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衣服，还带回一句话，要母亲和他离婚，免得受连累。父亲收到母亲连夜赶制的棉衣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找到造反派的头头，跟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要，你们只要把王雅兰的骨灰给我就行了。”后来，父亲看到母亲偷偷放在棉衣中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们说他们不做逃兵。”父亲这才相信母亲还活着。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被暂时放回家。他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因为抄家的红卫兵随时可能推门而入，你也弄不清他们都是哪一派的，甚至弄不清是本单位还是社会上的，当然也不敢问。父亲怕他的交代材料被一派人拿走，另一派人又来要，解释不清，就让母亲想法帮他藏起来。母亲很聪明，她把材料放进一个塑料袋捆好，再放进我家的面缸，用面粉盖起来。这招儿果然很灵，那些材料被保存了下来。这个秘密后来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我很佩服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父亲是不是能捱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就很难说了。
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对着镜头用手指着母亲说：“是王雅兰和我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这就是父亲对母亲最后的评价，可见，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
2007年3月5日
我当年的住处
侯宝林
从我进入社会起直至1948年底，北京就没有景气过。我8岁时，北京刚刚有了当当车（有轨电车）。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京以后，官员、富商相继离去，穷人更加明显地多起来。就说我住的那条胡同—福寿里（原名中官房）吧，南北几十户人家，整条胡同只有一辆自行车。
福寿里当中有一个大坑，附近的垃圾都往坑里倒，这给我们这些穷孩子“就业”—捡煤核儿提供了方便。我住的19号院，东墙外有一座齐墙高的土山，那是用全院多年的垃圾堆成的“假山”，站在“假山”上鸟瞰院子全景，你会惊叹北京的老瓦匠真有本领，全院9间房找不出一块整砖，最大的是六七分头。墙壁全是四周垒碎砖，中间抹灰，北京管这种房叫“棋盘心儿”。
北房东头第一间住着一位爱干净的老头儿。所谓干净老头儿，也就是外衣没破口儿。我捡煤核儿以前身上比较干净的时候，还到他屋里串过门。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屋里连续打嗝儿，老头儿说：“我窗台上搁着三大子儿（铜板）是你拿去的吗？”当时我吓坏了，急得出了汗，忙说：“没有，我没拿！”老头儿才慢条斯理地说：“知道你没拿，为了治你打嗝儿。”老头儿一吓我，我真的不打嗝儿了。于是，我跟他学了手治打嗝儿的方法。
第二间是后搬来的东北人，像是刚刚赋闲的高级官员，说话挺大呼。搬家时，他指着一双黄色的鞋说，别给我压坏了，这是花6块大洋买的！这句话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我们院确实找不出一件值6块大洋的东西。
我们家住第三间。第四间住着拉洋车的老少三代。北房的西头两间是绱鞋的一家人。南房两间，一间住着父子俩，老头靠儿子捡“沟货”过活。另一间住着拉洋车的一家。西房一间住的是我的老师颜泽甫一家三口。老师每天走着往返前门外“八大胡同”，靠串妓院拉京胡卖唱维持生活。
全院除了过大年能见到有人家买肉，平常日子到兴化寺西口外买两个铜子儿的汤油就算有荤腥儿了。赶上夏天，也许来个卖“杂合菜”的，挑着两个铁桶。那菜虽然名叫杂合菜，其实主要是汤。如果赶上母亲高兴，买两个大子儿的，再赶上里面有虾汤的红色油珠儿，就真算开大荤了。母亲有经验，她先尝尝，因为尽管还没馊，可是已经酸了。她搁点碱，中和一下就能吃了。那么脏的“杂合菜”，吃了也不得病，大概是穷人抵抗力强。
我们院里有棵大白枣树，枣又脆又甜，掉地上就碎，真是好吃极了。但大家谁也不打，都认为是房东的财产，我们这些小孩也只能靠大风的恩赐。今天也许会有某个小兄弟骂我们“傻冒儿”，但不管怎么说，生活是贫困的，人是规矩的。
邻居中印象最深的是小顺子他妈，她小时若能学唱歌，准是个出色的女高音。她每次一喊“小—顺—子—”，能使整个福寿里居民得到音乐享受。
