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庚？’那人态度从容地说：‘我就是孔庚，你们要怎么样？’兵士们听说他正是孔庚，就要上去捆绑。他大声喝道：‘你们不要无礼，我和你们的长官都是朋友。你们是谁带队来的？周玳来了没有？叫他们来见我。’士兵看他气宇轩昂，不敢对他动粗，忙派人向我报告。我赶到天主堂一看，果然是孔庚，便向他说：‘老总叫我们请你回山西，就请你和我们一路走吧。’他说：‘我不去。’我说：‘你要不去，我们都交不了差。’纠缠了一会，他才说：‘我本来是不到山西的，不过，冲着你们就走一趟吧。’”就这样，作为联吴反击国民军出兵顺德的借口，孔庚被带回了山西。孔庚解到山西后，被软禁在都督府内的庆远楼，过了两个月就把他放走，临行时还送了他3000元旅费。阎锡山虽然表面上由此拉开了反击国民军作战的序幕，但在孔庚问题上仍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阎锡山的联合直奉反击国民军亦有权宜因素在内。。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3）
郑思成部被解决之后，商、周等部北返石家庄待命。此时，直吴、奉张已开始对国民军采取行动。于是出关晋军除以杨爱源部返防太原外，其余各部再由石家庄北上，到保定收编魏益三的国民军第4军（魏部不久前新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4军序列）。商、周两部抵达保定后，魏益三即闻讯请降。阎锡山对魏部归附，表示欢迎，遂授予“正义军”之名义，仍由魏益三任军长，继续驻守石家庄。至此，晋军由石家庄而顺德，再由石家庄而保定，为吴佩孚北上攻冯先行开道，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商震、周玳收编魏部后，稍事休整，即奉阎命，撤兵返省，回师太原。
尽管阎锡山以抓孔庚为借口，多方掩饰晋军出兵之真实意图。然而，既已与国民军兵戎相见，即成骑虎之势，正面开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晋军回防后，不日，吴佩孚即率部开到保定。在此之前，阎锡山与直、奉议定的作战计划是：直军和奉军分别由京汉、京奉两路进军，直攻京津；晋军则从大同一带进攻察绥的国民军，从外线对国民军形成大包围态势。
吴佩孚进驻保定时，奉张已于此前，压迫国民军在4月中旬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和西北地区。吴恐奉张独掌*，遂一面再整旗鼓，准备继续进军；一面“根据‘关内之事，张不过问’之原约，要求张作霖让渡*。……奉张因直系内部出了问题，才增加军队，并参加了北京政府。现在吴佩孚刚刚统一军权，就要让他放弃北京，实在不合情理，好在国民一军尚在（吴佩孚击败了在河南的国民二军；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在京浦线上打败了国民三军——作者），否则直军岂不又要打奉军吗？所以张作霖决定留冯以制吴，不再进攻南口了。”国民军“见此情形，遂改变战略，以刘汝明驻守南口，集中主力攻打雁门关，想乘机占领山西。”
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后，张之江任国民军全军总司令，鹿钟麟任东路军总司令，宋哲元任西路军总司令，石敬亭任后方总司令，驻平地泉。这时国民军各军共约20万人。国民军东路军主要在南口和多伦两地与奉、直军队作战；国民军西路军主要在晋北13县与阎锡山的军队作战。
由于预料到国民军进攻山西当在雁北大同，约在4月，阎锡山即开始陈兵大同一带。在此期间，他在第二次直奉战后扩军的基础上，又临时扩编两师——第3师，师长王嗣昌；第4师，师长谢濂。谢濂奉命带丰玉玺旅和部分炮兵到大同布防。王嗣昌师则驻在阳高。孔繁蔚师带领李德懋旅向德胜口杀虎口一带前进。杨爱源旅从石家庄回太原后，也被派到大同去增援。可是国民一军在察绥一带驻有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兵力相当雄厚，相形之下山西在大同的防务比较单薄，所以阎又把商震和周玳从石家庄调回。商、周一回到太原，阎锡山就发表商震为前敌总指挥，孔繁蔚指挥左翼，王嗣昌指挥右翼，周玳率炮兵配合作战。当时晋军的部署情况是：商震任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大同正面，由谢濂负责，主要部队有第4师谢濂部、第6旅杨爱源部、第7旅高冠南部及周玳炮兵部；大同左翼，由孔繁蔚负责，主要部队有第3旅第6团荣鸿儒部、骑兵第2团孙祥麟部及冯鹏翥的迫击炮兵；大同右翼，由王嗣昌负责，主要部队有王嗣昌的第3师、第5旅丰玉玺部及温玉如的炮兵部。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4）
待部署停当，阎锡山又命谢濂“将天镇得胜口铁道拆去数里”，“防敌夹击”。 此时，由于直吴、奉张、直鲁联军与晋军的联合行动，国民一军已处于包围圈中。“国民军为了先击破山西，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乃以宋哲元部从杀虎口、得胜口数路分进，合围大同。” 国民军攻晋的具体时间是5月18日，总兵力约达8万人之众。
