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以后干什么？从事农工商贾都非自己所长，所长者，就是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文化不也是一种优势吗？不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吗？于是他郑重地向父亲建议： 。。
一、年少经商 浪迹省城（2）
凡人从事农工商贾，毕生志虑所及，辛苦所得，多不出家室之谋，钟釜之计。况商复难有成，而易至败，父亲智能虽高，而事多困厄，儿不如父，曷能有望。窃意欲有为于时，有益于世，若不继续读书，多求知识，无以自了，遑论其他。
阎书堂听了阎锡山的建议，觉得儿子的志气宏远而可行，特别对阎锡山提出要到太原去的想法，认为是摆脱债务有益后生的一举两得的高招，于是欣然答应了儿子的要求。这就引出了浪迹省城的一段经历。对此，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与定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的《阎锡山与家乡》一书作了如下绘声绘色的描述：
过年以后，父子二人眼看在村里待不下去了，便决定南下太原。他父亲打发他先到陈家营他堂舅那里借路费，被堂舅数落了一顿，他一气之下走了，不再借钱。又跑到宏道镇向在那里做买卖的叔父阎书典借钱。阎书典不但不借给，反而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跌倒自己爬，你们的商号赔塌了，还想把我也累倒吗？”阎锡山碰了一鼻子灰，又找到他本家叔叔阎书康。阎书康当时也在宏道镇店铺里当店员，虽然赚钱不多，但一听父子俩要借钱外出躲债，就十分痛快地拿出仅有的几个钱来，递给阎锡山，还再三嘱咐说：“回去赶快叫你父亲往省里跑，不要走大路，要绕河北（滹沱河北面）各村走，不要叫人家撵上。”他在阎锡山父子极端困难的时候，以小小店员的力量，尽力设法安慰和救济他们，所以阎锡山父子感恩戴德，始终不忘。
阎锡山回家后，因见盘缠不多，又悄悄拿了他继母的一副银镯子，带在身边。他岳父徐一敬又资助了他一些钱，他妻子徐竹青也把自己做针线活积攒下的一点钱给他凑了数。于是便与父亲连夜背了行李动身出发。走到南作村口（距离河边村十里）时，天已蒙蒙亮，只见一辆铁轱辘车从村里走出来，车上除赶车的外，什么东西也没拉。他父亲走近前打问，才知道赶车的叫薄吉福，要到太原拉废纸。因为去时车是空的，可以顺便拉客人。
阎锡山的父亲知道自己钱少，就央告说：“我们父子俩轮流坐车，算一个人的路费行不行？”薄吉福一问是河边村的，就说：“怎么不行？快上车吧。”于是，把行李放在车上，阎锡山的父亲也上了车，阎锡山跟在车后步行。走了一阵，阎锡山的父亲下了车，让阎锡山坐在车上；又走了一阵，阎锡山下了车，阎锡山的父亲又上了车。薄吉福心里不过意，就和阎锡山的父亲说：“让娃娃（指阎锡山）也上（车）来吧！”阎锡山的父亲摸摸衣袋，忙说：“算了吧，他年轻走得动。”薄吉福知道他是惜钱，就说：“我只收一个人的车钱还不行？”说着，把牲口叫住，停了车，让阎锡山上车。阎锡山怎么也不上，一股劲地说：“我能走，我能走。”薄吉福是个急性人，一听生了气，就说：“你看你这后生，白让你坐车还不坐？邻村上下的，又不是外人。”阎锡山看看他父亲，他父亲看看薄吉福，一句话不说。阎锡山见父亲不放话，就一直站着不动。薄吉福又催了几次，阎锡山的父亲才让他上了车，父子俩都非常感激薄吉福。
走到忻州后，阎锡山的父亲怕太原花销大，就把阎锡山留在“成钰东”药铺。因为过去有交往，“成钰东”药铺的掌柜就让阎锡山在店里帮忙，混口饭吃。 阎锡山的父亲一个人到了太原，落脚在柴市巷“荣庆栈”，靠东求西借过日子。后来，经同乡介绍，与人合伙包揽土木工程。过了一段时间，又在巡抚衙门“稿房”（负责管理收发公文）里找了个闲杂差事，生活才有了着落，把阎锡山也叫到太原。
以上描绘，尽管不乏虚构之处，但基本上反映了处于困境中的阎氏父子的心路。阎锡山到太原后，首先随父亲拜望了同乡魏老五（名仰微），经魏介绍，在太原市最繁华的柳巷“裕盛”商号当伙计。这里活不重，但很忙。由于生活艰苦，不久阎锡山得了伤寒病，无人照顾，多亏岳叔徐一清把他接到家中，请医诊治，日夜照顾，保养月余，才得以痊愈。
一晃又是半年，阎锡山面对现实，不堪回首，逐渐产生对世道不满的情绪。在此他结识了“四海店”伙计黄国梁 、张瑜 。三人出于对世道的不满，经常谈论时政。
二、青年习武 考取武备学堂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当阎锡山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彷徨时，正值山西复办武备学堂。
