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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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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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说明,阎锡山与蔡锷二人确实情谊匪浅。但当蔡锷回到云南,统一了云南各派力量,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护国战争时,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并显示出对袁世凯“忠心”不二,竟然公开表示反对护国讨袁。12月29日,阎锡山致电北京政事堂,不仅再次表示自己赞同帝制,而且对参与发起护国战争的唐继尧等人大肆诟骂,批评他们是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主张应立即出兵讨“逆”。电文内容大致为:“……自闻滇事发生,迭径吁恳皇帝明发谕旨,遣师讨逆各在案。查阅该逆等通电,措词狂悖,实属叛迹昭彰。此次改定国体,统以法定手续,以正大之机关,征真确之民意,全国一致…可知国民厌弃共和…盖*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戴在约法,中外咸知,故国*张君宪,虽元首不能不勉从民意。迨至万姓拥戴,责以大义,我皇帝犹谦德不居,复径国民代表再三吁恳,乃始俯顺舆情,允主中夏,虽欲诿避,无以自解。唐继尧等逆,前通电各省,以非帝制不能救国为言辞,复迭次劝进,主张甚力。今乃忽翻前议,谋害国家。该逆等叛谋昭著,与云南全体人民赞成君宪,推戴圣主之意,大相违反,诬蔑元首,不忠;反复无常,不义;拥兵作乱,陷害生民,不仁;去顺效逆,谋覆主国,不智。似此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于官为叛,于民为匪,总其通电之词意,全属乱党之行为,非受迫协,失其自由,即与通谋,甘为祸首。设该逆等,意存割据,暗借外援,是自启分裂,以速灭亡。滇省人民,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患何堪设想?拟恳皇帝乾纲独断,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俾中外人等,咸知该逆等,不惟云南之罪人,实为国民之公敌,万不能因二三叛臣,致碍帝制。一面仍乞迅派劲旅,以苏民困而遏乱萌……”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4)
时序进入1916年(洪宪元年),袁世凯矫情不登皇帝大位。1月8日,阎锡山接段芝贵、陆荣廷、赵倜、孟恩远等来电,请联名或各自发电促请袁世凯早登大位。为虚与迎奉,阎便于次日单独上电袁世凯,表示山西军民对于君主政体极为拥护,对云南护国起义敌忾同仇,请袁勿以滇乱为意,应早日登位:
  臣伏思陛下首出庶物,天泽之分已定,只以即位大典未行,人民悬望,呼吁出于至诚。即亦曾以早登大宝,屡渎圣德,均属情不自已。至于滇逆小丑,势力穷绌,天讨所至,立见消除。此等二三反徒,无关大局。巨受恩深重,督晋已久,地方情形,知之素悉。默察境内人心,安谧如常,边外防务虽重,经调遣劲旅、扼要分驻,足资策应。所有保卫地方之责,谨当督率所部,完全担任,决不至稍有意外,上劳宸廑,伏乞皇帝早日登极,以慰率土归依之愿……
  然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方兴未艾,不仅革命党人、立宪党人群起反对,就是北洋系营垒内部也酝酿着反袁力量。北洋系的二大将领段祺瑞与冯国璋,本想继任大总统职位,但袁世凯称帝势必割断了他们继续升徙的前途。他们因对袁的称帝阴谋不满,而与袁的关系日益疏远。在袁积极策划帝制期间,段祺瑞离开他长期担任的陆军总长,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以江苏将军坐镇南京,拥兵观望。另外,国务卿徐世昌辞职而去;其他“军政名官”也都与袁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系集团已分崩离析。1915年3月15日,广西宣告独立。18日,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各省征求意见。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被迫于3月22日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4月22日袁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袁自己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
  北方政局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为之一变,阎锡山对政体的态度也随着发生变化,但在对待袁世凯上,仍相当谨慎。他对袁世凯撤销帝制表示欢迎,却又默认袁世凯继任大总统权位。3月27日,他在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及参谋总长段祺瑞时,就表示:“滇黔事起,日寻干戈,现在国势承积弱之余,强邻逼处,风雨飘摇,同室操戈,陆沉可忧。我大总统以国家为重,息事宁人,不惜颁令罪已,撤销原案,天下为公,人神共谅。诸公慨念时艰,联袂出山,力顾大局,以慰苍生,闻令之下,薄海同钦,陆将军既愿任劝告滇黔诸人,定当幡然悔悟,消弭战祸,不烦甲兵。至于保境辑民之责,锡山更当力为担任,用抒廑念也。”由此电文可以看出,即使在帝制取消后,慑于袁的威力,阎锡山仍对袁百般献媚。
  然而此时,袁世凯的在位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关注的时政焦点,也是南北和谈争执的焦点。5月8日,各倒袁独立省份的军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这些充分说明南方军政府是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坚持袁必须退位的。而北方则以冯国璋等为代表主张仍保留袁的总统名位。如4月17日,冯国璋和张勋就提出“调和时局,承认袁仍为大总统”的主张。4月25日,冯国璋又通电北方各省,主张先议定解决时局办法,作为南北和议的依据,于是便有北方未独立各省代表23人参加的南京会议。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5)
南京会议名义上是在讨论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的政局,实际上则是冯国璋联合张勋、倪嗣冲发起的为发展自己的第三势力的动员会,然张勋、倪嗣冲又各有异图(一个阴谋复辟;一个致力于匡复洪宪王朝),所以会议的命运自然不言而喻。
  扼守江苏的冯国璋,在洪宪帝制时期的角色,与二次革命时期的黎元洪颇为类似,都具有关键性地位。黎元洪支持袁世凯,有助于袁制胜国民党;冯国璋消极反袁,则促成帝制失败。最初,护国军曾经运动冯国璋起兵讨袁,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冯拥有雄厚的兵力,权倾一时。
