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又想到我和议员们的关系，较邢更深，或较邢更有办法，可惜被押不能回省，因电催中央迅速解决。赵倜之出马，我的释回，和这一事的关系也非浅显。所以在我回省十余日后，阎即派我入京，协同邢殿元奔走一切。
邢、南在京精心活动，思图逐步左右山西议员。他们经常与袁世凯派出的王揖唐、王印川洽谈，以便了解袁的心意，取得袁世凯的欢心。直到众议院选出汤化龙为议长，大事既毕，邢、南才返回太原。
尽管阎锡山对袁世凯的嘱托，相当重视，但狡诈的袁世凯，对参加过辛亥革命、组织过燕晋联军反对过自己的阎锡山总是放心不下。为了进行考察，于1913年公开传见阎锡山。阎锡山得电后，迫于袁的淫威，立即偕赵戴文、张树帜一同进京。阎对袁的传见，颇有三分怕惧，他曾对随从说：“此次去见，凶多吉少，如我进去时间太长，你们要留心探问。”
袁世凯在传见时，果然声色俱厉，滔滔不绝，故意卖弄才智，不给对方回话的余地，先给了阎锡山一个下马威。据阎锡山后来回忆：
在我第一次晋京见袁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先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我再无可言。他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使人佩服他处事的才智，实则被见的人会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谋国的诚意。我辞出之后，谷如墉、贾书堂等几位老先生问我对袁的印象如何？我说：“英雄有余，治国不足”。后来听到有人说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装内外各方重要资料，对谒他的文武大员，在见面以前，就会从这些资料中预猜要谈些什么话。由我的亲身体验中，这话也不无可信之处。
其实，袁世凯锋芒毕露的目的，在于示明山西有自己的嫡系，什么情报也知晓，而且有足够的武力相镇慑，不怕你阎锡山反抗。
二次革命后，袁的打手金永已知晓，袁世凯有帝制自为之意，因而处处加强对阎锡山的戒备，并积极扩充警备队以实力与阎抗衡。筹安会成立后，帝制运动已明朗化，金、阎之争更日益激烈，军民两署，每晚戒备森严，甚至相互放哨。面对太原城内，风声鹤唳，几近“草木皆兵”的情势，阎锡山甚为忧虑，觉得长此以往，如何得了，为了在与金永的暗斗中能占上风，他觉得有向袁世凯虚与示忠的必要。于是派南桂馨入京，秘道赞成帝制之意。因为筹安会六君子半数是南桂馨留日时的朋友，而且，刘师培与阎锡山、南桂馨还有一层更密切的关系。因此，南便不加推辞，衔命入京。
南桂馨此次入京，和孙毓筠、胡瑛均见了面，但主要是通过刘师培向袁疏通的。刘师培，江苏仪征人。1903年在上海晤见章炳麟，赞成“光复”，撰《攘书》。1909年为清官端方收买，入幕府。端方辛亥年调四川总督，入川后为革命党人执杀，刘的性命也有危险，幸章炳麟有电营救，才得保全。民国成立，刘妻何震从汉口辗转入京，行李萧条、生活无着。南桂馨将之请到太原，介绍到女子师范任教，后又转任阎锡山的家庭教师。以后何震探知刘师培在川的消息，由阎、南各赠川资百元，将刘师培接到太原，任都督府顾问。到都督府改将军府时，顾问裁缺，刘师培无事可干，适逢帝制议起，南桂馨遂建议阎锡山专电保刘入京，请袁任用。袁早闻刘名，而袁的亲信秘书闵文昌，又是刘的亲戚，也在袁面前极力称道。所以，翌日即得袁电，令刘入京。刘到京后初任总统府内史，后兼参议院参政。有关筹安会的文件、宣传，刘颇费心机，所以颇得袁的青睐。由于阎、南的推戴，刘师培自然相当感激，因而这次阎、南请他设法在袁世凯面前为阎疏通，刘也自然愿效犬马之劳。他告诉袁世凯不必偏信金永的话，阎锡山也是赞成帝制的。另外，阎锡山还忍痛拨款二万元，作为筹安会的经费，以表示“忠心”拥护帝制。经过此番刘的奔走，袁世凯对阎的疑忌才稍有所释。这样，阎锡山在山西也不再担心金永在袁面前告黑状了。
筹安会成立后，副总统黎元洪在北京已失去自由，因而和黎接近的人们，反袁的怒潮更加高涨。时任大同镇守使的孔庚系黎同乡，这时和黎的旧部有所往还。事为袁知，将有所不利于孔。阎锡山听说此事，先发制人，迅速将孔庚调任将军府参谋长，这当然主要是为了保全孔庚，但另一面，也是为了敷衍袁世凯。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阎锡山与袁世凯是有很深矛盾的，但为了保全自己，却不得不频频向袁示忠。
