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长等职，期能学有实际，人无弃才。民国七年施行义务教育，分七期举办。民国十年成立国民学校一万九千七百余所，就学学生七十二万九千八百余名。学龄儿童已入学者，平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较之六年前增加十倍。各县高等小学逐年递加二百二十余所。同时为培养师资，先由各县设立师范传习所，复于八年冬设立国民师范于省垣。特设体育专修科，五年毕业。国民教育逐渐发展。同时分立平民高等小学七所，一律官费。各县设立宣讲所、阅报社、通俗图书馆。又特于省垣创立洗心社、自省堂，每于来复日（即星期日）*。又设立医学传习所，中医改进研究会，以沟通中西医药，以保民命。至国外留学生，按需要增加名额……。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发展经济文化 注重发展教育（4）
鉴于山西在教育方面的“成就”，1920年3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各省参酌山西办法，推行义务教育。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在同阎锡山的谈话中称“贵省教育发达，久已声闻海外，今日得亲至贵省观光，实为荣幸之至！”
此外，阎锡山在教育方面还有两个举措，这就是提倡“言文一致的白话”和推广“注音字母”。关于“白话”。阎锡山认为：
吾国义务教育，部章定为四年，此盖几经斟酌，实已无可再短矣。不过时期之或长或短，暂可不论，总需在此时间，将国民教成方算。何以谓之教成？孟子云：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是为废井。五谷不熟，不如荑稗。不成之说也。如欲其成，必须使国民教育毕业后，受此教育者，自己能继续增添知识，方算是成。如以此为目的，则现在所用文言课本，鄙人敢断言其不适用。因文言是一字一义，国民读此课本，四年后，绝不能看书报看告示，即不能增添知识，是废井荑稗之教育耳。循是不变，办教育与不办等。据鄙人想，欲国民教育之能收实效，非将现行之文字课本，改为言文一致之课本不可。何以要改？因其易于了解。譬如用文言课本，必十年然后能应用，改用白话课本，则四年可抵十年之功。何以故？因人自在父母襁褓之中，即学说话，凡所习见之事事物物，父母皆以教之，久知其名称，不过尚未知其字之如何写耳；入学以后，如用言文一致之白话课本，则师之所教者，皆其平日所习闻习知者，不过以向仅知其名称，今则并习其字义耳。故曰入校四年，可抵十年之功也。若现今所用之文言课本，则不然。你我二字，儿童在家庭习闻而习用者也，一至上课，则曰汝，曰尔，曰君，曰阁下，曰余，曰吾，或意同而字殊，或字同而义异，儿童读此课本，目迷五色，从前所习闻于家庭者，举不适用；故入校四年，只得四年之用，绝不如用白话课本之事半功倍也。课本改过以后，如官厅所出之告示，社会上习用之尺牍，普通人阅看之报纸，均改用白话；于是国民教育普及后，人人能阅书报，写信件，看告示，知识日增。然后此多数人，能为多数人谋幸福，此国民教育为人群生命之真义也。
既然在阎锡山看来，使用“白话”课本进行国民教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在其任内，一直提倡进行“言文一致之白话”教育，颁布有关规程，主张编辑学生易于掌握之“浅文课本及书册”，作为普及教育之“捷径”，以使国民教育达到“速成”。
关于“注音字母”。阎锡山认为，推行“注音字母”，对于识字者言，用处有三：“一可以统一读音。二由读音统一，可以统一语言。三可以使学生易于认识汉字”。“若不识字的人学下，亦有能以之传声的效果。”“若就行政上说：知事要有教百姓普遍知晓的事，亦可用注音字母，编成本地的普通话，印散民间，收效当亦不浅。”
有鉴于此，阎锡山把推行“注音字母”作为其“用民政治”的一项内容，写入《山西用民政治实行大纲》之中。该大纲的“民智”篇“社会教育”项下，第四项工作即为“分期普及注音字母”。经过一段时间的推行之后，1920年1月13日，阎锡山在对各区长讲“区长当前应做的二十件事”时，又重新强调“推行注音字母”，把“推行注音字母”与调查选送学兵、修理道路桥梁、迅速报告盗匪、划一度量衡、选送合格区警、提倡男女合校、提倡设立女学、提倡人民办学、改良家庭教育、选送合格农民、严密禁烟苗、选送学医学生、讲演选举利害、妥慎编查户口、普设洗心分社、各区均设邮柜、编造各项统计、转送府刊周刊、讲明包税缘故等，一并列为“区长当前应做的二十件事”，督令实施。
针对当时社会普遍认为注音字母之五声不易掌握，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疑虑，阎锡山还主持进行了推广试验。据他自己说，试验系“挑出五个小学生，五个士兵，随上级官长班学习。亲见这小学生三天便可以学会，士兵有七天亦可学会。”因而得出结论，“学五声，并非难事”。于是，以此为例，进一步宣传推广。
