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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阎锡山很赞成日本的富国尚武之道，但并不赞成日本推行的武士道精神。他考虑问题总是“执两用中”，他一向认为：“中的人道是依据中处理人道。中是什么，是不偏，不过，不不及。不偏是部位的定点，不过、不不及是程度的定点。中的本质是个一，但不是单纯的一，是二而一。二而一，不是二的哪一边，是二的平衡。无二即无一，二不平衡也不是一，一才是中。”并认为“人事的施为，皆是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所谓中的人道即是凡所施为均须适合不偏、不过、不不及的中”。 按照他的这一理论，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武士道精神持批评态度，认为日本尚武太过份，也难免不遭失败。他在《早年*》中说：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阎锡山对日本总的印象是好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日本对军人的敬重和全社会的尚武精神，更使他羡慕万分。但是他并不欣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它不符合“中”的施为，势必要遭到失败。
二、青年习武 佯病济助日人
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同情者和赞助者。其中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就赞助颇力。同盟会会员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他们抨击政府的活动也多加支持。阎锡山认识一位社会党人，叫大杉岩。两人关系相当密切。大杉岩因政治问题被日本政府关入监狱，其夫人及其同党向阎锡山求助。阎当时的经费也并不宽裕，但出于革命情感，仍答应设法相助。那么，如何弄钱？阎苦思了若干天，后终于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妙法。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旅日留学生，一旦滋病，可向驻日领事馆领取日金五元的医疗费。于是阎锡山便和一位也是社会党人的德国医学博士商好，佯装患病，经由他诊断，允准住院治疗实际没有的疾病。那时，日本的医院只顾经济效益，并不注意病人的病情，阎在一家医院一连蒙混住了6个月，一边看“病”，一边研读军事操典，将在领事馆所领到的医疗费除支住院费外，约剩900日元，如数捐赠给大杉岩的夫人，用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阎锡山这一义举在留日学生中，知者并不很多，当时只有和他特别亲近的赵戴文等几人知晓。
阎锡山和赵戴文是同乡，是到日本后才认识的。赵戴文，五台县东冶镇人，当时在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在东京山西同乡会上，两人一见如故，谈论投机，遂成好友。阎先于赵参加同盟会，又介绍赵参加同盟会，赵入会的主盟人是同盟会执行部内务长朱炳麟。赵戴文入会后，更成为阎锡山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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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习武 回省发动革命
1906年6月阎锡山在振武学校结业后，决定秋季入日本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赵戴文也已毕业。那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商讨改订中国同盟会新章程，阎锡山又几次拜谒孙先生。当时，孙中山认为北方民风顿塞，急需做好革命的发动工作，于是便派阎锡山利用入伍实习前的几个月，和赵戴文回省做发动革命工作。
阎锡山偕赵戴文收拾停当，立即启程。启程时他们随身各携带炸弹一枚，以备发动起义时用。到了上海港口，因为知道海关检查很严，阎锡山便把赵戴文所携带的炸弹也要过来，并对赵说：“如果被查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赵戴文说：“我站在前列，你站在后列如何？”阎说：“站在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会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到了海关，果然海关人员对站在前列的人检查得没有后列的人那样细密，他们二人得以顺利过关。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阎锡山的机智和勇敢，以后他多次引以为豪地和人说起。一过海关，他就曾以教导的口气，对赵戴文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
阎锡山和赵戴文从上海溯江到了汉口，在一家旅馆中住下。在房间的墙壁上阎看见写着：“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的两行联语，心想这两句话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要不然，就不会有这种感想。并将如此想法告诉赵戴文。赵也有同感。那么，这两句话到底是不是革命党人所题？很难证实，也许真是，也许题者无意，阅者有心。
回到山西后，阎在河边村住了5天，看望了阔别二年的亲人和乡族，就和赵戴文到五台周围各县和雁门关内外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和僧侣宣传革命，鼓吹反清，历时近三个月。
这次回省布置革命，对阎锡山和赵戴文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通过接触群众，了解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发动政治革命决不是仅凭几句政治口号就能了事的，更不是只靠课堂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这些认识对阎锡山以后重视运动军队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1906年秋，阎锡山按时返回日本，进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总计1年。在实习期间，他潜心研究自认为将来对革命很有用场的近代兵书，并在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两本军事教义，一本是注重改善军队编制的《革命军操典》；一本是侧重夜战的《革命军战法》。这两本书虽说只是手稿，当时不可能付梓出版，对士官学校师生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阎锡山自认为很有实用价值，并很想将此付诸实施。
正好在他实习的后期，即1907年春，广东钦州三那地方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群众队伍曾一度攻入钦州城。阎锡山从上海报纸刊载的消息中得知后，非常兴奋，很想回国参加，因为那时他所编的《革命军战法》已经脱稿，思图借此机会参加革命行动，将《革命军战法》付诸实践，为此他便向联队正式提出退学呈请，然联队觉得无权准允，没能批准。正值此时，报上又载登了革命军遭挫折退出钦州的消息，阎锡山看后，心情才平静下来。他在《早年*》中写到：
其后在弘前步兵31联队实习的阶段，看到上海报载，广东钦州被革命军占领，兴奋之余，即向联队提出因病请求退学之条呈，因为那时我的《革命军战法》已经编成，急欲亲往钦州参加革命行动，对我的《革命军战法》实际作一试验。结果日本联队长未批准我的退学请求。当批驳之条呈发下，又见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于今思之，*我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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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朝鲜观感