二、媚袁固位 侈谈军国主义（1）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秘密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此之前，日本已乘欧战爆发攻占我国青岛，进兵山东），迫使袁世凯接受。1月21日，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得知二十一条梗概，曾电美国国务院：日本要求危及中国独立。2月11日，英国记者端纳公布二十一条全文。二十一条公开后，国人同仇敌忾，表示坚决反对。就在这时，袁世凯突然召阎锡山晋京述职，阎到北京后为了应付袁世凯，首先拜谒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然后拜谒了唐在礼，从梁、唐二人处得悉，袁世凯说要在三年后打日本。阎认为中国当时的国力绝无打胜的把握，袁世凯的做法只能是促使日本提出更不尽人道、更无理的要求。所以他在见到袁世凯时，斗胆陈述了自己对国策的建议：
窃锡山闻大总统以受东洋强邻压迫太甚，拟于短期数年内拥兵自卫，图与对日宣战之说，特陈管见，以供采择。窃以为处今之时，吾人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亦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夫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之权十分之二三，后者可操战胜之权十分之六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陆诸国，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能强之国，盖非此不足明养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缓，惟此为急。至实行手续则不妨渐进，且不难在军政机关之举措，而难在民政机关之筹备耳。所谓民政筹备，必须配合国民教育之普及，国民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之完全，地方自治之实行，官吏职任之专一。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养成最后十五分钟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劳之体力与舍生取义之心理合组而成之。此二者之锻炼在军中，其所以能受此锻炼之素养者，在民政也。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国民武德教育，一在社会敬军风尚。精神物质，兼营并进，军力方可自强，国力方可日固，无论攻守，始能操必胜之左券。
袁世凯听了之后，当面嘱咐阎锡山写成详细文件提呈。阎锡山回到太原，当即写成完整计划和一本军事问答呈报北京总统府，请袁世凯审核采纳。
据阎锡山回忆：
我于四年二月应袁总统之召赴京述职，此时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不久之时，我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时，梁对我说：“总统准备三年后打日本，着我主财政，唐质夫（唐在礼字）主军事”。我复询诸唐，一如梁言。我对梁、唐都说：“兄等应该劝阻，不可将总统促居炉火。”他们虽同情我的看法，但他们以为内里的人不好说话，最好由外边的人说。我当时并不是不同意抗御外侮，认为打日本须有能打胜的力量，否则轻言实足以招损。我见袁总统时曾特地向他陈述：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他听了之后，嘱我写一文件提出。我回晋后，即本我的主张写了一个军事问答，送呈采据。
阎锡山所写的军事问答，也即《军国主义谭》，1915年7月中旬印制成册，分发全省各机关学校阅览，广泛流传。全书采用问答体、共13问，约2万余字。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媚袁固位 侈谈军国主义（2）
《军国主义谭》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强国的意义是什么？阎认为，“近世政局变迁、环球现象有二大公例：一是小国不适应于生存，故土地兼并，军事扩张；一是贫国不足以独立，故生计侵略，争图自卫。然则，既小又贫的不强，那么既大而富的就算是强吗？这又不是。既小又贫，当然难强，若治理得好，便能达到强的地步，如日本之崛兴，就是一例。如治理不好，便很难强起来，如印度沦为殖民地，即是明证。盖大小贫富，一半是原质生成，但强弱纯属于政治作用。现在要说明强国的定义，当先从国之由来上谈起，方才容易明白。”国之由来为何？阎认为，“初生之民，弱肉强食，个人竞争，历史已久，进而为群与群竞，群竞久而治群法立，这是国之雏形。