迸溲荨斗拿藁ā贰Ｋ抢梦夷芄谎拇竺┑某唬拇笮肷某唬∩募概沙唬材苎舫せ舷壬纳簦拖肴梦胰ジ汔逋仿糇�*。这件事是某小生演员给我搭的桥，我和他是好朋友。我正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一时没有答应。因为我是个相声演员，说相声，有点小名气；要唱戏，我就得掂量掂量我的分量，而且那时上演《纺棉花》这样的戏，社会舆论并不完全赞同，我是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就在这时候，忽然起了一场风波。上海某“国剧”（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一带把京剧叫国剧）艺人，他又是公会负责人之一，反对我演“国剧”。小报上已经骂开了，好像我是个说相声的，不是唱戏的，到上海去唱戏就不配。我一听说这些情况，更不想去了。事隔多年，全国解放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邀我去演电影，而且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回忆起过去的情况，更增强了我对新社会的热爱。到车站迎接我的人，其中有南方著名滑稽演员周柏春和姚慕双，这是艺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锦江饭店。
《方珍珠》开拍很顺利。导演是徐昌霖，演员有小王玉蓉、魏喜奎、孙景璐、顾而已、高占非、顾也鲁等，阵容很强。电影必须在1951年底前赶拍完，因为从1952年1月1日起，上海所有电影制片厂要联营合并了。当时我们还拍了一个相声纪录片，就是那个《杜鲁门的画像》。这个短片原来打算同另一短片一起放映，因为电影制片厂忙着合营，拖了些时间；后来杜鲁门下台了，这部片子失去了时间性，就没有怎么放过。
拍摄《方珍珠》是我登上银幕的开始。1955年，我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又拍摄了《游园惊梦》喜剧片，是讽刺那些不讲公共道德的人。粉碎“四人帮”后，我在1979年又拍摄过一部名曰《笑》的纪录片。拍电影，是我解放以后新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方珍珠》
原 著：老舍 改编：陶金、昌霖 导演：徐昌霖
演员表：陶金 饰 破风筝 小王玉蓉 饰 方珍珠 孙景璐 饰 方妻
侯宝林 饰 白二立
魏喜奎 饰 大凤 顾也鲁 饰 王力 郭启儒 饰 黄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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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演《游园惊梦》
侯宝林
我说了二十多年的相声，一直是在电台上广播和舞台上演出的。在水银灯下拍电影，是解放后1951年才开始的。第一次是拍《方珍珠》，我演相声演员白二立；第二次是拍相声纪录片《杜鲁门的画像》，第三次是在《春节大联欢》中拍相声《夜行记》的前半部分。由于这三次完全拍的是相声或仅有关相声演员生活的题材，所以搞起来比较容易。
这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约我拍《游园惊梦》，我最初以为这大概和前三次差不多，在这部以介绍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为主的影片中，我不过是以“叙述人”的身份，做些释白工作而已，充其量在影片中再穿插一些简单的情节也就够了。但事实却不然，等拿到脚本，大家集体研究讨论把它发展了一步以后，我才感到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这个喜剧角色还挺难演呢”！于是在拍戏以前我看了一些喜剧影片，如《新局长到来之前》、《我们好像见过面》、《伊琳娜回家去》等等。当时我想到两个问题：一、相声艺术主要是靠语言来表达的，而电影脚本中没有那么些台词，许多地方得靠细心的表演才能完成任务。二、中国喜剧是不是也照着外国喜剧那样来演呢？要在十年前那很好办，只要到处出洋相，抓噱头就可以啦！今天当然不能这样做。再有中国人的幽默，在夸张手法上是比较含蓄的，在塑造角色时，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拍片工作。
说实在的，我这个脑力劳动者从小到现在，像什么拿大顶、翻跟头，根本就没有尝试过，但是在《游园惊梦》中我得靠爬山、爬树、砸水果摊、跳水……来完成我的表演任务，这对我来说真是一次艰苦的锻炼。当我在动物园爬虎山以前，我原以为虎山是石头堆砌的，心里一点也不在意，但是我一爬上去用脚磕了磕石头缝，石头里面发出了“咚咚”的声音，我可就心虚了，心想：哎呀！这座山表面上是水泥而里面却是空的呀！再害怕也没有用啦！只有拿出勇气来爬吧！拍完了这个镜头，从山上跳下来我对大家说：“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真可气，我虽然装他，但是却非常恨他……”
大家都知道人和动物在一块儿演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一方面得演好自己的戏，同时也得时刻注意动物的表情，假若它心情不愉快发了脾气，甭说演员，连导演都解决不了它的问题。这得靠细致地耐心地跟它搞熟了才行。当我跟大象一起演戏的时候，的确心里扑通扑通有点紧张，这种紧张不是怕戏演不好，而是我听说大象曾经用鼻子打伤过饲养员，如果它看我有点别扭的话，我就有由演员变成伤员的危险。大家如果仔细看看这场戏的话，会看出来我脸上很不自然，说真话，那是吓的！也许有人会问：“你怎么和大象交了朋友的？”告诉您，熟悉阶段虽然比较长，但是我们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只有五分钟。这五分钟感情是靠半桶胡萝卜和二斤香蕉才巩固下来的。