进攻大同的国民军，由西路军总指挥宋哲元亲自率领，所部包括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拟第一步先下大同，恢复京绥线交通，第二步会师桑乾河左岸，肃清雁门关以北的晋军，以稳固战线。
由于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战斗十分激烈。国民军6路来攻，占了战略上之主动权——第6军韩复榘部由得胜口入晋，先发制人，一举占据孤山高地和要冲镇川堡；旋又攻下大同车站，打通了京绥路，直逼大同城下。第5军石友三部由杀虎口入晋，先后攻取左云、右玉。第4军方振武部由得胜口以北入晋，依原定部署夺得阳高、应县。面对国民军的猛烈攻势，晋军全面吃紧——战略要地孤山、镇川堡失守，第13团团长杨呈祥阵亡、第5旅旅长丰玉玺被俘、第6团团长张荫梧受伤，部队伤亡惨重。激烈的战斗一连进行了七八昼夜，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正当阎锡山欲战难胜，欲罢不能的时候，忽接张作霖急电，大意是“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要晋军将“孤山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奉张的骑兵打到察北，占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前线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采取攻势防御。其具体部署是：“商震指挥的队伍，撤雁门关。右翼王嗣昌师带同第六旅撤到繁峙附近沙河，指挥东起平型关、西与雁门关附近联系。左翼孔繁蔚、李德懋撤至阳方口一带，不使敌人有迂 窜扰的机会。为了不使敌人占据雁北富饶的地区，采取‘钉钉子’办法，派傅汝均旅李生达、萧维汉团配有炮兵营、手榴弹营，帮助张汝平（代理大同镇守使）守大同，傅作义团守天镇，李服膺营守浑源，魏德新团守朔县”， 待机再战。
5月27日，晋军依照阎锡山的命令，放弃大同城郊以外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晋军撤至雁门关后，即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迅速布防，以待机出击。
国民军识破晋军的退兵之计后，也随即调整了部署，紧紧跟进。后撤的晋军立足未稳，即与尾随而至的国民军再次交战。小馒头山一战，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10时左右，双方死伤狼藉。晋军再次遇上了强敌。
国民军进攻山西，显示了强劲的战力。使直吴、奉张认识到还不到分手的时间，随即重新调整了双方关系。6月28日，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北京会晤，进一步协商所谓“讨赤”事宜。据王怀庆致阎锡山的电报称，“雨帅宥日由津来京。玉帅勘晨由长辛店来京，往还拜晤，深为融洽。即于勘午在怀仁堂欢宴，雍容一堂，军政大体，不难彻底解决。并于晋军此次攻伐赤军，苦战多日，待久耐劳，赞美弗置。两军拟定直鲁奉军艳日拂晓，对西北下总攻击令。”
此后，奉、直两方军队联手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攻势。8月中旬，在奉、直军队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退往西北。在此之前，奉军吴俊升部于8月上旬，攻占了多伦。国民军在南口丢失的次日，下了总撤退令。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5）
与此同时，在晋北战场，晋军与国民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胶着对峙之后，国民军由于指挥不统一、无后方作战、内部分化等诸方面的原因，开始陷入被动。晋军则由于部署的调整、武器弹药的充足，以及各部的据险死守——傅作义部死守天镇，竟达三月之久；李生达部坚守大同城池，国民军数度强攻都未能破城……，则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据6月29日阎锡山致王怀庆艳电称，“晋北近日战况，均甚得手，灵邱、浑源之敌，昨今两日完全击退。敌人死伤甚重，掳获亦多。现正在追击中。灵邱方面已与魏军接头，以后动作更觉容易。”
国民军撤出南口后，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18日，大同在被围困三个月后，宣告解围。国民军相互掩护，纷纷向绥远五原地区撤退。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晋军乘势“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9月3日，占了绥远首府归绥。从而把山西的地盘扩展到了绥远一带。在占了归绥之后，阎锡山立刻发表通电，以“敝军占领绥远后，维持秩序，镇抚地方，急需得人”为由，“权委前敌总指挥商震代理绥远都统”。 至此，阎锡山攻讨国民军之役，以国民军势力从山西退出，晋军势力向绥远扩张而宣告结束。