我住的地段还不是北京最穷的地方，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穷德胜门，烂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的确，最穷的应该说是西绦胡同，那里住的大部分是换取灯儿（火柴）的，那些婶子大娘们每天背着大筐走街串巷叫喊，也难得温饱。
现在要想找我的老住处已经不可能了，就在福寿里，我当年捡煤核儿的地方，盖起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楼，年复一年地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我的住处也是今非昔比。现在我住进了宽敞、亮堂的高层大楼。当然，北京的住房仍然比较紧张，政府还努力想办法，可人民的生活跟过去比，毕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逢国庆35周年，看看今天，不知当年的邻居们还记得过去不？
父母同台（1）
侯錱
我的母亲王雅兰自幼学习京戏，16岁登台，先工刀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献艺。在早年，梨园行分工很细，旦角门里有闺门旦、花旦、贴旦（比较次要的旦行）、刀马旦等等，各司其职，各有各的戏路。据说清末民初的艺人“一杆旗”、“九阵风”都是唱刀马旦成名的。但凡唱刀马旦的，不论男伶坤伶，都要求“武功纯熟，步法整齐，腰肢灵活”。专工儿戏有：《虹霓关》、《樊江关》、《马上缘》、《穆柯寨》、《天门阵》、《蟠桃会》等等。母亲19岁时，已经名声鹊起，没几年，便挑班挂头牌。听说，母亲的师父就有好几位，但是名气都不大。正如我父亲所言，名（明）师有两种：一种是有名的，另一种是明白的。大概，母亲的师父都属于后者。我姥爷王德山在戏班儿里是后台管事，自己也会说戏，人称“戏篓子”。如果某天某戏中缺少了什么角色，演员需要现“钻锅”，那就必然要找我姥爷，没有不会的戏。若是遇见一位“棒槌”，说上N遍还不明白，尤其是在台上出了错儿，就像我父亲相声《戏剧杂谈》里说的那位跟着三旗儿走，站错了队，“还得老夫把你拉”的笨蛋，他老人家就会怒其不争，紧咬钢牙，因此，被人送了一个“咬牙王”的绰号。他给我母亲找老师一准找“会教戏的”，不找“会唱戏的”。
1941年《新天津报》有评论说：“王亚（雅）兰演《玉堂春》，唱则嗓音洪亮；做则细腻非常，且文武不挡。名虽尚未轰轰烈烈，但伊之艺学亦足独当一面也。”1942年母亲在“导正新剧支团”时应该已是台柱了（见大观园戏报）。1943年她和我姥爷加入由刘汉臣领导的“共和社戏班”，当时的《天声报》说：“共和社戏班，由刘汉臣领导，出演上光明戏院，成绩尚佳。”要说明的是，此刘汉臣先生，并非被军阀褚玉璞枪毙之刘汉臣，不过同名同姓同行也，行内有老、小刘汉臣之分。后来，母亲还与宁萱领导的奎德坤剧社短期合作过。1943年9月3日《天声报》载文：“坤伶王亚（雅）兰为老生老旦王德山之女，工演青衣花衫，颇有造就。今与刘俊文辍演中国戏院，曾一度出演新中央，未几又解约。今闻河北天桂戏院不惜重金特约王伶担任大轴，并约勇猛武生何宝童加入演出云。”请注意“不惜重金”四个字，母亲曾对我们兄妹说过：“你爸爸一个月挣七百时，我就挣两千了。”母亲甚至还说过，他和父亲成家时，父亲只买了一对痰桶。这对青花白地的瓷“痰桶”（或许应该称“尊”）少说也有60 公分高，敞口，器形很像花觚，颈部是芭蕉叶形图案，做工精美，发色诱人，底部有款，蓝色双圈，记忆中好像是“光绪”年款。迄今为止，我没有在任何展会或拍卖图录上见过此物，博物馆中也未见过。1967年我家被迫迁往麻花电台后就再没见过此物。可能“破四旧”时砸碎了吧。不过由此可知，父亲“玩瓷儿”至少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据说，由于战乱，那时的瓷器不值钱，除非“清三代”的官器。
从本文选用的几张广告中，可以看到我母亲当年和许多著名的京剧、评戏甚至文明戏的前辈都同过台。如：刘俊文、李和曾、齐和昌、马祥麟、贾多才、何宝童、费玉策、筱俊亭、宁萱等等。其中李和曾、费玉策二位叔叔直到“文革”后还与家母保持联络，昵称“发小儿”。
母亲的戏路很宽，文武皆能，是否练过跷工不能肯定，只恍惚记得小时听大人们说起过。现在有文字记载的母亲拿手的剧目有：《虹霓关》、《樊江关》、《穆柯寨》、《四郎探母》、《玉堂春》、《法门寺》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忍痛卖掉了部分行头和头面，其余的均毁于“文革”，如今只剩下一双浅粉色高底儿绣花彩鞋，成了永久的纪念。
在我读小学以前，母亲还教我唱过《小放牛》，后来看我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只好作罢。母亲偶尔也玩票，都是应宣武区政协之邀的义演。那时我还没上小学，看她演过《拾玉镯》中的孙玉姣和《樊江关》中的樊梨花。在《拾玉镯》中和她演对手戏的是我家对门邻居—“和”字辈著名小生徐和才先生，徐先生扮相和唱功都十分了得。只可惜天妒其才，不惑之期（大约1960年左右）就因心脏病辞世。徐夫人与我母亲交情甚好，一直以姐妹相称。徐先生之女徐洁、女婿姜文华都是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过去，常为我父母医治旧疾，也算是通家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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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同台（2）