当大家看到我扮演的这位头戴鸭舌帽、身穿秋装的游客，在秋风送爽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去逛动物园不慎落水的时候，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是大家决不会想到我实际拍下水这场戏的那天，已经是零下8度、刮着四五级大风的严冬了。我当时混身是水，几乎成了冰棍儿。一位老大娘在旁边咧着嘴说：“哟！看电影多舒服哇！这照电影假戏真做可不易呀！”不易是不易，可这部影片喜剧的味道不浓，不够令人满意，观众们看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刚刚想乐而又乐不出来。这就叫“笑得不过瘾”，也就是说戏没有演好。
诚恳地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教给我怎样才能演好喜剧，我保证，如果能有机会再上镜头的话，演得准比这回强。
原载《大众电影》195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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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我说相声（1）
侯宝林
1993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1992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有人特意编排了一出叫做《毛主席与侯宝林》的电视小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为此，一些老朋友和新闻出版界的人都要我写点儿什么，我又何尝不想了却一桩旧心愿，只是一场大手术夺走了我的整个胃脏，化疗又摧毁了我百分之八十的体力，手中的这枝笔提起来没有一吨重也好像有八百斤，真是力不从心了。
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不是进城以后的事。那时他在香山，还没搬进城里住呢。每次开会几乎都有晚会，有时在东交民巷。当时还是木板条儿的大椅子，只有中间第三排放两把藤椅，是为毛主席和朱老总准备的。因为当时全国正在打仗，还是“战犹酣”的时候。朱老总是很少来的，可主席每次都来。我记得头几次在我演出时，中央首长都在，那时任弼时同志很瘦，还没去苏联养病呢，后来他从苏联回来，我见到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胖多了，可精神了。
那时我的相声节目有点儿特殊，就是说，不论什么晚会—歌舞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都夹我一场相声，大概因为毛主席爱听相声吧。好像是在1950年，###同志（当时他还是办公厅主任）见我去了，非常高兴。他说：“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当然，这可没有文字记载啊！
那阵儿，彭真同志是总提调，所有的晚会都归他负责。当初北京还没有文化局，叫文艺处。刚进城叫文管会，后来成立了文艺处，张梦庚任处长。后来改局了，他就升为局长，他也是主席很喜欢的一个演员。
有一次，我和他商量：“今晚有两个晚会怎么办？”他说：“你先到那边儿去，让车跟着你，你那边儿下台，大褂别脱，就跟车回来。”回到这边儿，梅兰芳的戏刚完，大伙儿正不知怎么办呢，我告诉检场的：“你搬着场面桌，顶着走，别等梅院长下来，你就把桌子摆上，我就跟着上了。”
那时候没有报幕员，不像后来，每场节目都有报幕的。那时就只有听我指挥了。等梅先生快走到下场门儿，主席站起来，把风衣往胳膊上一搭，就要走。桌子搁上了，主席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梅兰芳演完还搁个桌子啊？我们跟着就上了，主席笑了，放下衣服，坐下来听我们说相声。那时节目都长，一段相声至少是25到30分钟，尽管已经很晚了，主席还是从头到尾听完了这个节目。
主席听我说相声，喜欢用拳头打拍子，这个细节我注意过。主席擅长诗词，人所共知。那几年刚进城，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写字也是那几年的特好，诗词也写得多。当我在相声中提到诗词时，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天，主席还没坐下，站着脱风雨衣，一听我说到诗词，马上转过头来给了耳朵（注意听）。我就说，最近作了一首诗，其实，诗是引用老昆曲《昭君出塞》中王龙的词儿，后来被评剧借过去了。一般主席乐的时候，就是脸憋得红红的也不出声，只有这一回，张开嘴哈哈大笑。这四句诗是：
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
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大概是这第四句词儿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吧？
后来政务院改成了国务院，国务院的工作加重了，主席的工作减轻了。仗也打完了，蒋介石去了台湾，主席工作少了。春耦斋的舞厅就是这时候为他盖的，我们原来是在老春耦斋演出，后来又为主席翻修了一下。翻修后，我们每周进去两次，每礼拜三、六。