国民军在久攻雁门关不克，被迫撤退的情况下，内部发生了分化，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等先后“投效”阎锡山。对于投晋之国民军，阎锡山均优礼有加，一再声称，“彼此皆为国家军人，此次以兵戎相见，责不在两君（指韩复榘、石友三——作者）”。“弟对待朋友，向系开诚布公，请释注为盼。” 韩、石等部投晋后，分别被编为晋军第13、14、15等师，韩复榘、石友三等分任各该师师长。
联直、奉攻讨国民军之役，是阎锡山第一次向外界显示他的军事实力。经过两次扩军的晋军，以大约8万左右的兵力，持久作战达三逾月，抵御了20万国民军的进攻，最终转败为胜。它以晋北13县饱受战火蹂躏的代价，为阎锡山赢得了地盘的扩大和军事实力的加强，使他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在北洋政坛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单从军事的角度看，该役使长期以来疏于作战的晋军得到了实战的锻炼，积累了固守城池的经验——天镇、大同的守城战，成为依城固守的典型战例。自此，晋军以善守而著称。
1926年9月，出国考察的冯玉祥从苏联返回，遂即重振旗鼓，于当月17日，在五原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义，并接受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一二两次宣言及议决案。” 进行了“五原誓师”。五原誓师，使国民军“大旗”再树，被各方击溃之国民军旧部，在总司令的号召下，纷纷归附。原投晋的韩、石、陈三师人马，不久亦离阎而去，“到五原和冯玉祥会师去了”。“这三师人归附晋军以后，补发了欠饷，换发了服装，还补充了弹药，现在突然开拔，阎锡山非常惊异。”事已至此，阎锡山并未追究，而是做了顺水人情，借机缓和与冯玉祥的敌对关系。随即“给冯玉祥拍了一个电报，大意是：你的队伍经我代管了几个月，现在你既回国，他们自应仍由你指挥”。 后当冯玉祥通过商震向阎锡山表示“望合作救国实行三*义”。他随即亦通过商震以“合作救国，实为素愿。我意三*义由晋先行。余与中山先生本有成约，惜其去世，故而中止。应俟此次战争告一结束，使晋对得起国人，然后彼此整理，以待其变事必有成。似此办理，有利于国，有利于己” 作复。并于其后的10月9、10两日，连电商震，就韩复榘援陕及冯军东进指出，“陕事吴、张迭电委晋处理，遂拟令向方（韩复榘字——作者）援陕，即以三省托向方，此举故为成全向方，亦为焕章谋也。希相机进行。至焕章东来，殊非其时，应切实忠告。如不见纳，我决不愿再与焕章失和，只好撤兵晋疆耳”。“冯此等举动，必遭奉击，可告以彼如欲占归绥，我可让之，晋军即撤回晋境”。 明确表示了愿与冯玉祥修好之态度。
这样，晋军与国民军的两位总司令，随着时局的变化，又在“实行三*义”的“共识”下，准备再度“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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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1）
“六政三事”，是阎锡山“用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用民政治”在农业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即所谓“民财”者也。
“六政三事”，始于“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后增“三事”，即种棉、造林、畜牧。两者合一，统称“六政三事”。
作为“用民”的主要内容，阎锡山推行“六政”，开始于1917年。是年，他“邀约绅耆寅僚，*研究，质以六事，佥为简要可行”，故拟定“兴利除弊施政大要”，颁行“六政”。
1917年9月3日，阎锡山被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兼任山西省长。10月1日，即宣布将以前设立的考核禁烟成绩处改组归并，成立“六政考核处”，发表“六政宣言”，开始施行“六政”。
为什么要推行“六政”？推行“六政”的目的何在？阎锡山在亲拟之“六政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
晋民贫苦极矣！贫苦之源，起于生者寡而食者众。曷言之？盖晋民所恃以谋生者，农业而外，向重商业，非但迹遍行省，亦且角逐外藩，人数有二十万之多，岁入在二千万以上，此不仅汇兑一业，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已也。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于辛亥之役，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亦困，以故正货短少，金融闭塞。观近年来各镇市之周转，现金日益缺乏，纸币日益加多，可谓入不敷出之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