再进而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权，三者俱备，国之制因之而成。自有了国以后，遂成为人类竞争的最高团体了，所以国家乃为这一方的人民抵抗那一方人民侵夺自己生命财产的组织，而成为一个战争的基本团体。”从古今社会的对比上，阎得出结论说，“古代为军政社会，凡一切军政上设施，都成为发达军事之补助。今世为产业社会，凡一切军事上设施，都成为保护产业之补助。”过去以简单军事立国，“现在当以包罗万象的军国主义立国。近世所谓工商政策、殖民政策、关税政策，一切产业上之设施，无不以军国主义是尚。所以如欲竞争于世界，舍军国主义莫属。”那么，什么叫做军国主义？阎认为“政府以军国为政策，教育以军国为教育，社会以军国为组织，便是真正的军国主义。”阎和别国比较后，还强调说，“以近世各列强之政治史以观，其内政外交，莫不以军事为根蒂，内政为作战之预备，外交为作战之手段。无事时则军容相持，日人所谓武装和平；有事则兴国以战，德人所谓铁血主义。不如此，则国权不张，国力不固，国家的经济政策不能发达，国民的生命财产，也不能保护”。又说，“自十九世纪以来，地运转移，全球交通，以前视一国为天下世界者，现在一国仅为世界的一个单位，彼界此疆，尔诈我虞。处此时代，国界纂严，世界大同无期，万国仲裁虚设。至所号称为强国者，实则半文半野之团体也。其对内则通商惠工，立宪自由，有最文明的法律；对外则连横合纵，兴兵构怨，有极野蛮之行为。……所以国为人类之竞争最高团体，军国主义者，国家实以军事为立国之基准也。”最后他得出结论说，“立国之道，如专讲人道平等，而为纯粹的文明国，必不适存于现今之世界，专讲黩武穷兵，成为纯粹的野蛮国，也不适存于今之世界”。“今日之时代，乃国家已进文明，而世界尚在野蛮之时代也，必须采军国主义，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国而睦邻，至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非有确具战胜他国之资格，然后未强者，始能一跃而跻于强国之林，已强者乃可保持其一等国之声价也。至此，我们敢说：所谓强国者，实战胜国之代名词也。”
2。战胜当操何术？阎认为：战胜之要有二：一为完全之物质；一为良好之精神。他说，“完全之物质可操胜权十分之三”，“良好之精神可操胜权十分之七”。何为“完全之物质”？阎认为“军费储充皆属于物质，而其中极重要者则有二事：一国械制造进步；一征兵制度之实行。”他说，“盖今世火器战术，相维而进，日新月异，愈出愈奇，而未有已时。火器兴，则飞机轮船却步，鱼雷潜艇精而大战舰失其能，故国家对于军器制造皆重视而极提倡，特别奖励，严格试验，果能发表新法，或创造有成，虽酬以勋位，加以优赏，亦不为过。至于征兵制度，各国通行，论其效果，状一兵可得十兵之用，即费一钱可当十钱之效。多兵当强，惟在绸缪，此就形式而言之，若云精神，能将向所谓深谋秘计的兵法，藏之于平素行政之中。此二者实为完全之物质也。”关于征兵制度实施的必要性，经过与欧美诸国比较分析后，阎锡山结论说：“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强国之理，故欲强国，必先征兵。”关于中国征兵的具体制度，阎认为：“我国必行征兵制无疑。征兵必取强迫制，不取志愿制也无疑。实施之义一曰急；一曰渐。”他说：“所谓急者，急其先务也。盖人民服兵役，约法虽有明文，施行尚无期限，以国家之需要，应当视为急务，提前举办。至所谓渐者，盖国地兼三带，民杂五族，一旦革新军制，下令征兵，当有渐进速成之法。”阎还主张在征兵办法上，要以渐进手续，达激进主义。他认为此一办法的要点，“非军政上的责任乃民政上的责任”。为此，他提出征兵制度实行的条件是：一、国民教育的普及；二、国民实业之发达；三、地方警察之完全；四、地方自治之实行；五、官吏职责之专一。他说“教育、实业、警察、自治四端关系军政重要如此，而实行斯四者，惟在县知事。……县政修明，征兵自可不劳而立，军政自然顺利推行。兵役佳，军力自强，军力强，国家即强也。”
二、媚袁固位 侈谈军国主义（3）
3。如何进行武德教育？阎锡山认为武德教育分为二种：一是国民之精神教育；二是军国之精神教育。阎锡山说：“军国民精神教育者，乃普及国民尚武之教育也。盖兵学战术，当有军事专校以讲授，而爱国尚武之精神，凡各大、中、小学校均为培育之所，尤重要于中、小学中。”关于国民社会教育，阎认为“国民是社会的一分子，无良好的社会，即不能有良好的国民，无良好的国民，即不能有良好的军队”。在详尽介绍了德日军国社会的大概情况之后，阎说，“我们看到德日两国的尚武情形，更信社会的精神就是军队的精神，苟无军国社会教育，何能臻此哉？”并断论：“我国自鸦片战后，丧权辱国，几至瓜分，苟不提倡军国社会教育，急起雪耻复仇，国之振兴，恐无日矣。故吾人训练国民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