主席的舞会很少有人去打扰，朱老总只去过一次，一家三口，老总、夫人，带女儿。那时候我看老干部穿布拉吉还是头一回，是康克清。江青就去过一次，还是在舞会正式开始前，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有人让我陪她跳舞，我没跳，因为我不会。陪王光美同志跳过一次，跳了一身汗，她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人家会跳，我不会，人家很累，所以后来凡是夫人们来了，让跳舞，我绝对不跳，刘主席夫妇也只是偶尔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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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我说相声（2）
说起跳舞还让我想起一件事。一次，我被人硬拉着跳舞，边跳边说，精神不集中，一不小心正撞在主席身上，我当时很紧张，心想糟了，那种心情不亚于契诃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小公务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毕竟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具有权威的大人物啊！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主席时，发现他笑了，目光是那样慈祥，全然没有动怒的迹象。这件事、这令人难以忘却的目光，几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毛主席确实喜欢听相声，有人说毛主席听相声也是搞社会调查，了解民俗，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我们当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认真，完全按照“讲话”的精神搞节目。创作新的，整理旧的，把旧相声中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去掉，创作新社会需要的相声。
1950年我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编了4个小册子，都是新相声，使相声打了翻身仗（而且没有向上级要一分钱），这在当时太难了。首先就说我们那点儿马列主义水平吧，实在太难了，全靠“讲话”的精神作指导。主席喜欢我的相声恐怕和这一点有关，当然他也很喜欢我这个演员。
1956年，大概是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有关相声的学术文章吧，主席见到我说：“怎么，你要当博士哟！”从这句话里，我体会了主席的心情。解放后听我说相声最多的可能要算主席了，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150段左右，连新带旧。一些传统节目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说了（不合时宜），到了主席那儿，人家说：“你还教育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不过我使的传统段子都是经过自己加工整理的。旧相声中有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只有经过改编的，主席才听得过去。我这个人适应性强，接受新事物快。我在台上别人看着不旧，没有旧艺人的气质，这大概也是主席喜欢我的原因吧。
《关公战秦琼》是主席喜欢的节目之一，他听我说相声没点过，说什么听什么（他喜欢的节目还有一个叫《字意儿》）。怎么知道主席重视《关公战秦琼》呢？是因为当时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比如马专员，当时任最高法院院长，也就是老区常说的马专员，《刘巧儿》里还提到过。他说：“你写嘛，写官僚主义嘛！”习仲勋同志也说过，中央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当时我们就搞了《关公战秦琼》，讽刺瞎指挥。这个段子后来被许多人引用，老舍先生和夏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1960年我们在广州开创作会议，第一个引用的是陶铸同志，他说：“我们不要做韩复榘父亲那样的人，瞎指挥。”第二个人是陈毅，陈老总，他是1962年讲的。毛主席当时听了这个段子很高兴，几天后我正在表演，刘少奇主席夫妇抱着一个孩子来了，毛主席把刘主席叫到身边，让我说《关公战秦琼》。这是主席唯一一次点节目，可见这个节目在当时影响不小。
四届人大毛主席亲自提名补选10名代表，除了我，还有肖华同志。听说当时他还在劳动。四届人大是1975年元月开的，我是1974年“五一”才宣布不是“黑帮”的。但什么节目也不让上，不让工作。有个段子叫《种子迷》，我改了11稿，他们老让改，就是不通过。
1975年毛主席在湖南养病期间，特意要我为他录了12段相声，这12段相声是：《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买佛龛》、《戏剧杂谈》、《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