  阎锡山是很注重实力的。他看到,冯国璋实力雄厚,于是在来往举止上均顺冯而行。当他接获冯、张4月17日发出以“拥袁”为条件的调停时局办法后,即于4月20日复电,表示赞同:
  巧电敬悉。承示所拟办法大纲八条,力息纷争,奠安全局,硕画卓议,极表赞同。我公中流砥柱,挽回危运,私心佩仰,莫可名言。既得徐、段、黎、王、蔡诸公同意,南北融洽,能一致进行,以巩国家。即请我公主拟电文入告,附列贱名,无任企祷。阎锡山。
  在南京会议尚处筹备时,阎锡山于5月10日复电冯、张等,同意派遣崔廷献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之初,与会代表多数主张袁世凯退位,但是坚决拥袁的倪嗣冲,竟然亲率卫队赴南京示威,致使主袁退位的言论立趋弱萎。在第二次会议(19日)上,崔廷献代表阎锡山,向与会者说明山西对时局问题所遵行的原则是:一、保持地方治安;二、服从南京会议公决办法。 会议进行时,由于三巨头冯、张、倪在袁退位问题上意见不一,于是于24日通电未独立各省,请就是否“降顺南省,斥逐元首”与“固结团体,挽留元首”两种立场,择一表态。阎锡山见此电文后于25日复电,表示“固结团体,挽留元首,拘定宗旨,始终不移。已电知敝处代表崔廷献,坚守此意,绝无游移”。 就在南北双方各省为袁世凯在位问题激烈争论的时候,袁世凯因焦劳羞愤,已病入膏肓,及至听说川湘独立,更怒不可遏,加重病情,遂在6月6日死去。在位问题终获自然解决。
  从袁世凯酝酿帝制,到帝制自为,再到撤销帝制,复到饮骂死去的近一年时间里,阎锡山基本采取了肆允的态度。那么他为何采取如是态度?阎在《早年*》中以“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们的处境与观感”为题,作了冗长的解释: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6)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阀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联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于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在这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分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们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中,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归纳上述阎锡山的自我解释,他之所以肆允袁氏称帝,有四种理由:一是在他看来,劝进袁氏称帝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而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于是他也就顺手将袁往炉火上推了一把;二是他认为处在“北洋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反对袁世凯不独无益,反而会白白招致损失;三是他不公开反袁,是为了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四是他的劝进种种,仅是“虚与委蛇”,佯作表面上的应付。
  阎锡山早年*中的这些解释,虽然有些不无道理,但有些仅凭无法佐证的辩解,还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那时与孙中山到底有多少往来,双方还有什么默契,至今仍无发现确凿证据。
  静心而论,袁世凯复辟帝制,对阎锡山未必有什么好处,按阎锡山早年参加反清革命的初衷、经历和思想素养看,也不应该是复辟帝制的狂热主张者,然而,他又确实作出了一系列劝进的表示。细思之个中不乏韬晦之策。但是,说到他肆允袁世凯称帝的真正原因,恐怕主要还是为了保全自己对山西的长期统治。
  以后他在议论到袁氏称帝失败时感慨说:“我事后想到一件事的因果关系,种下什么因,即要结什么果。袁世凯改行帝制有因,国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统治,由于同盟会自身力量不够,借重了汉族疆吏力量,其结果即种下汉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国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深入人心,*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经变君主为*,绝大多数的人谁亦不愿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称帝卒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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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参与府院之争(1)
袁世凯帝制自为败亡后,由他一手把持的北洋军阀集团群龙无首,迅速分裂成为直、皖两大派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因冯是直隶河间人,故称直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因段是安徽合肥人,故称皖系)。直皖两系各自依恃不同的列强,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做后台。此外,张作霖的奉系及其他地方军事头目,也拥兵自重,扩大地盘成为有权有势的地方军阀。从此中国出现了军阀纷争、内战频仍的混乱局面,北洋政府内部的政争也愈演愈烈。这种风云突起变幻无序的政治形势为善于左右逢源的阎锡山提供了崭露头角的舞台。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实权逐步落到皖系首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其祖父曾是淮军首领,参与剿捻。段幼年随祖父读书,后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到德国学军事,系北洋首领中唯一留学外洋者。学成归国后遂入北洋新军。民国以来,北洋政府的历届陆军总长多由段担任,一度还兼任过国务总理。1916年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时,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接着段又受命组织责任内阁。袁死后段以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俨然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
  段祺瑞在北洋政府中地位的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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