据我掌握的资料，自1941~ 1944年母亲在天津演出的场所就有河北天桂、小广寒、新中央、升平、上光明、大观园、大观楼、中国大戏院、聚英等多家。其中在大观园时多次与我父亲同台，也有与我外公王德山及我父三人同台的记录。
已故的曲艺史学家王决前辈曾写过一篇叫做《侯宝林反串京剧喜结良缘》的文章，文中记述了我的父母因合作京戏而相识，以至最终结合的事：
侯宝林最惬意的是1944年他和旦角演员王亚兰（雅兰）合作在天宝大戏院演出《四郎探母》，王亚兰扮公主，侯演前后的萧太后，中间演小生杨宗保；演《法门寺》，王演孙玉姣带宋巧姣，侯演贾桂。有一次演出全本的《玉堂春》，王亚兰演苏三，侯宝林先演解差崇公道，后赶巡按王金龙。因为事先没排演，临到园子时，才发现了问题。因为，前场崇公道下场后，紧接着下一场王金龙就得上台。侯宝林卸妆、换妆的时间太紧。还是侯宝林脑子快，他对演蓝袍的演员说：“崇公道下场后，请您加个过场，编几句词儿，按《黄金台》的路子，唱二黄，先是导板、碰板再转四句原板，然后自报家门，接着唱两句散板。有这工夫，我就能打扮整齐上场了。”结果，演出时效果很好。王亚兰很钦佩侯的机智、热情和对京剧的熟悉，侯宝林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合作了两年，彼此配合默契。到了1946年水到渠成喜结良缘。
母亲曾开玩笑似的对我们讲过她和父亲同台时一件不为外人知的往事。《审头刺汤》原是《一捧雪》中的两折，最初是昆曲后翻成皮黄。剧情大意是：明嘉靖间太仆寺卿莫怀古曾于风尘中提拔裱褙汤勤，并将其推荐与严世藩。汤为谋占莫妾雪艳，唆使严向莫索取玉杯“一捧雪”，莫以赝品献严被汤识破，密告。严怒而搜杯。莫被逼无奈，弃官逃走。严命校尉拿获，并令斩首。其仆莫成甘愿代主受戮，莫怀古才得逃脱。不幸又被汤勤识破死者非莫怀古，人头解京，锦衣卫陆炳奉旨勘审，汤勤会审。陆看破汤意在得“雪”，乃佯将雪艳断给汤勤为妾，汤遂不深究。洞房中雪艳刺死汤勤，报仇后自刎。
当年在天津，奚啸伯、侯玉兰二位名角演此剧颇得好评，报称“红花配绿叶”。我的父母是哪年在哪家戏院演这出戏的，一时还说不清楚。总之，母亲演雪艳，父亲演汤勤。演到结尾，戏也进入了高潮，母亲手中高擎宝剑向演仇人的父亲刺去，父亲本应顺势倒地。不想节骨眼儿上“人有失手马有失蹄”，父亲改说相声多年“武功尽废”，腰里吃不上劲儿，一不小心倒在母亲手臂上，母亲暗想：怎么着，想占我便宜？一生气立马抽回手，父亲摔了一个“铁板桥”。虽然得了个满堂彩，却落了个对母亲不敬的污点，着实熬头了不少日子。后来母亲得知真相，心里还真有几分歉疚。没准儿，就是由此成就了一桩美满姻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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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登上银幕
侯宝林
从西北回来之后，我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三次会议。我参与了国家大事的讨论，第一次体会到我们艺人翻身当家作主的光荣感。
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是1951年的秋季，我接到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的通知，邀请我去参加电影《方珍珠》的拍摄工作。这是老舍先生写的剧本，我扮演其中白二立一角，相声演员演相声演员，我当然是高兴的；而且我还没有去过上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上海这个大城市。其实，北方曲艺演员到南方去演出，历史已很悠久。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北方人比较多，北方曲艺在那里演出，可以连演三五个月卖座不衰。其他地方，像芜湖、合肥、武汉都是水旱码头，北方人也很多；这些地方所在的省跟河南搭界，彼此语言相通，在那里北方曲艺演出也都有市场。
我到上海，受到上海电影局局长的热情接待，也受到上海戏剧界代表周信芳先生的热情接待，使我深刻体会到新旧社会的不同。记得1946年，唱戏不上座，那时正是糟蹋艺术的年代，上海天蟾舞台想找个新噱头，就约我到上海去演出，不是演相声，而是要我跟某些女演员配演《纺棉花》。他们利用我能够学四大名旦的唱腔，学四大须生的唱腔，学小生的几派唱腔，也能学萧长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