我国有陆军学校是在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之后。1885年6月20日，李鸿章向清廷正式上奏成立天津武备学堂。这是我国开办的第一所陆军学堂，用以培养专门军事人才。它与其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毋宁说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产物。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迟滞了军事学堂发展的进程。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在北方才又创设了小站随营学堂和开平随营学堂。至于山西，由于风气闭塞，直到1898年间才得以创设，但因义和团运动兴起而停办。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朝野大练新军的呼声日高，国人痛感“旧式清军不足恃”，一致认为“筹饷练兵为急务”。9月，清政府在实行新政的上谕中强调编练新军的重要性，命令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练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 而要普练新军，就得广建武备学堂，此正所谓：“将才端由教育而成，自非广建武备学堂。” 于是不久清廷又命令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正是在全国普练新军声势的推动下，复办起来的。
阎锡山很不甘心自己当伙计的社会地位，本想进入新的学堂深造，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阶梯，因此当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公布后，他便鼓足勇气，偕黄国梁、张瑜一块报考。
当然，为“时势所趋”，一些有志青年一般认为“欲有补时艰，想为国家效力的途径，只有投笔从戎”。 当时，太原城里仍有旧学，新学也有山西大学堂等，阎锡山报考武备学堂，也说明他受新学与旧学之争的影响，向往新学，并愿意步入军旅，为国效命。
山西武备学堂属于初创，又是新学，入学考试并不很难，试题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所以阎锡山和黄国梁、张瑜都顺利通过考试，而且，最后在加试中，阎锡山言简意赅的对答，还受到主考官姚鸿发协统的赏识。
武备学堂是培养军人的新式学校，其中能开设的课程有操典、训练等军事科目，还有历史、地理、理化、数学、国文等文化科目。首年武备学堂共招收120名学员，大多是各县应试童生，还有一些秀才。与阎锡山、黄国梁、张瑜三人同时考入的，还有温寿泉、乔煦、姚以价等。阎锡山住“信”字第五号宿舍，与张瑜、周望英等同住一室（学生分别住在“孝”、“悌”、“忠”、“信”四个斋号里）。该校属于省立学校，除保证学生衣食外，每月还发一定饷银。成绩优异者，另有奖励。
初入武备学堂，除国文课外，对阎锡山来说都是新课，所以感到课程有些吃力。但他天赋良好，加之勤学用功，一年之后便适应了。他对新课程最感兴趣的是步兵操典，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文字不免有些枯燥，然其中知识面相当广泛。对文化课他感兴趣的是数学、历史和地理，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可以启发人们的思维；历史可以了解古今大事演变；地理可以知晓世界。他最不想费力的是国文课，而他的成绩最优秀的也正是国文，每考都名列前茅。第一年的学习，他各门课程同时推进，感到收获颇丰。
第二年，他对各种新课程已经能够全面适应，并且对理化也发生了兴趣，同时对军事各科也十分用心，每次上课勤于笔记，善握要领，渐渐博得了老师的喜欢。
第三年，他对于学与术，均很努力。术科方面他对基本操作，很下功夫，动作姿态，较为标准，经常被选作出队示范，渐渐在同学中也树立了好的形象。以后便当上学生班长，颇得同学的信任。
三年学习，阎锡山各门功课均获得了好的成绩，其中国文分数名列前茅，操典也获得了最优的平均高分。于是很受当时武备学堂的主持人李廷飏（山西浑源人，进士出身）的器重。李廷飏欣然赠字“伯川”，意在配锡山的“山”，而百川汇海，义取高深广大。这也就是阎锡山字伯川的来历。
另外，三年期间，阎锡山的政治思想也有所发展。当时，康有为主持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已有四五个年头，但其影响仍在一般青年学生中流传不息。公车上书、六君子就义等等，仍是学生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尽管上海等地鼓吹反清革命的书刊已在流传，而风气闭塞的山西，就是在知识分子荟萃的学堂里，人们的口头禅仍是“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之类已经过了时的口号。然而，即便这些口号，对阎锡山来说，也是前此未接触过的东西，因而颇具吸引力。从以后的一些言论中，不难看出，他在政治上曾一度仰慕维新派的主张，比如他多次谈到清政府，“当维新而不维新”以致“丧失帝业”。这说明他当时在思想上是主张维新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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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公派留学日本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的三年，正是清政府为挽救自己的统治实行所谓“新政”的头三年。学习三年届满，又正是清政府增加公派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起始年。从这时起清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为了响应这一“新政”举措，山西巡抚决定在山西武备学堂选拔20名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其中3名由清朝政府资给公费。选拔工作当然只能以在校成绩为依据。经过甄选，入选名单中有阎锡山，而且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三人为清政府公派的公费留学生。