阎锡山在山西正式推行“注音字母”，是在1918－1919年之间。1919年7月18日他在“对各官吏第四十三次讲话”中，当提到官吏应注意补习国民教育并提倡学习注音字母事项时，曾明确告知“现在这注音字母书，已经订印了六七百万本，不日就来齐了，届时当派军用车辆，再送各县。你们回任后，即应注意推行此一事也。”由此可以说明，此时注音字母在山西已经开始正式推行。
关于推行注音字母的功效，阎锡山本人在1921年10月9日与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的会谈中的一段话对此作了说明。当谈到义务教育的作用时，他说：“本地亦甚提倡注音字母，且多编辑浅文课本及书册，以冀有所辅助。惟中国文字，同音而异义者甚多，字母代替音，不能表现意，其结果只能帮助认识汉字而已；若独立应用，尚不能见有实效也。”
三、发展经济文化 之于学生运动（1）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于不同形式的学生运动，阎锡山分别采取了不同的作法，或积极谋筹，设法应付；或借助民气，为我所用；或缓和矛盾，息事宁人。“虚与谋筹，设法应付”之于“五四运动”；“借助民气，为我所用”之于“晋矿归公”；“缓和矛盾，息事宁人”之于“反房税运动”。
1919年，正当阎锡山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埋头于山西省政建设的时候，爆发了遍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然而，在处理善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各帝国主义强国却不顾中国亦为战胜国（1917年与德国宣战，加入协约国）的事实，欲将德国在我山东的既得权益拱手转让给日本。对于帝国主义强国的蛮横作法，全国民众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在此情况下，北洋政府派出的和会代表，向和会送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益直接归还中国，同时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然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意愿，拒绝了我方代表的请求。消息传到国内，国人无不义愤填膺。于是，以此为导火线，以5月4日北京学生的示威*为标志，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浪涛很快就波及到了山西。5月7日，山西省城太原各中学以上学校学生两千余人，在海子边中山公园*。他们高呼“誓死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发表讲演，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决定成立太原市大中学生联合会，举行*示威，向省公署、省议会请愿。对于骤起的学生运动，阎锡山主动谋筹，予以应付。当学生*队伍到达省公署门口时，他既不对之以武力（只是以卫兵拦截，要求派代表进入），也不亲自出面。只派出政务厅长崔廷猷接见了学生代表。
太原市大中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不久，北京学生联合会山西籍的北大学生高君宇回山西指导工作，天津学生联合会也派代表到太原商讨统一行动。于是太原各校学生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举行罢课。此后，一周之内山西大学、太原一中、一师、工专、农专等11所大中学校的五六千学生相继罢课。学生纷纷上街讲演，宣传爱国主张。在此基础上，罢课学生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再次向省公署、省议会请愿，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查封、焚烧日货，把山西的爱国运动推向高潮。对于日益高涨的学生爱国运动，阎锡山再不能无动于衷了。然而，他并没有如法炮制，像北京的北洋政府那样，冲击*队伍，逮捕爱国学生。而是两面周旋，一边答应学生代为转呈请愿书，安抚学生；一边电告北洋政府内务部，称“近日迭奉中央院、部各电，再三晓谕，晋省学界尚无何种风潮，惟学生于课余之暇，讲演本省所编《人民须知》，秩序毫不紊乱。至恐有流氓聚众滋事，叠经严加防范，不致滋生事端，现在地方安谧如常”。 为应付北京方面，虽然也按常规作了应急的准备——在省公署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皮带队，第二道是矛子队，第三道是盒子炮队” ，以防万一，但并未轻易大打出手。为应付学生，他也曾查封了一些日货，还在查封的日货中象征性的焚烧了部分东西，但真正的功夫却下在幕后。在上述这一切进行的同时，阎锡山暗中一面命令各校校长要求学生复课，一面召见学生运动领导人，做说服工作。
