地就拿出播音腔了。你现在让我说北京土话，我就说不出来。刚开始播音的时候，尽管我还很年轻，在很多前辈、长辈的眼里也就是个小孩子。可是因为这个职业的需要，必须把我打扮成一个小大人。那个时候也不大明白该说什么，能说什么，口无遮拦的，是沈大姐慢慢地教导我，指点我。其实我就是磕打出来的。
　　在赵忠祥的心目中，他前20年所从事的播音工作是一份很严肃，但也带有一定艺术色彩的职业。这份职业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需要不断地去练习，甚至还有近乎“零错误”的苛刻要求。
　　赵忠祥：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一个字都不许错。但是我坦率地说，我经常出错！不过没出什么大错，就是出个错字、打个结巴……完了以后就得把检讨贴在走廊里，自己路过那儿都觉得脸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辉起点，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关于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事件的新闻，就是经由赵忠祥的声音，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田歌：就在那段新闻播出之后，我们向全世界宣告，向我们自己宣告，我们要迎来一个新的中国，我们将要过上另外一种生活。您当时在播出的时候，有那种伟大的预感吗？
　　赵忠祥：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觉得很容易粉饰自己。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播音员。今天我值班，就该我播；今天你值班，就该你播，没有大家想得那么严重。我想不仅是我自己，在座的年事稍长的朋友们，乃至很多非常有智慧的人士，他也不可能从1978年的那一天看到2008年的这一天。
　　田歌：现在，我们的生活比那时候富裕了，物质也越来越充实了。但是当时，赵老师您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是什么样的？您是国家级的播音员，一个月拿多少工资？
　　赵忠祥：工资现在都保密，那个时候不保密。那时候大家都一样，我49块5人民币，不高也不低。按照现在的说法，我当时应该叫单身贵族，49块钱根本花不了。因为我们在食堂吃饭，一个人如果有13块钱到14块钱的粮票和代金券，就可以吃得很不错了。我那份工资可以供至少三四个人吃一个月，所以我挺“贵族”的。
　　居住方面，现在说起来就有点儿惨，但是那时候算挺大的了。15平方米，我们三口人，跟街坊合住。家里放一张双人床，儿子还小，就让他睡我们旁边。还有两张小沙发，一只茶几，一个大衣柜。大衣柜还是凭票买的。今天提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做梦也没想到有现在这样，真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赵忠祥（3）
说起家里的“大件儿”，赵忠祥至今都有些小小的“自得”。1979年，他跟随*同志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带回了一个在当时足以让人眼红的“大件儿”：一台厚得像一块板砖的录音机。
　　赵忠祥：我身上没钱，就15块美金的生活补助费，还是人家又支援了两块美金才买来的。回来后，听说北京也有了录音机，就包括侯宝林大师也是托人排了两天的队才买到一台，据说是240块人民币。
　　田歌：您那时在美国，没有盘算用那15块美金买什么东西吗？到了一个物质那么丰富的地方，您不想去消费消费吗？
　　赵忠祥：当时两国之间物质生活的反差特别大，包括汽车、橱窗、草坪、绿树、花果……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确实很匮乏。什么叫穷逛？我们那会儿就是穷逛，兜里面什么都没有。你没办法想着去买什么，因为你什么都买不了。但是我们的人格非常伟大，我走在美国的国土上，走在美国的街道上，依然觉得非常骄傲。
　　田歌：我很关心这一台在当时象征时尚、象征富裕的砖头一样的录音机，带回来之后产生了什么效应？
　　赵忠祥：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都可以说是震撼人心的！我那个楼里，凡是认识我的人，没有一个不上我家来看一下这个录音机！而且还都要按一下，听听声音。因为他们都没有，只有我有。时至今日，我们再一想，觉得它是一个笑话了。但是，那是我们过去的日子。