1907年7月，阎锡山在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一年期满，转入东京士官学校。
士官学校是日本政府设置的专门的军官学校。在“军国”兴国的日本，其知名度是很高的。但在士官学校学习时，阎锡山读书的兴致并不很高。其原因：一是由于热衷于反清革命，时间多半用于联络同志、开展工作上，并“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 二是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学军事的学生存有戒备之心。自蒋方震（百里）在士官学校拿了第一期的头名“状元”，并在毕业典礼时得到日本天皇亲赐的指挥刀后，学校当局一直耿耿于怀，教官也对中国学生另眼相看。他们多方防范中国学生再度夺标，并从第四期后让中日学生分开上课，对中国学生处处“留一手”，以后甚至不让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起住，一起吃，致使中国学生颇感不平。阎锡山本来就不太重视课堂知识，在受到如此不公后，更觉得无须在功课上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平时只用较少的时间应付功课，即使对被视为学生“命根”的考试，他也只是敷衍一番。如考算学，他往往不用公式，不经演算，而直写得数。教师只给记及格分，他也毫不在意。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和一些同学计划绕道朝鲜旅行，浏览一下三韩的风光。然而，万没想到在日本恐怖统治下朝鲜人民生活得如此可怜。
朝鲜在甲午中日战后，逐渐被日本鲸吞。1904年2月23日，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了“韩日议定书”，11月，签订了《乙己保护条约》。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24日，日本又强迫朝鲜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使朝鲜各级政权机关完全置于日本的把持之下。在日本军人的统治下，朝鲜人过着低三下四的殖民生活。
阎锡山到朝鲜的时候，正值日本密谋策划武力吞并朝鲜。同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就通过了吞并朝鲜的决定。次年8月，朝鲜国王承认日本提出的《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从此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当阎锡山来到朝鲜的京城汉城参观王宫时，适逢大臣们下朝。一看见西装革履的阎锡山等人昂首阔步，大臣们误认为是日本人，于是人人流露出瑟缩之状，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连街心都不敢走，一个个紧贴墙壁，缩头缩脑，匆匆而过，每走几步，还担心害怕地向阎锡山他们偷窥几眼。朝鲜大臣的这副可怜模样，使阎锡山不难想象，他们平时一定是经常受日本人的欺负凌辱，所以才不敢坦然行走和无畏直视。这更使阎锡山推想到亡国给人民心灵上带来的灾难。大臣尚且如此，百姓恐惧痛苦之情就更无法形容了。于是阎锡山深切感慨道：“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
晚间住进旅馆，曾有一位朝鲜报社的记者，前来访问这一批来自日本的学生。当记者知道他们都是中国人，心里按捺不住难过之情，顿时情不自禁地流出心酸的泪水。最后这位记者无语掩面而别。
从汉城到平壤，阎锡山沿途看到一幢崭新的独立洋楼夹杂在旧式房屋之中，显得特别出众超群，感到非常奇惑，经问询才知道那是一所*学校，是专门训练*供日本达官贵宾娱乐的。阎锡山听后，更深感亡国之民的苦痛，不禁暗自叹息道：“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了。他认为，亡国的危险一定要告诫国人，使人人知晓亡国的苦楚。所以，以后他回到山西，经常向革命党人讲述亡国之可怕，又大声疾呼救亡之必要，喊出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后，他先当山西督军后当山西省长，多次对山西民众大讲亡国之害。在一本山西省整理村范的小册子里，曾记述有这样两条醒目的标语，分别书写在各县、村的墙壁上，以警示民众：“治病要在人未亡之前治疗，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
《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无可争辩地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所以阎锡山的警示，在当时对唤起山西人民的救亡意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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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1）
1909年4月，阎锡山等绕道朝鲜回国。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从1906年到1908年，孙中山和黄兴连续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海外经费告竭，筹款困难，党内争端迭起，内部陷于分裂，许多革命党人意志消沉。而清政府收买人心的预备立宪活动，却搞得热热闹闹，各地咨议局纷纷成立，立宪派大造舆论，动辄拉上几万、几十万人签名上书，摆开队伍轮流伏阙请愿，看上去颇有气势。相形之下，革命党人却大有冷清寂寞之感。《民报》早被封禁，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虽然极力鼓动人心，图谋再举，但这一年内竟组织不起一次反清起义。在革命处于艰难之岁，阎锡山瞻望形势，观察风色，认为革命党人要掌握兵权，有必要选择一条缜密稳妥的路子，那就是在下层搞兵运的同时，也要做上层的工作。
阎锡山一回到山西，被安排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官。与他同期回国的温寿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学堂任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等同盟会员以及黄国梁、姚以价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由于训练有方，三个月后，阎锡山升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按说他的升徙是很快的，但阎并未满足。为了使回省搞兵运的同盟会员不致于因工作分配而涣散斗志，更为了求得实际掌握兵权，阎锡山进行了多方活动，目的是要直接跻身军界。
阎锡山首先瞄准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姚不仅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根深腰硬，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部侍郎（次长）。阎锡山积极和姚拉关系，甚至为姚出谋划策，于是逐渐博得姚的信任。
其次，阎锡山还利用他父亲的关系，紧紧拉拢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梁善济。梁善济是山西崞县人，清朝翰林、立宪派在山西的首脑人物，与当时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密切。虽然在政治上说，立宪派同革命党是互相对立的两派，但阎并未