三、发展经济文化 之于学生运动（2）
“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爱国学生的一致行动下，在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声援下，以中国代表拒签和约为标志而胜利结束。“五四运动”之后，是年7月，阎锡山对山西军政两署人员作了下述讲话，他说：“欧战告终，美总统威尔逊提倡和平会议，于本（八）年1月18日开会于巴黎，各国均派全权代表与会，我国亦派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五人为和会专使，前往出席。关于山东问题，我国代表要求青岛及山东一切权利由德国直接交还，日本则力争继承德国权利。我代表不得已提出让步办法，准德国将山东权利移让于五强，由五强还与我国，日本代表仍极力抗争，致欲与意国协同退出和会，以为挟制。和会卒徇日方之意，草草结成山东条款。消息传来，举国震愤，北京学生乃于5月4日大举为外交示威，一面通告海内外，主张对外交问题坚持到底，一面推代表赴各国驻京使馆表示国民对于外交之真正意见。又以此次外交失败系受民国七年条约之束缚，因之痛斥当时外交关系人曹汝霖、章宗祥等，而各省学校亦纷纷成立*会，起而响应，是为‘五四运动’。政府鉴于民气激昂，乃电令专使团对山东条款主张保留，和会不置可否。及签字日期愈逼，我代表再向和会要求转圜，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再改在约外，亦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仍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妨碍将来之提请重议。不料直至6月28日竟完全被拒，我代表团不得不拒绝签字矣。”从而进一步得出结论，“此次民气振奋，列强仍不以中国为不可侮辱，此即所谓‘弱国无外交’。”因此必须“自强救国，发奋图强，不容稍懈。” 表达了他对“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的认识，以及对北洋政府一再退让的所谓“弱国外交”之不满，并由此得出了要使国家不受外国列强侮辱，就要“发奋图强”“自强救国”的结论。
继“五四运动”之后，受其影响，1920年底至1921年上半年，山西又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晋矿归公运动”。
运动的起因是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所颁发的《矿业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国内矿区，但有中国国籍者，均可领照开采，亦可与外人合办。”由于有此规定，“山西矿业遂引起多方面之觊觎，前来争取者络绎不绝”，山西矿权大半被私人划领。“本省矿产本可由本省人集股自办，但为少数股东坐享厚利，于全省人民无所补益”，引起省人的不满。从而掀起了“晋矿归公”的浪潮。这一浪潮由青年学生首先发难。在学生会的组织下，学生们一面发起矿务讨论，明辨是非；一面展开舆论攻势——散发宣言，拍发函电，上书请愿，进而直电北洋政府农商部，声明晋人誓不承认“矿业条例”，提出山西矿业应归山西人民公有。5月7日，情绪激昂的学生在省城太原海子边“举行十一校3000余人的*，讲演中有一学生当场啮指血书，表示争矿决心，观者听者，无不动容。”
阎锡山兼长山西省政后，即有开发山西矿业之筹谋，故而对于“矿业条例”之规定自不以为然。“晋矿归公运动”的兴起，正中他收回山西矿产权利之下怀，因而采取了与“五四运动”时略为不同的态度。他虽未出面表示支持，但事实上默认了学生的行动。在此情况下，学生的行动不仅得到了省农会、省教育会、总商会、全省自治促进会、报界协会，以及各县群众团体的一致支持和声援，而且得到了省议会的首肯。新闻媒介各报还开辟专栏，登载矿务论文，展开深入讨论，推波助澜。对于学生提出的“通过矿产公有案”之要求，阎锡山不再推诿，而是交由省议会公开召开会议，予以讨论。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发展经济文化 之于学生运动（3）
“省议会开会六次，讨论矿案，学生旁听的由180多人增至290多人。最后，省议会于5月24日决议通过组织‘晋矿公有临时管理处’及董事会选举规则，同日致电北京农商部转达《矿业条例》在晋不能有效之意。5月28日选出董事及候补董事38人，并以兰承荣为董事长。6月2日，‘晋矿公有临时管理处’正式宣告成立。” 至此，以学生为先导的“晋矿归公运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阎锡山借助民气，为我所用，摆脱了“矿业条例”的束缚，收回了晋省矿权。对此，阎锡山本人于事后在给旅京山西同乡会梁伯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