　　田歌：就算是笑话，也是个挺珍贵的笑话。
　　此次美国之行，赵忠祥还采访了卡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记者。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仅读过高中的他竟用自学的一口流利英语，向卡特提出了十多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他出色的表现不仅赢得了卡特的赞赏，还得到了*同志的表扬。
　　田歌：您在采访卡特的时候，我看您穿的服装好像是中山装。那个时候您以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身份采访美国总统，其实就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面貌。那当时，会不会给你特批一些钱，去置这身衣服？
　　赵忠祥：没有特批。出国的批件下来以后，本单位的会计会发给你120块人民币，就叫出国置装费。然后去服装店选料子，再请师傅量体裁衣。当时120块钱可以做多少衣服呢？我们做毛料的——现在这料子也没人穿了——可以做一身中山装，做一套西装，还可以买一件黑呢子大衣。如果你更节省一点的话，还可以买一双三接头皮鞋，再加一条领带。那套中山装是我带过去的，平时在台里穿的。
　　田歌：那时候有没有服装厂家赞助吗？
　　赵忠祥：赞助这两个字，那个时候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们第一次比较隆重、大规模地置装，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自己打了一个报告，是田纪云副总理下的批示，说我们可以到上海找上海的轻工业局，当时还叫手工业局，跟他们去联系几个服装厂，给所有的播音员提供服装。一年四季，每人都做很多套衣服，那次我是大开眼界了！我就负责跑这个事，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跑一趟上海。来回飞机票都比衣服要贵得多，但是飞机票能报，衣服钱不能报。
　　好歹出了趟国，也不能只给自己带一块“砖头”，总得给朋友们也带一些礼物。赵忠祥左挑右选，最后敲定了一次性打火机。
　　赵忠祥：那也得真正够朋友的才送。我数了一下，张三够不够，李四够不够……一次性打火机大家看着是眼前一亮的。哪儿像现在，随便一个小饭馆里，人家能给你端一盘上来。我记得我带回来以后，送给一个朋友，他都舍不得用。但是你再舍不得用，一个月、两个月你也得用完了。有一天我到他那儿去，正好看见他在抠持那只打火机呢！　。　想看书来

赵忠祥（4）
我问：“你干吗呢？”
　　他说：“我钻一个眼，配一个螺丝。给它打完气了以后，用螺丝拧上，让它变成长用。”
　　除了砖头收音机和一次性打火机，赵忠祥还如珠似宝地给自己带回了一个“宝贝疙瘩”：一只易拉罐。
　　田歌：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比我还想听呢！
　　赵忠祥：这个说了，笑话咱也没用。只有今天咱们不是这样了，才能大胆地说出来，作为一种骄傲的回忆。那时中国还没可口可乐，在我住的宾馆里，就放了很多，抽屉里有，冰箱里也有。我也不懂，拿了一罐来喝。一拉，直冒黄沫。我喝了一嘴的泡沫，而且还有点辣。喝完以后，觉得人家那罐子也挺好看的，色彩特别鲜艳，跟工艺品似的。我心想别浪费了，就带回来一个。
　　田歌：那要带回来也不容易，弄不好会压扁的。
　　赵忠祥：没，我千方百计把它裹着包回来。带回来让我太太看看，然后我们用它装去污粉摆在窗台上。有朋友来了，也让他们看看，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现在满大街都是，甚至变成了一个污染。
　　后来大概是1982年，我到日本去，第一次看到一次性的筷子。当时也觉着挺好的，又卫生又方便。可是今天呢？大家都觉得讨厌了，在想怎么能够把它消灭了才好。所以有的时候，国外已经出现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盲目地觉得他们有的东西，我们也应该有。
　　田歌：赵老师说得特别对。过去我们穷的时候，就怕别人说咱们穷，我们也不承认咱们穷。我们今天敢于坦然地去承认我们曾经穷，是因为我们现在富裕了。您现在出国再回来，还带东西吗？
　　赵忠祥：你就让我带东西我也不带。你送我，我都求你能不能别送我，我们国内满大街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