武备学堂赴日20名学生分别是：阎锡山、张瑜（五台县人）、黄国梁（陕西洋县人）、温寿泉（洪洞县人）、乔煦（阳曲县人）、金凤巢（山东人）、顾祥麟（江苏人）、焦滇（忻州人）、张维清（阳曲县人）、张呈祥（赵城县人）、王宝善（阳曲县人）、武滋荣（汾阳县人）、焦纯礼（忻州人）、郭建康、田国琛、李大魁（洪洞县人）、李伟旃、马开崧（浙江人）、姚以价（河津县人）、荣炳（阳曲县人）、王芝芬。
得悉儿子要负笈东瀛了，阎书堂好生欢喜，而更兴奋的是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他翻箱倒柜找出五台人清代大学问家徐继畬所著的《瀛寰志略》，要爱孙浏览掌握，要求他通晓世界大势，明了时代潮流。
回过家乡，告别邻里，再返省城，准备出发之前，山西省巡抚衙门包括巡抚张曾扬、布政司、提法司、提学使和一名道台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一概到场，召见这20名赴日留学生，并向他们谆谆训诫，满堂灌输一些效清忠君的话，大意是：“朝廷资送你们留学日本，你们就应该专心学习，以图报效。千万不可接近大逆不道的革命党人，听信邪说，误入歧途！” 并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
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阎锡山到了日本以后，很快就走上了与五大宪训示相反的道路。
阎锡山一行由候补知事吴春康充任监督带领，从太原起身，途经石家庄、北京、天津，坐过正太、平汉、北宁三条铁路线的火车，在天津登上日本轮船，负笈远游。沿途所见所闻，使他感慨万千，他不时点头感叹：
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
所以，当他抵达日本之初，脑海中便经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国小而强，中国国大而弱。以后日久，他从书刊上看到有关报道清政府愚腐的事情渐渐多了，才深深感到清廷*无能，委实误国太甚。
阎锡山抵日本未几，日俄战争爆发，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权益，竟在中国领土上开战，清廷反而腼颜宣告中立。这一桩大事，给留日中国学生很大的刺激。有一天，阎锡山翻阅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日本创刊的《中国魂》，他看了又看，从康梁等人的尽情揭发中，他彻底知晓了清廷的无可救药。但是他对康梁一派提出的救国主张，却认为“断难有望”，于是他愤愤然将保皇党编印的书刊，往字纸篓里一丢，说：
“保皇党怎么能救中国！”
从这一刹那开始，阎锡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出国前所谓五大宪千叮万嘱的“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告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立定志向，决心投身推翻清朝*政府的行列。
对于这段经历，阎锡山以后仍记忆犹新，他在1956年撰写的*中作了如下记述：
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书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清政府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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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追随革命（1）
阎锡山到日本后，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1906年入日军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一年，1907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
振武学校是日本士官预备学校，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创。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当时派遣去日本学习陆军的学生，曾入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进入士官学校。明治三十一年（1899年）由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